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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两万多奏折,上千万批语的雍正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文|赵立波

导读:公元1722年,康熙的皇四子胤禛在宫廷风云之后成了帝国的主宰者,这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与成熟相伴随的是饱经沧桑后的稳重和深知肩上的沉重责任。放眼当时的世界,他略迟于俄国的彼得大帝,稍早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与日本的德川八代将军吉宗时期相当。他在任内十三年所取得的政绩完全可以与这些君主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文仅就其在处理政务方式方法上进行阐述。

清世宗雍正画像

康熙登基后,非常重视其父顺治留下的密奏方式,认为这样“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清圣祖实录》此后他规定在密奏时的一些程序和规范:“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这简直是重要的话说四遍了。

现存康熙朝的密奏三千余件,由百余人所写,虽然较顺治时期大有增加,放在帝国事务中,也并未成为主流方式,到了其子雍正登基后,全面将此制度铺开,一时之间,清朝的所有政务均在上下的笔墨纸砚间流转,加之雍正新格独特,让这段本来枯燥的工作变得十分生动有趣。

康熙朱批

雍正元年(1723),他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后来又将此特权下放到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在此不久,雍正将此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地方知州等中级官员,对此他解释说:“道府等员,乃系小臣,品级卑微,无奏对之分。”《朱批谕旨》第二年,在密奏的内容上,雍正也进行了规范:“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皆有关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以本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清史列传》此外,在如何用纸和行文方式上,雍正都作了明确要求“请按折用黄纸”、“请安之折用黄SE,不要用笺纸。”《谕旨》

雍正朱批

奏折按例必须亲自书写,在康熙时期已经成为定例,雍正对此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向后如有密奏,亲笔书写甚好。”对于非紧急奏折,雍正也进行了一定的变通“原非机密事件代写何妨,如遇应密之奏,亦不必拘定楷书,随意大小,俱无关碍也。”、“忙时令人代写可也,若遇密事,仍须亲写。即字画稍大,略带行草,亦属无妨,辞达而已,敬不在此。”《谕旨》

雍正对密折批阅非常重视,均是亲自拆阅、批复,从来不交托任何臣下处置。他对此曾说过:“各省文武官员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叶凤MAO内阁小记》

雍正影视形象

由于扩大了密折人群,从工作量角度来讲,真是自找苦吃,然而雍正却以此为乐,正是这些如雪片般飞来的奏折牵动着雍正的所有喜怒哀乐,真正的所谓“累并快乐着”。除了工作量巨大,他在处理时却非常认真。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敷衍,往往被他发现。礼部侍郎在折子宗写错了两个字,没检查出来,雍正发现后告诫他:“不要以为这样的本章没什么大不了,以为我就不会认真去看,以后希望你注意。”《雍正朝起居注》福建巡抚刘世明没有及时对雍正的训令作出迅速反应,于是新的训斥就跟着发了过去:“朕日理万机,费一片心血,亲笔训诲之旨,竟一字不复,想汝终日在醉梦中矣。”《朱批谕旨》

雍正大量书写的朱批

雍正除了禁止官员看戏外,除了担心官员贪污腐化,引领戏子当道风气,再则怕他们“以看戏为事,诸务俱以废弛。”急新子,工作狂,终日将自己埋在笔墨纸砚中,一旦没有臣下及时互动的奏折,他就会非常生气“我整天坐在勤政殿里,又不顾暑热,想办理事请,为什么诸大臣对交代的事请沉默不语,若不能办的话,何以不讲明原委,若不想办的话,干脆交给我,我来替你们办。《上谕内阁》

雍正行乐图

雍正十三年期间留下了大量的奏折,据说在台北就有二万二千余件,当年的礼亲王曾说“付刻者,只十之三四。”《啸亭杂录》

在密折制度的全面延伸下,雍正掌握着大量官员的行踪。曾有着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几个朝廷大臣在一起熬夜打麻将,最后在收拾麻将牌的时候,发现一张牌怎么也找不到了,最后只能提前结束。第二天一位去见雍正,雍正问他说“夜间何以为欢?”这位大臣感到非常害怕,只能如实回奏“臣实在无颜见陛下,在打麻将”。雍正问“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吗?”大臣只得回答说:“丢了一张麻将,无论怎样找也没有找到。”于是雍正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从袖中拿出了一张麻将丢给了他。

雍正行乐图

这个事请可能是杜撰,但却说明雍正无时不刻不掌握着重要官员的动态。密折在顺治、康熙时只是皇帝一些亲信、家奴写给皇帝的请安问好、谢恩表忠有时也报告地方请况的私人往来信件。在雍正的推动下,使它正式成为官方文书,并形成了一套制度,“天子亲笔批答,阁臣不得与闻”,在本质上避免了重要国政如明代内阁草控,使得雍正大权在握。除此之外,密奏不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机构,直接送达雍正本人,许多紧急要务能够迅速得到决定,由最高层发布指示,交给地方官员直接办理,大大提高效率。“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孟森明清史讲义》正是在雍正孜孜以求的治理之下,其成为康熙、乾隆中间极为重要的环节。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曾对自己作过评价:“朕返躬内省,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可谓真正的自我中肯和自知之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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