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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宁德网

临下乡前一个女人来找父亲，说她在康厝村有一套房子，不妨给我们住，空着也是空着，而且房子空着也容易坏，不如住人。父亲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吧。

这个大婶和我们村的一户人家有亲戚关系，所以会起来也多少沾点亲，说话也随便些。她老公现在在一个山区县开客车，她全家都跟了上去，所以房子没人住。至于房租，她说随便。

我们跟她约好了在公社门口等。那时父亲在公社任副主任，一个小官，不过在当地还是有点影响的。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出来时，她已在门口，中等身材，长得很壮实，留着短发。我们越过公路，沿着一条街道往下走，到了十字路口，拐进一条小巷，面前是一所学校的草场，从草场左边往后走，不一会儿就到了。

这是一所木头建筑的民居，房子有点老，厅堂没有铺三合土，我们从厅堂往后走，从一条小水沟的侧门进去，就是她所说的房子。房子房间铺着木板，洗刷得很整洁，前后一共两个房间，厨房连着卫生间，厨房还可以放一张饭桌。父亲看了还比较满意，说就这里好了。

等学校里的正式告别会开过，公社给我们三个下乡的公社干部子女请了一餐饭，第二天我们就正式到了村里。公社知青办给每位知青一把锄头、一担尿桶、一领蓑衣，我就领着这些东西到了房子里。我安排自己住进了前面的房间，前面的房间光线好些，靠窗有一张小桌子，可以看书，写点东西；后面的房间就留给父亲或姐姐住，那时姐姐在附近教民办，星期六星期天偶尔回来住住。

住了几天才知道，这里的邻居有点特别。靠左边前面的一户人家，媳妇是一个哑巴，人长得还不错，要个头有个头，要肤SE有肤SE，就是爱叫，爱发脾气，所以经常听到哑巴的叫声；靠左边后面的另一户人家，男的没有娶媳妇，到一个山区村租了个老婆，老婆时来时往，给了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儿跟他作伴，他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缠了脚的，走路不利索，男的大概有五六十岁了。两个家庭皆有请况。小女孩有时没事，就经常趴着窗户往我里面看，一来客人，就看着不愿走了。

我们下乡时间是6月28日，所以一到村里，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双抢”劳动中。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种，就是要在7月中旬开始到8月初约20天内，把生产队内全部田里的早稻抢收完，把全部田里的晚稻抢擦完毕，期间还要晒稻谷、完公粮余粮，所以十分紧张。这时候，绝大部分的生产队早上都集体做饭，凌晨三四点吃了饭就到田里开始收割，这时天往往还没亮。等到中午11点左右，天气大热了，我们的稻谷也割得差不多了，就一人一担稻谷挑着往回走。我所在的生产队田地都在平原里，道路还比较好走，但饿着肚子，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再走三四公里的路，绝不是好受的。

中午生产队不管饭，回来还要自己做饭，面对冷清的炉灶，一股悲凉不禁油然而生。

忙完了生产队的活，有了一点时间，大队里的民兵训练和团支部的活动又开始了。特别是民兵训练，我们都要到县里训练，学习做草、色击、扔手榴弹，扔手榴弹是最紧张的，训练快结束时，每人扔一个实弹，县人武部的教官就在旁边，就怕你失手掉到脚下，这类事故很多，好在我认真完成了，没有失手，心中舒了一口气。团支部的活动就是偶尔开开会，出出专栏。那时我是团支部书记。

东家这个大婶，偶有回来，看看房子，就在后面的房间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下乡的第二年，忙完了“双抢”，就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知青就全部进入紧张的复习状态。由于我们在高中时，忙于做“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分专业班学实用技术，课本几乎被扔在一边，所以高考对我们是不利的。我本来想报考文科，以避免数理化方面的单薄，想不到写信给原来的初中语文老师咨询时，她极力推荐我报考理科，说不然我一辈子会后悔的，因此我改报了理科，但这样也增加了复习的难度。于是把习题拿来一道道的做，然后对答案，父亲也请了康厝中学的老师来辅导，母校福安三中也开设了辅导讲座，多多少少有了些促进作用。

12月高考，高考结束不久，就传来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考生考上大学的消息，其中有我一名。最厉害的一个考上了浙大，一个考上了厦大，一个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我们三人考上了福建农学院，我没报农学院，是超志愿录取。

我到大学报到时，没有看见东家，房子留给姐姐他们去打理。后来听说第二年，东家这个大婶就得了脑溢血去世了。可惜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但她在我下乡时，给我提供的住处的方便，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前几年，有一次母校活动，我顺便到下乡的地点看看，结果看到，学校后面，我住过的房子已夷为一片平地。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邻居他们人呢，到哪里去了?也不清楚，深感人世沧桑，至于如此，心中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