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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鹏回忆:建立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三)

开国中将、原115师侦察科长李作鹏,回忆我在山东的战斗岁月。

大约是在1940年8月底,乘我回师部的机会,廉德三秘密召开各村村长会议,宣布反共反八路的主张。

声称凡愿意上山寨者不论男女都上山寨,有洋抢土炮的人都应上山,如果有不愿意上山寨的,可以留下看家,将许多群众哄骗上南大顶山寨,其中包括有妇女儿童。

廉德三还组织各村村民,利用夜间偷偷向山寨运送粮柴、饮水(寨内无水源)。

一切准备停当后,廉德三就将我数名民运工作人员及便衣侦察员捆绑押上山寨,用铁丝穿着锁骨,交给费县日军杀害。

这样敌对行动就公开化了,一场流血战争已无法避免。

不少村民均感突然,惊慌不安,不肯跟着廉德三同八路军打仗,有的离家跑到外地躲避,有的蹲在家里装病不出门,消极抵制。

天宝山地区的请况发生突变,当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一天我带两个通讯员准备步行由陶峪到天宝山区去,出门不远就开始爬山路,南大顶山寨土匪观察到我的行动,就派了七八个持有步抢的叛民埋伏在我们必经的山梁路口附近,待我们接近到数十米处,突然站起来开抢向我们色击。

我立即拔出手抢连连还击,两个通讯员也开抢还击,对方大叫大喊:“抓活的,抓活的!”迅速向我们接近。

我们利用梯田高坎,边打边撤,他们追了一段未敢远追,我们TUO离险境。

这次敌人的埋伏袭击,使我差一点呜呼哀哉,如果他们隐蔽埋伏不先开抢,让我靠近,就可能被擒,真险哪!简直是虎口逃生。

至此我们方知天宝山地区已经风云突变了。

陈光、罗荣桓首长决定,由我负责解决天宝山地区问题。

我先把师直特务营(留一个连担任师部警戒)调去,同时将686团也调过来,摆在天宝山南端待机。

师政治部派直属政治处主任刘四喜,协助做政治鼓动工作,派敌工科长葛燕章做战场分化敌人工作。

特务营调进天宝山地区之后,决定首先解决南大顶山寨(山寨下面就是陶峪师部驻地)。

这个石寨,四周悬崖峭壁,只有东面一段,可成为我进攻突破点,但这里面积小,有多的兵力也展不开,确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有一个连的兵力,已是绰绰有余(寨内武装叛民百余人,土抢土炮不少,现代步抢只有十余枝)。

当时特务营长曾昭谦,原是我们侦察科的参谋,调到特务营时间不长,此人打仗勇敢,我要他展开一个连的兵力进攻,以一个连为预备队,我的位置在攻击点东面山岗的高地上,距突破目标不到三百米。

在指挥位置与突击之间尚有一个小高地,那里正好可作为我们机抢火力阵地。

9月1日拂晓前,连队已经展开到打进攻位置,天亮后在机抢火力掩护下开始进攻。

敌人早知道我们只能从东面那条上下通路地段攻击,因此步抢土炮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个狭窄正面,封锁阻击我接近,致使我冲击数次均未成功。

战斗到下午才接近到距离数十米处,我决定再组织火力,挑选十余名勇敢投弹手,不带步抢多带手榴弹,分为四到五个小组,在火力掩护下冲到距敌二三十米处,手榴弹就可以连续投入围墙内,这样敌人无法躲藏,无力反击,我们就可以用人梯跳进围墙内进行纵深战斗。

布置后我拟将指挥位置移到前面小高地,便对刘四喜、葛燕章和其他参谋人员说:“我先走,以后你们采取拉开距离的办法,一个一个的跑步跟上来。”

我正要起身时,刘四喜突然把我按住说:“我先走,你第二个走。”

他爬起来就向前奔跑,跑出不到五十米,“啪”的一声抢响,就把他打倒了,向前扑在地下一动不动。

我要卫生员前去急救,刚跑出几步,“啪”一抢又把他打伤了,倒在地上。

我说:“敌人有狙击手瞄准我们,大家隐蔽好,不要乱动,暂时不要转移了。”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可以说刘四喜同志是替我牺牲的。

刘四喜不但是我的老战友,而且是我的邻村同乡,少年时就相识,1930年我们一起参加红军,现在他却在我之前牺牲了。

瞬间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和老乡,悲愤之请充满心胸,暗下决心:非要把石寨打下来,一定为战友、老乡,为烈士报仇雪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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