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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四川人,不该被遗忘

国民党有过几十名陆军一级上将,其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也有一些报上名字,要愣一下的人。刘湘这个名字,介乎两者之间,但他却是值得书上一笔的一级上将。不仅仅是因为他,也因为他身后的300万四川子弟兵。

用刘湘自己的话来总结,自己49岁之前的经历是四个字:“不甚光彩。”

1888年出生的刘湘,20岁时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立志从戎。

在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刘湘一直都是站在袁世凯这一边的,并且立下了汗马功劳。1917年,刘湘29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从1918年到1933年的15年,是刘湘在四川沉浮的15年。刘湘和一大批四川的大小军阀恶斗,连年征战,终于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成为公认的“四川王”。

从1933年到1937年的这4年,刘湘又开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卢沟桥一声抢响,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三天后,刘湘就做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举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

当时全国那么多大小军阀,刘湘是第一个致电蒋介石要求抗战的人。

7月14日,刘湘通电全国,称“日军侵略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绝”。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在那场会议上,主战派与主和派都有,蒋介石说,你们表决吧——表决不是举手,而是要起立。蒋介石说,同意和日本人打的,站起来。“呼”的一声,刘湘带头就站了起来。

刘湘做出承诺:“四川愿意出30万军队,500万壮丁,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

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们的民族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人都要说日语了!川军要为民族、为国家尽忠!”

川军出川的第一仗,就是被称为“绞肉机”的淞沪战场。

1937年9月,川军第二十军在杨森率领下,进入淞沪战场——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部队。

川军当时在全国军界,被称为“中国最糟糕的军队”,或“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因为川军的军事素养一般,装备更是非常差。几十万川军,短裤、草鞋,背着“老套筒”(开几抢可能就哑火了),甚至背着大砍刀,就热血沸腾地出川了。而杨森的第二十军,更是川军中装备最差的一支部队,以二十军第二十六师为例,一个连有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抢和五六十支步抢,有的步抢的抢柄是用麻绳系着的,以防TUO落。

刚刚抵达上海,二十军就被投入到惨烈绞杀的上海大场一带的阵地。

军长杨森视察阵地时,发现日军的火力装备远在简陋的川军之上——别说川军,就连德械装备的中央军也完全不能匹敌。但他依然做了一番战前训话:“我们二十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所以才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我们这次打的是国际战,是最光荣的!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我们就要亡国,我们要为国牺牲,这是最光荣的!”

面对日军排山倒海的攻势和漫天炮火,还没来得及休整的二十军接替友军防务,迅速进入阵地。

一时之间,很多四川士兵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巨大火力,铺天盖地向自己倾泻而来。日军一轮炮火轰击,川军有时整个排就被炸死在战壕里。伤亡巨大,但二十军死战不退。

杨森原先也是打内战的“好手”。但在出川前,他曾对着将士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二十军没有辱没使命。

另一支奉命进入山西的川军,命运更坎坷了。

进入山西的,是川军将领邓锡侯麾下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发前,川军部分旅长和团长,以为会得到中央给的补给,士兵们穿着单衣、带着简陋的武器就出川了。但到了西安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拒绝补充物资,让他们找“山西王”阎锡山。

经明的阎锡山推诿: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要和军需物资,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没办法补充。结果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十一军整整一个军,仅得到了阎锡山给的山西造轻机抢20挺。

在缺衣少抢的请况下,部分四十一军的士兵砸开了阎锡山的军火库,自己补充军火。这下惹恼了阎锡山,要求将川军赶出自己所辖的战区,因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于是满腔热血出川的川军,遭遇了一个尴尬局面:各个战区都不愿意接纳装备低劣的他们。

这时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站出来表态:来,到我这里来!

1938年1月,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进入第五战区,开始加入徐州会战。在这场惨烈的会战中,全国都知道了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因为他们死守了滕县城三天,是后来中国军队获得台儿庄大捷的关键前提。

当时负责进攻徐州的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之前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在滕县,日本最强的部队和中国最烂的部队不期而遇。

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四川新都人。在那场著名的“滕县保卫战”中,他身先士卒,在知道援军抵达无望之后,发出电报“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一直坚守到城破的最后一刻。

根据李宗仁后来的回忆和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记录,王铭章在城破之时,坐镇城中心的十字街道继续指挥巷战,最后身中数弹而亡。同时殉难的还有师参谋长赵渭滨及川军一二四师(当时在城外血战)参谋长邹绍孟等人。

王铭章牺牲后,守城的川军继续战斗,除少数突围外,全师5000人尽数殉城(有不同说法,说没有那么多)。最后不愿意投降的数百川军,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李宗仁后来留下评语:“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尽管被分散到各个战区独立作战,但川军确实打出了自己的血新。

在整个抗战期间,一共牺牲了24个少将以上军衔的川军将领,占到整个中国军队牺牲将军数量的十分之一。

据统计,全面抗战八年来,一共有40万川军出川抗日,参加了抗战中所有的正面战场战役,其中有26万川军埋骨他乡,再也没有回来。

1937年到1945年,全国征兵总数为1400万,其中四川贡献兵员320万,占全国总兵员1/5强。

不仅仅是出人,还有出钱。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1937年至1945年,中国财政总计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达到了1/3。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就是这样一支装备如此简陋的川军,当年浩浩荡荡,满腔热血,出川抗日。

中国的军界,原本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但自抗日战争川军出川之后,多了一种说法,叫“无川不成军”。

后来在汶川大地震后,互联网上又有了一句话:

“川人从未负国,国人绝不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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