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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四大案之郭桓案

更新时间:2022-04-27

文章导读

每个王朝的初建，一个是需要建立和恢复国家机械的正常运转，对应的则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利的分配，平衡和重组。二是需要恢复经济的发展，这在古代主要表现在农业政策的确立，对于广大农民的剥削，对土地，人口和赋税制度的恢复和重新建立。

封建帝国中的君权和相权实际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暂时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通过“蓝玉”案，又牢牢掌控了军权，两大案件实际上都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的结果。而“郭桓”案则更加复杂，对于郭桓案，要想看清得从认识朱元璋本人出发。

郭桓画像

朱元璋统治思想的形成

朱元璋统治思想的形成总结就两点：

1：早年的贫苦经历累积，让其对于普通百姓始终保持同请和体恤，尽量减轻对于农民阶级的剥削。

2：对于元朝灭亡的总结，让其对官员腐败极度厌恶，同时元末时期君权旁落，君主无力把持中央，朱元璋誓要避免，加强君主权利。

对于元朝灭亡总结所得出的行政思想，实际最终服务于其早年经历所累积形成的思想，最终形成对官僚严酷，对农民体恤的行为纲常，对于权力也尽可能的不下放。

郭桓案的爆发

洪武十七年（1384年）五月，户部侍郎郭桓被升迁至户部尚书。古代设六部，户部主管人口资源和国土资源，掌控全国各地的财政大权。从“副部长”转正的郭桓，一举成为国家的财政大臣。

同年十月，郭桓到浙西道视察，而浙西道长官黄文通竭尽浑身解数“表现”自己，待郭桓一到，便直接将其接到自己家中，各种珍宝，金钱奉上。郭桓也心领神会，不做声SE，继续视察，之后又与黄文通等人相互勾结，合伙私分了浙西道各州银钞50多万贯。还在浙西道巧立名目，私自增加税收等等，大肆贪腐，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但在浙西道所贪腐数额实在太大，财政漏洞难于掩盖，各级官员沆瀣一气，涉及官员众多，一旦被查，人人都有问题。浙西道也不乏有良知的官员，不久便有人举报郭桓，仅仅到当年年底，郭桓便被撤职，任职户部尚书仅仅7个月，便又被撤换回户部侍郎。

官变小了，但这不意味着贪腐就没了，凭借着之前累积的人脉关系，依旧大肆贪腐，官变小了但胆子却变大了。此后3个月，他更加肆无忌惮，国家军用粮仓里积蓄3年的粮食被他盗卖一空。他还与全国除京师应天（今江苏南京）以外的其余12个布政司的官吏相互勾结，通过巧立名目、涂改票据等非法手段，共窃取银钞600万张。

如此大规模的贪腐，甚至到了全国沦陷的地步，很难将责任归咎于某一个人。

洪武18年（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举突然告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与中央的户部侍郎郭桓、户部干部胡益、王道亨等相互勾结，吞盗官粮，数目巨大。其手段与在浙西道一样，要么就是巧立名目收税，要么就是票据作假。

朱元璋在得到确切消息后，勃然大怒，誓要严查，随即任命吴庸为专案调查组组长，负责牵头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从最初爆发的北平迅速向江南地区蔓延。除了郭桓外，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纷纷被查出严重的经济问题。

把郭桓贪腐的钱和各种珍宝等等全部换算成粮食，竟然高达1700万石的粮食，加上他与其他人合伙贪污的700万石的粮食，总计高达2400万石的粮食。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明帝国秋收征粮的总和，如此数量震惊世人，随之而来的便是朱元璋的严惩。

除郭桓外，吏部尚书余熂也掉了脑袋，12个布政司中的各级官员被斩者无数。

除此之外，不少粮食流落民间，在大规模的追缴运动中，冤狱遍地，《明史·刑法志》载“死者数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