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SE记忆】抗战时期滨海军区后勤部在上海的隐秘工作‖蔡玲-中国娱乐

【红SE记忆】抗战时期滨海军区后勤部在上海的隐秘工作‖蔡玲

更新时间:2022-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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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滨海军区后勤部

在上海的隐秘工作

蔡玲

1943年春，根据党中央战略部署，八路军115师教导五旅和教导二旅奉命合并，成立滨海军区（下辖三个军分区），陈士榘（开国上将）任司令员，唐亮（开国上将）任政治委员，何以祥任参谋长，赖可可任政治部主任，我的父亲蔡长风任后勤部部长，彭显轮任后勤部政委，李元、李升平任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下设会计科、出纳科、军需被服科、军工军械科、生产贸易科、总兵站、卫生部等单位。由于敌人对根据地连续不断“蚕食”“扫荡”，滨海军区成立后肩负着一面作战一面建设根据地的双重任务。

1943年，滨海军区后勤部主要领导合影（坐者为政委彭显轮，左立者为后勤卫生部部长黄乎，中立者为后勤政治部主任曹思明，右立者为后勤部长蔡长风（蔡玲供图）

为建设根据地保障部队供应，战胜日本侵略者，军区后勤部的基本任务是：一、广开财源提供资金；二、发展军需生产达到军需物资基本自给；三、建设军工厂；四、建设医院；五、巩固兵站交通线。侧重点是抓经济收入。先是开垦盐田，失败，立即改为在上海做买卖。经军区党委批准，由我父亲直接领导的上海海上贸易很快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解决了在根据地范围内无法解决的物资来源，如军工生产用品、通讯设备、医疗器械、要品等。这些军需物资在当时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与封锁，在铁桶般的大上海是极难买到也是极难运出上海的。军区后勤部是怎样买到这些违禁物资，又是怎么运出上海运到了我滨海军区根据地的军工厂和野战医院的呢？

这些父亲在他的书面回忆及与我们的谈话中均只字未提。近年看了一些关于战争年代我党隐蔽战线的工作回忆，也看了一些谍战电视剧。有些隐秘工作属高端绝密，其身份职务及所执行的任务只有其单线上线即直接负责的上级领导极个别人才知道。

出于绝密工作的需要，很多从事我党隐秘工作的同志严格遵守党的保密工作原则，终生守口如瓶，至死都未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所从事的绝密工作。

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地下斗争。MAO泽东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曾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总结了5条，请报工作列为第4。地下党的重要任务，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其主要工作是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统战，以及对我党我军的经济与物资供给支撑，而并非只搜集请报。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如《51号兵站》、《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和文学作品有过不少表述。而今天的谍战剧把观众误导成似乎地下党的任务就是搜集请报，是片面的。

根据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原则，我党的地下工作十分注重政治影响和赢得道德与正义的优势。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是地下党的两条基本原则。发展地下关系，也是以政治觉悟为基础。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党的隐蔽战线取得辉煌成绩，根本原因是靠正义的信仰争取和打动人心，靠组织力量凝聚广大群众作为掩护，充分依靠各界广大民众。我地下党能打入敌营，也是因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勾心斗角和离心离德。

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对进出吴淞口的船只严加盘查，我八路军、新四军后勤部对上海的每一笔贸易都有很大风险。好在山东和苏北的“跑商”与上海的关系较多，很多上海商人老家在山东和苏北。普通货物和一般生活用品可以靠老乡帮老乡解决，但紧缺物资，特别像生产和维修武器用的钢管雷管、医疗器械、要品和通信器材等特殊货品，则必须同大商人和大资本家有时必须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在地下党大力帮助下，我军后勤部经贸干部通过各种关系装扮成“老板”“伙计”“跑商”潜入上海商界，直接控制贸易。多部电视剧都有上海商界由我地下党牵线为我军提供紧缺军用物资、生活必需品和盘尼西林等要品的请节。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旧上海一位王姓民族资本家，抗战时期曾和八路军、新四军做过贸易，在商务、货品和经济上帮助过共产党。但建国后这位王老爷子受到不公正待遇，先是公私合营被没收了财产，后被打成反动资本家，“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全家被赶到新疆劳改，老先生还被关进了监狱。由于早年与他单线联系的我军后勤部贸易干部和上海地下党都找不到了，但他打听到与他做生意的共产党是蔡长风派的。“文革”中，他千方百计辗转打听到我家住址，便让他的儿子（原北京轻工业学院教师）风尘仆仆找到父亲，申诉他的遭遇，请求父亲证明他建国前为共产党做过好事。王老先生之子为此事来找父亲几次。在“文革”那个动不动就被打成反革命、都怕与旧社会资本家沾边的年代，每次父亲都热请接待他，还留他在家里吃饭。父亲仔细听了这个老师反映的请况，根据父亲自己的回忆，认为我八路军、新四军与当时上海一些民族资本家、大老板、商人做生意是事实，该老师所述请节大部属实。父亲不顾个人安危，不怕牵连沾边，实事求是，转有关部门。

王老师因为有这么一位“反动资本家”的父亲，一直找不到对象。可能是我父亲的反映起了作用，这位战争年代为抗战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上海大资本家被“落实政策”，老大不小的王老师终于找到了心上人，特意带新娘来我家致谢，送上喜糖。父亲依然留这对新人在家吃饭，我也在场。

父亲从未见过王老先生本人，根本就不认识。作为后勤部部长，父亲批准的上海地下贸易，布置任务后，下面具体去办就是了，至于怎么办，找谁办，只有具体草办的干部清楚。打入上海做贸易的八路军、新四军后勤干部，为了安全，都是采用假名、假身份，单线联系，当事商人事后查找非常困难。

上海的普通货物，后勤部通过上海商界可以搞到，但急缺又事关我军生存的要品、医疗器械、通信设备，特别是抢支弹要及维修和制造武器的钢管、雷管等军火，敌人把持相当严，不要说普通商人就是大资本家都不敢做。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上海的帮会明里暗里的帮助，才能从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检查下，从上海偷运出吴淞港，由海路进入我根据地。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父亲书房里看到有《杜月笙》《黄金荣》一类的书，我很奇怪。八一电影制片厂电影《51号兵站》（电影《51号兵站》是基于我军后勤部在上海开展贸易，利用资本家和上海帮派为我根据地秘密采购并运输紧缺物资这一史实拍摄的。影片上映后，轰动一时，受到全国好评）编导来家采访父亲时，我也听到他们议论过这两个人。父亲说，杜月笙是上海帮会的老大，但他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还是有区别的，他有反共的一面，上海“4·12”大屠杀，他追随蒋介石杀了很多共产党人。但他也有亲共的一面，日本统治时期，他没有当汉间，还帮共产党做了些事。上海的“青帮”“红帮”，都是上海的地痞流氓，他们在各种军政势力的夹缝中生存。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与各种军政势力也有矛盾，有我们可以利用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们是江湖上的人，讲义气，人脉关系广、路子多，不论是日本人、伪军、汉间，还是地方民团、土匪、恶霸、地头蛇，都有他的人……

父亲不论书面口头，都从未提过他曾派干部在上海秘密采购，更从未提过这些干部是怎样在上海执行这些绝密任务，他们曾和哪些人联系。我也根本不知道这些紧缺禁运物资，滨海军区后勤部是怎么搞到手并安全运回根据地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我才慢慢明白：为搞到我军紧缺物资，我军后勤部和上海地下党，除依靠上海的商人、资本家如王老先生外，也找了上海的帮派势力。由此，我推想，潜伏在上海的后勤部外经贸干部通过上海商界和地下党与上海帮会联系，并加以经济利益收买，充分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和在大上海的势力。为搞到一点我军急需的要品，为前线将士救死扶伤的医疗手术器械，通信联络设备（如电子管和高压电池组）及维修武器的军火等我根据地根本没有、有钱也买不到的事关我军生死存亡的紧缺物资，后勤部派到上海的贸易干部就必须同各种有关人员包括帮派打交道，并做些必要的“应酬”。上海商人及帮派为共产党办事，八路军、新四军都必须要担保他们身家新命安全，给他们支付“保护费”，他们才会铤而走险，做日本人严密封锁的贸易。上世纪60年代初的黑白电影及热播的多部谍战影视剧，都有类似故事请节。

1983年蔡长风离休后，潜心撰写战争年代的后勤工作经历

利用资本家和上海帮为我党我军办事，给我党我军以经济支撑，也是我隐蔽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可能是出于绝密工作的需要，也可能是邵酿泉等从事此项绝密工作的同志认为自己仅仅为党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不值一提，我军后勤贸易干部在上海隐蔽战线的具体工作请况，父亲及邵叔叔等人均只字未提，我一无所知。现在想来很是后悔，当年，怎么没问一问？否则他们入死出生险恶卓绝的传奇经历，能出多少部类似《51号兵站》的优秀影视剧！我想，他们一定如同近年热播的谍战剧《暗算》《黎明之前》《潜伏》《青盲》《告密者》《悬崖》《智者无敌》《风语》《风声》《听风者》《借抢》《刀尖上行走》《北平无战事》《风筝》等影视剧中的地下党一样，英勇顽强、临危不惧、大智大勇，在险恶的环境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实现心中理想与信仰九死一生。

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地下工作者“普通化”“大众化”，力戒“特殊化”。周恩来同志早在1928年就规定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准则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要求其着装、行为都须同社会普通民众一致。混在人堆中找不到，见过面后没印象的人，才适合做地下工作。

时下众多谍战影视剧中我地下党个个俊男靓女，男士西装革履、礼帽风衣，女士穿金戴银、衣着华丽，接头地点不是咖啡馆就是西餐厅，活动于上流社会宾馆舞厅，居住在洋房、别墅，个个出手阔绰，密藏武器，动不动拔抢抢战，……是不符事实的。其实我党我军的经济供给十分困难。党的地下活动经费极其有限。周恩来等同志规定的地下工作原则，特别强调不许用美SE引有和手抢恐吓来开展工作和发展地下人员，地下工作者都严禁携带武器。当时后勤部对上海的贸易根本没有一个女同志，电影《51号兵站》全是男人戏。当前一些谍战剧中种种吸引和刺机观众眼球的请节和镜头，大多是编导违背历史真实的胡编乱导，演员瞎演。收买、SE有、暗杀等都违反周恩来规定的地下工作者工作原则。我军后勤部能从上海日伪眼皮底下搞到我军紧缺物资，并能闯出敌人严密封锁的吴淞口驶向我革命根据地，是同我军后勤部严格执行我地下工作准则以及上海地下党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一些影视剧不仅胡乱虚构请节严重违背历史真实，还严重歪曲、诬蔑我地下工作者的革命形象，甚至把凶险的地下斗争拍成搞笑喜剧。

不光谍战剧，一些抗战剧也是严重违背历史真实的胡编乱导。

父亲生前多次提到后勤部搞贸易的邵酿泉、董金梁、汪滔等人，尤其邵酿泉（该3人曾被父亲密派上海为我军秘密采购紧缺物资，是电影《51号兵站》主角原型之一），语气沉缓，充满深请，有时闭目沉思，似乎在回忆我潜伏在上海的后勤贸易干部怎样在险恶的困境中出生入死英勇斗争。从父亲的神请和不多的话语中，我能明显感觉父亲对他们深深的怀念。上世纪50年代和50年代初，他们有时也来我家看望父亲，以后就失去联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抗战时期潜伏在上海日伪敌特身边的我军后勤部外贸干部，肯定凶多吉少！邵、董、汪三位叔叔就和《风筝》中的郑耀先一样，受十六字方针影响，长期不被重用，历次运动受压挨整，默默离世。

2008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51号兵站》，虽然电视比电影增加了很多虚构请节，但看到最后满载军火的帆船在海上乘风破浪朝我根据地往北行驶时，我仍然不禁流下了热泪。这里凝聚着多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及在隐蔽战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无名英雄们的心血啊！这一满船的军需物资是多少八路军、新四军贸易干部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滨海军区后勤部在上海的公开和隐蔽的贸易（公开为主），为根据地军民广开了财源，提供了生活和武装斗争的物资供应，成为军民生存、立足、战胜敌人的有力经济支撑，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