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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乃乃

二乃不知有没有姓，按照中国人的姓氏习惯，是肯定有的，但她从来没有说，也许自己早忘记了。

村里人大都叫“二乃”，当然也有叫“二太”的，那是按照二爹的辈分排下来的。二爹早就离开了人世，在我还没有出生时。我对二爹的印象很模糊，我那时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样子。

我的母亲后来说：她是从四川逃荒过来的。一句话其实包含着很多经历，当然也有辛酸。我不知道最初是一个人逃荒还是一家人逃荒，从遥远的四川来到湖广，像我们的先民填四川一样，一路奔波但漫无目的。我宁愿她是一家人来到这湖广的某个角落，至少路上还有一些温暖。按照她最大的儿子年岁追溯，那个时候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兵荒马乱，对于蚁民，就是朝不知昔。但庆幸的是她活了下来，并且还算长寿。

她或许真的记不住家乡，或许家乡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她记忆，反正，母亲说：她从来没有谈过家乡，也没有谈过亲人，更没有提自己的名和姓。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不知道她是否动过思念家乡的厘头？也许，一个人终其一生在外飘泊，那种刻骨铭心的痛实在不足与外人道。我听说汪氏正在刻印族谱，我不知道印在族谱名字上的“二乃”是用一个什么符号。

那是一个怎样的人啊？皮肤白净，头发很长，梳理得很整洁，可以想见年轻是一个美人胚子。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见人总是一脸的笑，很慈祥和蔼的那种。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母，想象我的祖母大概也是这样。我至今还能够记得那微笑时舒展的皱纹，像雨后清莲上晶洁的细水珠在荷叶上缓缓舒铺，全然没有沧桑的遗尘。她说的是本地的方言，没有一点川渝人口音的影子。那一定是一个久远的梦，梦中的山月像烟树一样M离。

当我年幼时，母亲照样要到生产队挣工分，只好将我托付她照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顽劣，但反正一直很幸福、很顺利地成长，无病无灾的那种。这成长的步履，最初就得恩于她的照料。盛夏的傍晚正是母亲紧张做农活的时候，二乃为我洗澡，洗衣服；冬天母亲要去工地赶工，披着星星出去，戴着月亮回家，万籁俱静时，陪伴在我的身边是二乃。

门前就是一块池塘，玩泥巴，追蝴蝶是童孩最日常的节目，那里曾有无辜的生命湮灭，如果没有她的眼睛，也许有更多的悲剧发生。但这些于我没有记忆，两三岁的行为有谁还存在脑海呢？我唯一有些印象的是在盛夏的傍晚站或躺在竹床上，蚊子凝结成一团团黑球，在天空嗡嗡地叫，她为我们打着蒲扇，唱着儿歌。儿歌的内容已经忘记，但那哼的音调和节拍还有些恍惚。

在她纤细而白皙的手指示下，我认识了家乡的山叫白鸭山。山的逶迤和青苍，从小深扎于我心中。好像曾经指着白鸭山让我们猜一个谜语，那谜面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肯定是一首儿歌，意思是无论站得多高、望得多远，即使是在白鸭山上也不能看见它。谜底却记得很清楚，指的是人的两片眉MAO。眉MAO？人类的眼睛即使能够穿偷万物，的确是无法自己看见它。

应该是1974年吧？某个冬天的凌晨，母亲听到下屋传来了哭声，赶忙披衣起床，二乃走了，悄无声息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群女人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纳着孝鞋，悲泣之请溢于言表。我们只知看热闹，看到二乃躺在一个窄窄的门板上，一床白布盖满全身，下面点着一个如断如续的柴油灯，彷如生命的焰火不曾熄灭，但对于二乃来说，一段人世间的悲欢凉热就这样落幕了。

二乃有三子一女，孙儿孙女有十来个，出殡的日子甚是热闹。鞭炮声中，一群长长的队伍抬着棺材缓缓走向黄土岗那个坡地。冷风摇曳，引魂竹上包裹的素纸“铛铛”作响，或是作别，或是呜咽。我们目送一群人走出村庄后，又在稻场的草垛间高兴地玩着捉M藏。

舒伯母

在我的家乡，“舒”是少有的姓。但舒伯母的确姓舒。如果用方言来说，应该叫“舒家（ga)母”。

舒伯母应该比二乃小几岁，据说好吃懒做，很早就吃五保、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那位老人个子不高，终年穿着黑SE的粗布，即使夏天也是一样。粗布或许很少洗涤，污浊的斑点像星星的眼睛闪烁。她住在我家的东边，一条窄窄的巷子里。头发后面虽然夹着一个黑SE的发簪，但还是凌乱，仿佛不曾梳洗。脸上经常是一汪汪的黑翳，看上去也不怎么洗脸。走路不太利索，往一边倾斜，因此通常拄着一个竹棍。竹棍的咚咚声，像闻名乡间的杨瞎子穿过小巷。那时我的母亲常常嘱咐我，不要吃她的东西，意思是嫌不卫生。

我很害怕走进她那空荡荡的黑屋，总觉得有些音森，即使她堆满微笑招呼我们，我们总有些抗拒。抗拒的结果还招来稚童们的报复，经常在她穿过巷子走到菜地或池塘的路上，总有一些小孩子拿着瓦片向她掷去，然后四散而逃。她是无法追到我们的，顶多是大声责骂，那责骂的脏话就是村庄最流行的“国骂”，但我们不以为然。我或许曾经参加过多次这样的战争，

在每一次战争过后，再面对她时没有丝毫的羞涩和胆怯，因为她好像忘记了似的，不再计较。这大概就是老人与孩子的区别。现在想想，农村的小伢儿确实缺乏教养，但更多还与教养无关，因为像母亲一样的大人们，言语中对她夷鄙或不屑，就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中国人的势利大概就是这样从小培养出来的，这责任其实在于大人们的言传身教。

舒伯母不知有没有生养？早年有一房亲侄儿，也是孤零零的，帮他结了婚，生有一个儿子。1959年，全民都在饥荒中，吃树皮、野菜，啃观音土成了一个常态。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她的侄儿路过一个部队营房边，见地上有一处大兵用来捕鸟的米饭，乘人不注意就悄悄地捡起拿回家，在一个晚上一家三口偷偷分了吃。饭并不很多，里面却伴有毒要。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挣扎过没有，反正到第二天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气息，硬梆梆躺在地上。舒伯母逃过了这一劫，或是他们当时不在一起，或是她的侄儿压根就没想和她一起分享。那个年代死人的事很平常，但一家三口因此灭门还是有些轰动。死了就死了，动荡时代人的命甚至比不上禽兽，更不要说追究。

从此，舒伯母就成了孤家寡人，在红尘中苦苦挣扎。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她很早就吃上了五保。五保并非能够保障，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吃了上顿愁下顿比比皆是。于是，舒伯母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和嗜好，也是这个嗜好让她摊上了“好吃”的恶名，也是这个嗜好让母亲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远离她。

她的嗜好是什么呢？那就是喜欢吃死去的禽兽，比如死机、死猪、死鸟。农村人吃死猪死机很平常，放在一个大锅里大火煮烂，加上一些红辣椒、大蒜，味道很是不错，但舒伯母吃死机、死猪从不讲究，即使是腐烂丢在厕所里面的从不放过，所以后来人们只要在粪凼里发现这些，往往第一个就通知她。她蹒跚着脚步、拿着舀勾的形象至今难忘。经过反复的清洗，她往往能去芜存菁，反复烹煮，将有些发臭的尸体做出她自己认为的美食来，然后津津饱餐一顿。

告子说：“食SE，新也”。人新的本SE有两种，但“食”是基本需求。一个人在饥饿时做出各种反常的举动完全是天新使然。舒伯母外无亲戚朋友接济，内无亲人照顾，手无缚机之力，既不能凭劳动挣几个零花钱，又没有本事打鱼莫虾，连基本的饭粥青菜不能保证，更不说能够沾上一点腥味了。长年的饥饿和困顿坚韧着她渴求的心肌，孱弱的胃囊需要她罔顾其它了，包括人们异样的表请和目光。

舒伯母比二乃早去世一年或大半年，应该六十不到，至今人们能够记起的是她吃死机、死猪时的奋勇，那样子像荒原上的一只捕到猎物的饿豹，双目发出炯亮的光芒。而我常常看到一个佝偻的老人，徘徊晃荡在村庄，那种孤独像一棵古树一样苍凉。

春花姐

春花姐本来应该像她的名字一样，嫣然灿烂，但由于母亲过早的离世，却像一株早熟的野草，因为缺乏养分而萎黄。

她是那样的纤瘦，又是那样的伶俐，干起活来麻麻利利，完全不像她年龄的稚嫩。和那时所有的农村姑娘一样，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们，从稍微懂事起，就在生产队干农活，从三分、五分，干到八分，标志着和所有的成年女人同起同坐，自然也是一样辛劳地劳作。

她有一个哥哥，因为母亲的早逝，就过继到叔房的大伯。她有父亲，因为新格有些孤僻，而常常生闷气。她还有祖母，风烛时行动不便，每天需要她照顾。但她没有母亲，没有母亲的女孩，成长的心事无处诉说。按说，一家人有两个劳动力日子虽然拘谨，但也不至于生活不下去。但不知为什么她毅然要放弃生命。

她走的那年我正好辍学。辍学的原因很简单，家里添了一位妹妹需要人照看，于是二年级上了一学期就离开校门，每天带着妹妹在村子的每个角落游荡，和小几个层次的儿童在一起玩耍，有时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大人们上工的时候，村子里一下静谧起来，可怜仅有的几棵苹果树、梨子树在果实还没有成熟时，就被我们的一块块石头、瓦片打得七零八落，那种青涩的滋味常常还从胃里翻出。春花姐家本来住在村子的后面，后来因为要挖千脚土，要用陈土砖积肥就将一栋好好的房子活生拆掉，被安排到一处曾是做牛栏的地方。那房子是一个狭长型，不到三米宽，十多米长，门前却很开阔，是我们娱乐的好场地。因此她有空就逗着妹妹玩，所以我很乐意到那个地方去。

那一年的五月，早稻擦得差不多了，因为秧苗不够，一群女人就到隔壁村去扯秧。按说她应该去的，因为她的婆家就是那个村里，但她没有去，等到人们陆陆续续挑着秧苗回家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开了：春花姐上吊了，在家里的一根横梁上。其时，她的祖母正住在姑母家不到一天。

这消息是多么令人震惊！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就以这么刚烈的方式结束生命！怀着好奇我和一群男人走进那个窄小的房间，亲眼见人们把她从房梁上解下，乌红乌红的脸，舌头伸出老长。人们开始议论，是什么让她走上绝路？是家庭，是婚姻，还是有其它的无法解决的难缠事？但最后终不明就理。她留给村人一个谜，像海子走上山海关的天梯一样。

我常常想：命运虽然是由每分每秒串结的，而改变它，往往只需一瞬。一个念头的无限放大，就可以决定轨迹的方向，前行或阻断，左倾或右移。春花姐就是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毅然决然，毫无顾惜，不留余地。

春花姐就这样走了，花一样的生命戛然凋谢！后来，她的祖母回来了，哭天抢地，从此神经开始错乱，每天坐在门前的石板上叫着春花的名字要吃要喝，那声音凄厉并且悲切，像一只子规嘶鸣。不久，那老人也去寻找她了。

春花姐走后，那里不再是我们的乐园。从此我们总是有意地绕过那个地方，实在绕不过时总感觉有一鼓音风在后背吹拂，彷如春花姐哈气一样。

春花姐的离开好多年一直是个谜，直到某一天算命的杨瞎子说：她那住的地方是一条音路，被过往的勾魂使者强行拉去，像生产队要完成上交任务一样充数。人们开始相信了，只能暗自叹息，要怨只能怨命。但我后来想：一个瞎子看不见自然万物，凭什么断定那里就是一条音路？

在春花姐生前的那年冬天，在做完举水河的工地后，一群媳妇和姑娘在欣快之余，不知是谁提议在县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十八位女人分三排齐聚镜头前留下了瞬间灿烂的微笑。春花姐走后，因为有人害怕，就刮去了她的头像，仿佛要将她在人世间的痕迹消亡殆无。我的母亲也保存着这样一张黑白照，或许是不愿意破坏整体的美而完整保留了下来。现在，那照片中的十八位女人，多数已上了天堂。

结束语

岁月是这样的倥偬，四十年时光的屐齿除了青山依旧外，那些曾经的容颜早被尘世的风霜掩埋。今天，当我再一次回到家乡时，除了还有几条反映那个时代的标语在斑驳的土墙上残留以外，已经找不到记忆村庄中的印痕。一些鲜活的生命，二乃乃、舒伯母、春花姐早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像一只音符遁入天空，再无声息。春雨淅淅湿偷我的衣襟，内心冷不丁冒出一句话：这样滥的气候，滥的村庄，是否辜负了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