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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曾说益州是天府之国,为何又在《出师表》中说益州疲弊?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提到的“益州”,与后来在《出师表》中所提到的“益州”,实际上是有些微的差异,具体指向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

要理解文章里某个词的具体含义,“语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隆中对》的“益州”,就是指益州这块地盘

在《隆中对》的原文中,提到“益州”的语境是这样的: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诸葛亮并不是单单看好“益州”,而是看好“荆州”与“益州”联合之下所能达到的效果。

这是为刘备讲述这两块地盘的重要新,而具体统一天下的方法是以“跨有荆益”为前提的,然后才是一系列改革、结盟、安抚等措施,最后还需要“天下有变”的时机,由荆州出兵,或北上伐魏,或东出吞吴。

所以说,当时诸葛亮所提到的“益州”,就是指刘璋治下的这块地盘,没有别的特殊含义。

那么,当时的“益州”是个什么请况呢?

汉灵帝时期爆发了“黄巾起义”,波及了很多地方。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一场天灾,全国大旱,使得很多百姓无法生存。而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中枢出现了混乱,外戚争权、宦官乱政,使得对地方的治理不及时。

当时东汉王朝的弊病不在国力衰颓,而在于中枢混乱。

身为汉室宗亲的刘焉见到当时乱象,就想找一块偏僻点的地方安身立命,于是就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建议,刺史、太守一类的官职应该找朝廷信任的清廉官员去担任。

他自己原本是想要担任交州牧,但是后来听说“益州”有王气,汉代人特别信这些“谶纬”之学,于是就自请去治理益州。

益州当时也受到了黄巾之乱的影响,原益州太守因为贪婪敛财,被黄巾给杀了,他就补了这个缺。

刘焉本身也有点能力,看出来黄巾之乱实际上只是张角等部分人推动的,民众在取得了耕地、粮食等生活物资之后就不再愿意作战了。于是他大力推行宽惠的政策,同时任用五斗米道出身的张鲁,来了一个以“宗教”对抗“宗教”的策略。

所以在中原地区是“群雄逐鹿”的时候,益州却几乎不参与它们的活动,连众诸侯讨伐董卓这么大的事请,益州也都拒绝参与。

非但如此,中原战乱频仍的时候,有大量的难民涌入两川,刘焉也是悉数收编,作为其治下的子民以及军队,益州的实力在悄然壮大。

所以这一段历史也挺有趣,中原是烽烟四起,而益州虽然内部小乱不断,但整体上一直处于积蓄力量的阶段。

加上这里易守难攻,蜀地土壤肥沃,兵力、粮草多年积蓄之下都非常充足,经过刘焉、刘璋父子两代的治理,益州相较中原地区真的成为了“天府之国”。

在公元207年或208年初的时候,诸葛亮对刘备讲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益州”,如果能占领该地区,刘焉、刘璋父子就相当于为刘备打下了一块基业,他们所面临的兵马、粮草、人口、土地等等问题都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至于旁边的蛮、戎等部族,实际上对整个益州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出兵征讨或者招降安抚都能解决得了。

《隆中对》的时候,诸葛亮和刘备其实已经把荆州视为囊中之物了,但没想到刘表死得早了一点,刘琮投降也投得太干脆了一些,荆州大部分地区落入了曹草手中。这无疑打乱了刘备等人的计划。

但赤壁之战后,荆州被曹、孙、刘三家瓜分,《隆中对》所提到的战略就变得有可能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益州”之所以被诸葛亮称为“天府之国”,实际上是因为其土地、人口、兵力、粮草等等要素对拥有荆州之后的刘备有着很大帮助。

但《出师表》中的“益州”含义显然与此不同。

《出师表》中的“益州”,指的实际上是“蜀汉”

在《隆中对》发生二十年后,也就是公元227年,诸葛亮写下了《出师表》。

而这里提到的“益州”明显就与之前有所不同,还是需要参考具体的语境: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明显,这里的“益州”不仅仅指地盘,而是用来代指了整个“蜀国”。也就是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的“益州”,更具有政治内涵。

“益州疲敝”,实际上就是蜀国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荆州”有关。

刚才提到过,《隆中对》所提战略的前提是“跨有荆益”,但目前的现实是蜀汉失去了荆州,只剩下了益州,那么之前的战略就无法施行了。

“荆州”丢失直接带来了两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一,蜀汉失去了“主战场”,被困在了益州一隅。

刘焉、刘璋父子俩之所以享受了难得的安逸,很大的原因就是益州的地形易守难攻,前期耗费人力、物力攻克益州是得不偿失的。

刘备占领两川,也是在赤壁之后,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基本上已经被曹草扫空了。

而在中原战乱不再机烈的时候,益州的地理优势就变成了劣势,蜀汉被困在了益州一隅之地,崎岖险峻的地形为自己出川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如果有荆州在,还可以沿长江运输益州的各项资源,使得荆州成为战争的中心。但荆州已失,诸葛亮就不得不考虑北伐。

诸葛亮的《出师表》就是在第一次北伐之前写下的,其所提到的“益州疲弊”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

然而,蜀汉不仅仅是丢了战略要地,还使得内部矛盾变得机烈起来。

第二,荆州、益州两股势力斗争越发机烈。

刘备麾下的势力有三大部分,最忠心的就是关羽、张飞等随他从微末起兵的老人,然后是荆州收揽的一些人才,比如诸葛亮、马良、马谡等人,最后才是益州本土的人士,如李严等。

要论受重视程度,益州人士在最初是不如前两股势力的。

但是,荆州丢失,使得这些“荆州人士”失去了自己的大本营,刘备不得不偏向于倚重益州人士。

李严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几乎是被刘备破格提拔起来的,一路达到了“副丞相”的地步。

汉代的丞相有“开府治事”的权力,基本上日常的政务都是在丞相府中完成,诸葛亮可以开府治事,李严也多次要求开府,均被诸葛亮拒绝了,双方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于是,在北伐期间,诸葛亮“违众拔谡”,点名要让马谡去守街亭,而不用魏延等成名已久的宿将。自然也有想要重用更多的“荆州人士”来平衡内部局势的目的。

如果马谡能扼守住街亭,新攻占的陇右地区未尝不可以做第二个“荆州”。

但可惜的是,马谡实在不堪大用,也使得诸葛亮这一次北伐有一个极好的开局,却没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诸葛亮此时看到的“益州疲弊”实际上是放眼整个蜀国来讲的,揭示的是荆州丢失之后蜀国出现的各种问题。

可见,《隆中对》和《出师表》相隔二十年,所面对的现实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而所提到的“益州”范畴也是有差异的,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现实条件进行区别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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