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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如何重击地方黑恶势力团伙的?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撰文|赵立波

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特殊的奏折,该奏折叫《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此时太平军已经迅速崛起,一路势如破竹,但是就在整个大清都在关注这场战事的时候,曾国藩却将打击黑社会作为首选目标。

曾国藩画像

在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看来,曾国藩这道奏折显得非常不识时务,没有抓住重点矛盾,因为现在大清的目标是如何迅速平定太平军,而曾国藩也是被咸丰任命为在湖南筹办团练的在籍侍郎,他应该集中办理如何打太平军才对,为何突然的要在这个时期对地方开展一次全方位的打黑呢?

曾国藩这个时候看到的是根本,而朝廷官员们看到的是表面。因为曾国藩认为,地方黑恶势力不稳,不仅会失掉民心,而且这些匪患随时会加入太平军一起作乱,因此他想要从根子上掐断这个危险的苗头。

曾国藩真容

在奏折中他这样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人跟从了太平军作乱,剩下的人留下来祸害本地老百姓,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几乎蔓延全省甚至整个大清。紧接着曾国藩又详细列举出这些黑恶势力的名称: 串子会、红黑会、半边浅会、一股香会等等,他们成群结党,聚集在山谷中。

导致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近些年有关部门不作为,甚至互相遮掩包庇,“以求日日苟且之安”曾国藩最后向皇帝表示,“臣寓馆设审案局,委派委员二人,拿获匪徒,立即严讯。即寻常匪痞,如间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与地方有益。”

对于这个奏折,曾国藩可谓咬着牙写的,在奏折中他表示,自己如果得到批准严办黑恶一定会痛下杀手,绝不手软,但是肯定会落得个残忍之名,也在所不惜。

事实证明,曾国藩被后世的一些匪患后人起歪号攻击为“曾剃头”也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他只希望能够换来“良民有安生之日”,这种真男子、大气魄的勇于自我牺牲的经神在咸丰时期可谓相当罕见,因为当时的大清官员不会做如曾国藩这样的“愣头青”,相反都是秉持老城以为高深,继承了“多磕头,少说话,不办事”的大清优良做官秘诀。

曾国藩的定力一方面来源于湖南人特有的倔强,决定的事,甚至撞了南墙也决不对头,必须头破血流,他依旧对当朝位高权重的把持者多有强烈不满和批评,在给郭嵩焘的书信里,他大谈对祁寯藻、杜受田、贾桢、翁心存、僧格林沁,这些人或是宰辅、或是帝师、或是皇亲国戚,在当时都是顶层绝对权力核心人物。然而曾国藩却对他们却多有意见,认为他们对国家朝政和社会风气不负责任:“往在京师,如祁、杜、贾、翁诸老,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这些位高权重或名誉崇高的人物,鲜有立场鲜明,勇于担当,常常是以老城持平的形象示人,大多都继承了嘉庆时期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或是没醉的葫芦一般官场油条。

曾国藩字迹

对于这些官场作风,曾国藩打心里产生厌恶,与此同时他加大了对自我的监督和约束,以超强的意志力,用儒家优秀的立身之法不断锤炼自我。虽然深知“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的自我评价的同时更是对自己清醒的认识,于是仅仅结合自我短板进行克服。这样的时候,他就更谦虚,更勤奋。

“百端拂逆之时”、“打落牙齿和血吞”是痛彻心扉的深刻领悟,这并不是一切强者的姿态,而是一个天生弱者战胜困难走向成功的自我磨砺。如果后人说他,走向成熟,获得成功,那么曾国藩的一切垫脚石就是感于此,来于此。

曾国藩书法

此后不久,咸丰帝批准了曾国藩所奏,专门审理地方黑恶势力治理案件,开启了大清有史以来强度最猛烈的曾国藩氏打黑。

曾国藩要求,凡是地方有黑社会,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地方州县,直接送到他这里,经过审查,一旦坐实,立即砍头,或者用棍子活活打死,有的则用鞭子抽死。曾国藩对此解释说:“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

仅仅用了四个月,审案局就“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而曾国藩自己确实付出了声名的沉重代表,被后世一直叫到今天的“增剃头”,可惜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冷酷,其最大原因就是保护普通百姓不受到祸害,迅速荡平了湖南匪患继续为恶,也大大压缩了他们加入内乱的可能新,湖南街头再也没有出现调戏强暴妇女、殴打百姓,抢夺财产的恶新案件,然而遗憾的是,曾国藩最终在这段为民除害的岁月里,给自己留下了沉重的负担,受到多方打压,最终不得不去衡阳练兵,忍辱负重之后开始出征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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