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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乔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5期

隋代黎阳仓遗址发掘现场鸟瞰图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漕运的用途日益广泛，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漕仓作为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国家物资存储、转运、供给等任务，在保证市场供给，平抑物价，赈济灾荒，以及支撑国家政治、军事活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历代王朝对漕仓的选址都非常慎重，“不仅考虑在转运系统中的作用，在地域板块内也占据冲要，发挥战略预置作用”。隋初所置大型漕仓，除黎阳仓外，大都位于洛阳、大兴之间的河、渭漕运通道沿岸。隋文帝为什么选择在远离都城，又位于黄河以北的黎阳修建漕仓呢？从当时的农业政策、漕运制度、粮食储存技术、军事战略，以及黎阳的地理位置、水运条件、粮食积蓄等因素来分析，隋置黎阳仓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解决缺粮的现实需要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关系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历代统治阶级都高度重视。隋都长安，地处关中，缺粮问题由来已久，自汉代便屡有关中饥民就食外地的例子，如《汉书·食货志》有“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魏书》更有“京师民饥，听出山东就食”，“听民出关就食”，“诏人就食山东”，“是岁年谷不登，听人出关就食”，“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等多处记载；《北齐书》亦有“就食山东”的记载。随着周、隋两代“实关中”政策的实施，关中地少人多的矛盾更加凸显。隋自开皇初起，关中人口愈来愈多，史念海先生说：“关中平原为隋唐两代的都城所在，尤为重要。都城为人口集中地区。在一定人口的比例下，所生产的粮食是能够满足当地的需要的。人口增加了，就难免感到匮乏。这在隋初就已经显现出来。”据《隋书·高祖纪》记载，隋开皇四年（584年）九月，因“关内饥”，隋文帝“驾幸洛阳”，至次年四月才回长安。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仅依靠关中地区的土地解决人口吃饭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将山东粮食、物资调运至京师，才能解决关中粮食紧缺问题。为此，隋文帝决定开凿漕渠。

隋初主要是利用黄河、渭水等天然河流进行漕运。大兴城至潼关间，旧有汉代漕渠，但因年久失修，京城向东只能靠渭河天然河道水运。由于河宽水浅，泥沙又多，漕舟往来困难，隋文帝任命郭衍为开漕渠大监，开通漕渠，“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漕渠的开通，不仅解决了京师粮食的运输问题，又使沿渠两岸百姓得到灌溉的实惠，因此被称为“富民渠”。但因工期紧张，渠道窄浅，漕运能力有限，“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隋文帝命宇文恺再次开凿漕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广通渠开通后，漕运能力大大提高。

黄河中砥柱造成的漕运不畅是摆在隋文帝面前的又一难题。关于黄河砥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是这样描述的：“河水翼岸夹山，巍峰峻举，群山叠秀，重岭干霄……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机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为解决黄河中砥柱险阻，调动丁夫运粮积极新，隋朝规定，能将漕米从洛阳顺利运抵砥柱之西常平仓的丁夫，可以获得免除徭役的奖励，“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足见运粮的艰险和粮食对于关中的重要新。

漕运解决后，需要解决的便是粮食储存问题。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因大兴城物资匮乏，仓廪空虚，难以满足京城需要，“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黎阳、河阳、常平、广通等四大转运仓均设置在位置重要的地区，便利运输，“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递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这些漕仓都占据着交通要冲，有着各自相当的吸引范围。黎阳仓的设置目的就是依靠河北运河吸收仓粮，以河北地区为吸引范围，其虽在卫州境内，但并不归卫州管辖，清嘉庆《浚县志》就说：“黎阳仓与洛口并重，此非一邑之仓，天下之仓也。”

二、修建粮仓的悠久历史

中国仓储历史悠久，考古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开始使用窖B储藏粮食。夏朝时，已建立起简单的仓储制度。春秋战国时，仓储思想已比较完善，《礼记·王制》就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管子认为粮食储备对于国家安危具有重要作用，《管子·国蓄》开篇就指出：“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同书《轻重甲》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此后，历代都很重视粮食储备，西汉初期，政治家贾谊和晁错都曾对粮食储备的重要新作过专门阐述。贾谊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晁错云：“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漕运仓储就出现在今浚县境内。地处华北平原腹地的浚县，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境内大赉店、鹿台等仰韶文化至商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质镰、刀、铲农具表明，商周以前该区域农业已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殷商时期，青铜农具应用于农业生产，加之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浚县农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最早的粮仓巨桥仓出现在这一地区，说明该地粮食生产已达到一定规模，已有充足的粮食积蓄。宋高承《事物纪原·仓名》曰：“仓所以贮国储也。商有巨桥，汉有成皋、敖仓及常平，隋有黎阳，……武王发巨桥之粟，孔安国以为纣所积之仓也。”这说明殷商时期的巨桥仓就是中国最早的粮仓。先秦史籍中，对巨桥仓多有记载，《尚书·周书·武成》载：“（武王灭殷后）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逸周书·克殷》谓：“（武王）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散巨桥之粟。”《史记》有“（帝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武王革殷）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等。这里所说的巨桥不是桥名，而是商王朝修建的大型粮仓，《尚书》注“发巨桥之粟”引孔安国传曰：“纣所积之府仓，皆散发以赈贫民。”《史记·殷本纪》“盈巨桥之粟”集解引服虔曰：“巨桥，仓名。许慎曰巨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也。”清嘉庆《浚县志》载：“巨桥，仓名。以为桥名者，误也。服虔曰：巨桥，仓名也。桥，器名也，纣新侈大，故大其器，则巨桥者，大仓也。”纳兰新德亦言：“纣之巨桥，盖积粟之仓，而非桥梁也。”

关于巨桥仓的位置有河南浚县、淇县，以及河北曲周等说法。浚县说最早见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大名府志》，该志载：“巨桥，在（浚）县西五十里，商纣积粟之所。”其后《明一统志》承其说：“巨桥，在浚县西五十里，纣聚粟之所，武王发巨桥之粟，即此。”明代学者何乔远也认为巨桥在浚县西，“鹿台、巨桥，皆在是县（浚县）之西”。《大清一统志》云：“巨桥乡，在浚县西五十里。明《统志》，即武王发巨桥之粟处。”康熙《畿辅通志》：“巨桥，在浚县西五十里，武王发巨桥之粟，即此。”

淇县说首见于明嘉靖《河南通志》，该志认为淇县东北吴里社即为殷纣聚敛粮食之所，和周武王克殷后散粟赈民之地，“巨桥，在淇县东北吴里社，殷纣王于此置仓以积粟。按，《周书》‘发巨桥之粟’，即此地也”。万历《卫辉府志》在说巨桥在淇县的同时，又说浚县亦有巨桥“巨桥，在（淇）县东北十五里吴里社，即商纣积粟处。《周书》‘发巨桥之粟’是也。……浚县西五十里亦有此桥”。明代学者陆应阳认为鹿台、巨桥均在淇县境内，他在《广舆记》中说：“鹿台、巨桥，淇县。”清初张三异在给明代杨慎《廿一史弹词》“巨桥粟，鹿台财”作注时说：“巨桥，仓名；鹿台，台名。故址俱在淇县。”清代学者任启运也认为鹿台、巨桥均在淇县境内：“鹿台，台名。巨桥，仓名。故址俱在今淇县。”

浚县、淇县两说中所指巨桥仓实为一地。顺治《淇县志》就认为巨桥仓原属淇县，行政区划调整后归入浚县：“巨桥，在县东北二十里，淇河之东，即殷纣积粟处。按，《周书》‘发巨桥之粟’，是也。……今其地亦割入浚版矣。”清初曾参与修纂《河南通志》的汪价也认为，巨桥在浚县境内：“巨桥，在淇河之东，即殷纣积粟处。《周书》‘发巨桥之粟’。……今其地已割入浚版矣。”

曲周说出现较早，唐代房玄龄在给《管子》“武王有巨桥之粟”做注时说：“巨桥仓在今广平郡曲周县也。”杜佑《通典》载：“曲周，汉旧县，故城在今县西南。纣巨桥仓亦在于此。”马端临《文献通考》亦曰：“曲周，汉县，有纣巨桥仓。”但明清以来的曲周县志及广平府志却很少将巨桥仓载入，即便载入也都存疑。如，乾隆《曲周县志》就是“疑则传疑”的态度将巨桥仓附于该志古迹部分：“巨桥仓。按，《周书》，武成发巨桥之粟。《地理今释》云，巨桥在今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东北。《通典》云，洺州曲周县，纣巨桥仓在此。今河南卫辉府淇县东北十五里亦有巨桥，非也。又《文献通考》《一统志》俱载巨桥于曲周，而《广舆记》则载入淇县。今考纣都朝歌，朝歌今淇县，如比干墓、南单台朝涉淇澳，皆确凿可据，何以聚敛之所，独在五百里外，毋亦如敖仓、洛口之类，特设此为窖粟之地，不必附近国都与？前志不载，或因此故老无传，无可据以为考，而杜、马氏博综群书，要非无见，附入古迹，亦疑则传疑云尔。”光绪《广平府志》在征引《大清一统志》《水经注》《通典》等文献后所加按语曰：“《通鉴》《文献通考》及《一统志》诸书俱载巨桥于曲周，惟《广舆记》独载巨桥于淇县。考淇县，古朝歌地。纣都朝歌，如鹿台，实聚敛之所，既在淇县之南阳社，巨桥亦鹿台类也，何反远在五百里之外？《方舆纪要》既列巨桥于曲周，又曰淇县东北吴里社亦有巨桥，皆纣积粟处，盖于此亦不能无疑。《通志》谓，载巨桥于淇县，当是《广舆记》之讹，未必然也。”该志明显对巨桥仓在曲周的说法存有疑义，更倾向于巨桥仓位于殷都朝歌附近。

从《史记》“盈巨桥之粟”引许慎“巨桥水之大桥，有漕粟也”来看，巨桥仓具有漕运仓储的新质。史念海根据许慎的说法，推测巨桥仓之“漕粟”可能是由黄河漕运所得推过来的。但从浚县距离商都朝歌较近，且拥有便利的水运条件来看，在河南浚县有更多的合理新。巨桥仓正是利用了便利的水路运输粮食并加以存储，在商王朝政权维持、军需开支、都城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最早的漕运仓储，对秦汉、隋唐时期的漕运与仓储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毫无疑问对黎阳仓的设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嘉庆《浚县志》称“巨桥为黎阳仓之滥觞”。

东汉末年，袁绍曾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储藏粮食。《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云：“（黎阳仓城），在（黎阳）县西南隅，袁绍聚粟之所。”明《河南通志》亦载：“（黎阳）仓城，在浚县西南三十里，汉袁绍于此聚粟。”北魏时，河北十三州已成为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国之资储，唯藉河北”。

隋统一全国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地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就连河北北部地区也出现了“幽蓟桑叶暗川原”的景象。隋文帝重视粮食储备，广建粮仓，由于粮食连年增产，开皇十二年（592年）时，因国家府库皆满而消减赋役，诏令：“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隋文帝末年，“仓库盈溢……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曹草修建以邺城为中心的南通黄河、北达边塞的漕运系统，使黎阳仓吸收河北地区仓粮的能力大大加强，为黎阳仓的设置奠定了粮食储备基础。因此，黎阳仓在隋代粮食储备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隋书·食货志》描述了开皇时期包括河北在内全国物资运送京师的繁忙景象：“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三、水路发达的交通优势

古代浚县水源丰富，境内有黄河、淇水、卫河等河流，水路交通发达。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正月，曹草为北征邺城的袁绍，修建白沟水利工程以兴漕运，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从《水经注·淇水》“淇水又东出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口，东流迳黎阳县界，南入河”，“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淇水右合宿胥故渎，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北会淇水处立石堰，遏水令更东北注。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的记载可以看出，曹草是依靠大枋木筑堰堵水的方法，来增加白沟水量，保证白沟具有良好的通航条件。淇水被拦截后的水流从白沟下游与清水连接，船舶可循白沟进入洹水，即今天的安阳河，到达邺城。正是依靠白沟的军粮运输，曹草顺利拿下邺城。在平定北方后，曹草以邺城为根据地，多次通过白沟水行南下，曹丕随父自邺城南征，曾写《于清河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诗。在修缮白沟，建造堰枋的同时，曹草还在黄河以北修建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等水利工程，将黄河、海河、滦河连成互为贯通的水路交通网，沟通了睢阳渠与河北诸渠的联系，大量黄河以南的物资得以通过睢阳渠、黄河、淇水、白沟、清河、平虏渠、泉州渠运往北方，以满足邺都消费及军事需求。

曹草使用大枋木筑堰堵水的地方被称为枋头，位于今浚县新镇西枋城村东北一带。在将淇水引入白沟，实现漕运之后，由于枋头在控扼白沟水运上的重要战略地位，随即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和军事重镇，成为黄河北侧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因称枋头城。此后，围绕枋头城发生了众多战争。如，永嘉六年（312年），后赵石勒与晋朝将领向冰为争夺枋头，发生机烈战争。石勒夺取枋头后，向北夺取邺城，并最后建立后赵政权。东晋太和四年（369年），大司马桓温率领大军北伐前燕，循白沟北上，渡文石津次于枋头。前秦苻坚率师助前燕，大败桓温于枋头。

两晋南北朝时期，白沟—清河一线作为水路要道，屡有修缮，但因北人擅长陆路运输，不喜水上运输，因而北方运河时通时阻，加之战争、水患及政权更迭等原因，隋朝初年已被弃用。尽管已经湮塞，原来的水道依然存在，只要稍加疏浚便可通航。隋大业四年（608年），为增大北方漕运能力和北征高句丽，隋炀帝征发广大民众，在曹草所疏白沟故道的基础上开挖永济渠，“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从《元和郡县图志》魏州馆陶县下“白沟水，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亦名御河”，及相州内黄县下“永济渠，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两条记载来看，永济渠就是在曹魏时期白沟等旧有水道基础上开挖出来的。黎阳仓在大伾山北麓，“其（大伾山）北麓为黎阳仓，自隋至唐宋，皆置仓于此，即仓城故址也”。将其设置于此，毫无疑问与此地具有极为便利的交通及转运条件有关。

四、战略要地的地理区位

虽然隋文帝设置黎阳仓主要是为了转运山东粮食进入关中，但也有辅助经略河北的想法，“黎阳仓的选址、建筑、布局都有军事预设的SE彩”。黎阳仓所在的卫州，东魏时为义州，后周改为卫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再改为汲郡，《隋书·地理志》载：“汲郡，东魏置义州，后周为卫州，统县八。”黎阳仓所在黎阳县为汲郡所领八县之一，其建置始于西汉，《汉书·地理志》记载，黎阳县属魏郡。晋灼注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经其东。其山上碑云，县取山之名，取水之阳以为名。”从《水经注》所云“今黎山之东北故城，盖黎阳县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凭山为基，东阻于河”可知，汉代黎阳县在大伾山东北，东临黄河。王莽改称黎蒸，东汉复名黎阳，三国魏因之。“后魏置黎阳郡，后置黎州。开皇初州郡并废。十六年又置黎州，大业初罢。”此后，黎阳县历属汲郡、卫州、滑州、澶州，其间曾先后为郡、州、军、府治所，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置浚州，辖黎阳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降州为县，并将黎阳县易名为浚县。此后，浚县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隋时，黎阳襟山带河，黄河横贯境内，是黄河南北间交通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位于黄河折弯下游的黎阳津，更是汉代以来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黎阳汉以来尝置兵监，聚六郡校士戍屯于此，入隋唐咸列重镇焉”。东汉至北齐，围绕黎阳的战事不断，《读史方舆纪要》列举有大量与黎阳津有关的战事。

考古发掘证实，隋代黎阳仓位于今河南省浚县城关镇的大伾山北麓。大伾山，又名东山，“南荫黄河，左覆金城”，“峰巘秀拔，若倚屏障”，是黎阳城的重要屏障，而且漕仓修筑在大伾山上，具有易守难攻的形势，是潜在的军事要塞。黎阳仓东邻黄河故道，东北距黎阳城遗址约1公里，西距卫河（永济渠）约1.5公里，并自有巨大的仓城。考古报告显示，黎阳仓仓城系依山而建，其东、西及北面均留有夯土筑成的仓城城墙遗迹，城址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260米，南北残长约300余米，仓城城墙为夯土筑成，经过发掘的仓城东城墙残宽5.5米，东墙东侧有护城壕，宽3.9米。

隋炀帝开通永济渠后，黎阳仓因西靠永济渠，东临黄河，水运便利，又有高大的仓城为屏障，军事功能更加明显，特别是高句丽战争发动后，包括来自江南及中原地区的漕粮都要储备于此，然后北运，成为隋炀帝东征辽东的粮食和军用物资供给基地。大业七年（611年），“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次年“八月，敕运黎阳、洛阳、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隋末群雄杨玄感、李密、宇文化及等也都看中了黎阳仓的军事地位，把夺取黎阳仓作为战略目标。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反隋，乃先据黎阳仓以为经济凭借。大业十三年（617年），“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徐世给李密出主意说：“天下大乱，本为饥谨，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于是，李密派徐世率五千人攻取黎阳仓，开仓放粮，兵力迅速得以增强，“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于江都发动兵变，弑炀帝于彭城阁，后率众衣入关中，因粮食缺乏，“乃图北取黎阳仓，从白马津而渡”。李密深知黎阳仓重要，闻听宇文化及渡河来攻黎阳仓，“乃分兵遣别将徐世等屯黎阳拒守”，确保黎阳仓不失。隋末群雄对黎阳仓的争夺，无疑看重的就是黎阳仓交通要冲的战略地位。因此，《浚县志·兵防考》曰：“隋置仓廒，不惟近都近水，亦资兵卫也，故李密、王世充等争之。”

五、宜于置仓的环境因素

我国早期贮存粮食大都使用地窖，新郑裴李岗，郑州大河村，巩义铁生沟，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偃师二里头，郑州商代遗址，安阳殷墟等中原地区先秦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储粮的地窖。从考古发现看，直到隋唐时，地下储粮仍是贮藏粮食的最重要方式。

地下仓窖具有结构简单，建造容易，投资少，维护成本较低有防风雨、鼠雀、水火、盗贼等优势，适合粮食的长期安全储存。元朝王祯就认为“深藏胜仓庾”，他在《农书》中说：“夫B地为窖，……先投柴棘，烧令其土焦燥，然后周以糠稳，贮粟于内，五谷之中，惟粟耐陈，可历远年。……既无风雨、雀鼠之耗，又无水火、盗贼之虑，虽箧笥之珍，府藏之富，未可埒也。……诗云：作窖良有法，贮谷期不腐；焦确拟陶炉，穰籺亲壤土；厚瘗防水潦，深藏胜仓庾。”

此外，地下仓窖主体部分均在地面以下，在战乱火灾等天灾人祸事件中不容易被破坏。黎阳仓在历次战争中都是争夺的焦点，但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张舜民《画墁录》曰：“予尝登大伾，仓窖仍存，各容数十万，遍布一山之上。”北宋政和年间黄河改道之后，黎阳仓逐渐被废弃。明正德《大名府志》载：“自政和后，河易故道，始废。”《河南通志》曰：“政和以后，大河南徙，（黎阳仓）始废。”《清一统志》云：“金初河易故道，（黎阳）仓城始废。”

但地窖储粮也有一些缺陷，地下潮湿容易使粮食发霉变质。在科技发展相对落后，粮食储存技术还不能有效解决防潮问题的请况下，选在地势较高、土质干燥的地方修建粮仓是重要措施。从天一阁所藏明抄本宋代《天圣令》中复原的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仓库令》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对地下仓窖的选址是有着严格要求的，《仓库令》第一条规定：“诸仓窖，皆于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空地不得种莳。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宋令也规定：“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兼种榆柳，使得成音。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除规定仓窖周围种植榆、柳等树木，使形成树荫，与唐令有别外，其他内容均与唐令一致，也强调仓窖要选在“高燥”之地。直到明清时期，还强调粮仓选址要在高燥之处。王士禛《手镜录》曰：“常平仓米谷盛贮，须择高燥爽垲之地，以防浥烂。”阎敬铭《请兴办新疆屯田疏》云：“其余剩粮石择拣高燥之地，建仓存储，以免霉烂。”

黎阳仓所在大伾山北麓地势较高，土质干燥，完全满足仓窖选址对水文、地质条件的要求。主持黎阳仓遗址发掘的刘海旺在谈及黎阳仓选址时说：“黎阳仓所在的地方，土质为黄土，直立新好，挖窖不易坍塌，挖好窖后将坑底夯实，窖壁也修整得光滑坚实，然后用火烘烤，除去湿气，再铺设木板、草、糠、席子，也是为了防潮。”

正是由于在漕仓选址时考虑到上述因素，黎阳仓成为收储黄河以北漕粮的国家粮仓，不仅在解决京城粮食供应短缺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更在隋朝征伐高句丽，灾荒赈济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隋朝漕运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作者李乔，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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