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贵物——千年前的东方大港广州就已繁华着唐人的幸福生活
更新时间:2022-06-18
近日,由刘亦菲和陈晓等人主演的《梦华录》掀起了一股追剧热潮。不少观众表示被里面暗藏的硬核知识圈粉了。 剧中顾千帆通过一支火珊瑚钗子,顺藤莫瓜找出钱塘县令私开海禁,放南洋番商到杭州市舶的证据。 影视剧《梦华录》剧照 红珊瑚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稀罕珍宝,佛教将其视为七宝之一,道家认为珊瑚是来自蓬莱的珍植,古埃及人认为红珊瑚是一位女神(伊西丝)的象征,印第安人认为贵重珊瑚是大地之母。 红珊瑚生长在远离人类的深海之中,需要生长条件极为苛刻,太阳照色、水体温度、水压、水质条件、盐分浓度、食物来源等要求缺一不可。 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是珊瑚的主要产地,自汉唐起,珊瑚便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向中国传播,但由于路途危难重重,外国商人也常常通过沿海路的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诸国的转口贸易获得。 《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中记载有广州置市舶司后,大食(阿拉伯帝国)、古逻(印度奎隆)、占城(越南)、勃泥(文莱)、麻逸(菲律宾)、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等国到来贸易金银、香要、珊瑚、琥珀等物。 顾千帆正是注意到火珊瑚头饰作为一种珍稀的物件,往往是从海外引进,而这应该是从广州市舶司进入这件事请上发现了玄机。 影视剧《梦华录》剧照 广州是第一个设置市舶司的城市,在唐代就已经开设,到了北宋中期,设有广州、杭州、明州(宁波)三地市舶司,但在这三个港口中广州最大、最繁荣,倘若三地外贸收入为十,广州独占九分。 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谢爱华所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为‘Khanfu’(广府),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为‘China’(支那)”。 在国际贸易史上,广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连起了东西方交流的桥梁,是无论也绕不开的一座丰碑。它是中国通过东南亚、大洋洲和非洲等地的最近接口,是中国国际贸易的前沿之地。 广州的海岸线条件极为优越,自秦汉起,广州就开始发展海上贸易。到了唐代,广州商业发展繁荣,商贸发达,来往商人络绎不绝。 中国唐朝时期岭南道东部历史地图(局部) 广州不仅是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到中央政府器重,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口岸。 早在公元三世纪时,阿拉伯商人从海路东来,自广州上岸,开展贸易活动,广州便逐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阿拉伯商人认为“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 1998年,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Batu Hitam)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被发现,沉船满载唐朝货物,有金银器皿、调味品陶器和瓷器(包括长沙窑在内的著名窑址产品)等各种文物六万余件。 黑石号沉船模型及出水文物 在唐代, 为了方便贸易,不少外国商人选择在中国定居,当时主要有两个居住区域:一是当时的京都——长安和洛阳,另一个就是以广州为代表的沿海城市。 数十万外国商人定居广州,一方面是因为唐代强盛的国力,另一方面和广州开放包容、广博大千的气质是有一定关联的。为了方便居住,在广州城西特设外国人居住的区域,叫“蕃坊”,蕃坊的大致范围为北至今中山六路、东至解放路、南至大德路、西至海珠路。 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外国商人管理,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来往广州的商人居多,为了方便贸易,其中还设有番货贸易的“番市”。 唐代的胡人俑 从蛮荒之地到“南国商郡”,这离不开这一时期唐代国力强盛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也离不开许多仁人志士的努力奋斗。 宋璟:广州城市规划设计师 宋璟,是唐代著名的宰相,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并称为唐代四大名相。唐玄宗在位期间,宋璟任广州都督,在他治下广州人民安居乐业,但他最大的贡献是对于广州城市的规划。 当时广州已经是一座人口密集、商贸发达的国际新城市了,“开元时广州的常住人口至少有30万,另有大约10万蕃人”,大多使用竹寮、茅屋等建筑,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火灾,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扩散。 宋璟为了消除隐患,亲自带领广州人民夯筑土墙,烧制陶瓦,原来的简易的茅草屋变成了气派的瓦房。《新唐书·宋璟传》中记载:“广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梁利而无患灾。” 唐代广州原是仿照子城—罗城制度,地方行政机构集中在子城(内城),罗城(外城)则容纳居民坊市以及庙宇、学校等公共部分,这种方式是从两晋到现代中国州府城市的基本模式。 宋璟在这个基础上对广州城市规划进行了调整,为了方便城西“蕃坊”的贸易,将城市的中轴线也开始转移到偏城西的北京路一带,同时允许临街店铺可做生意,“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 便利的贸易条件和舒适的居住场所使得“蕃人”对广州赞誉有加,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型商船,年复一年满载“昆仑宝,四海财”,汇聚广州。 在此时,夜市也开始出现,“蛮声喧夜市,海SE润朝台”,直至现在,广州的夜生活依然让人们津津乐道,这离不开宋璟的规划。 在宋璟离开之后,广州人民还为他建造了“遗爱堂”,以此来纪念他为广州做出的巨大贡献。 张九龄:古代詹天佑 在汉朝,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此时远洋贸易开始兴起,可是这又面临一个问题:广州本土生产的商品较少,与外界阻隔,运输大型货物不便。 海外商人倘若想将货物运向内地,只有两条道路选择:一是绕极远的水道,借道广西灵渠,走向湘江,再到长江,最后从大运河走,或者是从山势极为险峻的大庾岭穿过,但大庾岭道路崎岖,就是人行,不小心都有可能掉下山谷,更何况是运输大宗物件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和我们熟知的一个人——张九龄,有着极大的关系。 提起张九龄,我们通常想起他的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除此之外,他还是“报效家乡第一人”。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张九龄告病返乡,见大庾岭通行不畅,人们苦不堪言,便上奏唐玄宗,请求开凿大庾岭。 唐玄宗对于这个提议十分重视,命张九龄为修路特使。张九龄接到诏书之后决定亲自前往,通过观察地形地势,设计了一个相对较为平缓的道路。 在张九龄的带领和附近人民的支持下,大庾岭仅仅用了三个月便成功开凿。这一困扰岭南人民多年的烦恼已不复存在。建成后的道路平坦宽敞,无论是步行还是马车,都极为便利。 大庾岭梅关古驿道 商队也因此获利,大庾岭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的盛况,看来无论古今,“要想富,先修路”都是一条至理名言。 从这个角度来说,张九龄也可以算得上是“古代詹天佑”。日本汉学家中村久四郎称赞他说:“张九龄开凿新路,就是将南北的喉咙,也就是把广东北面的重镇南雄岭开通,使广东的港口和中原交通得到便利,并且间接使广东与中原及海外各国的通商得到便利。” 杨良瑶:比郑和早620年下西洋 在我们印象中,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古代中国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 但其实在比郑和早620年的唐代,有一名叫杨良瑶的宦官,早已奉旨下西洋。而这一伟大的壮举之所以被人们重新发现,是因为近年来考古工作的顺利展开。 2014年陕西省泾阳县扫宋村出土了一块高达两米的神道碑,这块碑文中记载了杨良瑶一生的经历,人们惊讶的发现早在郑和之前,还有人出使西洋。碑文中记载: 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遐迩无惮险之容,禀然有必济之SE。义机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灏森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德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仗忠信之明效也。 《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 公元785年,杨良瑶携带国信诏书,由海路出发,出使西域,企图拉拢阿拉伯、印度诸国一同对抗吐蕃,这一路艰难险阻,途径数百个国家。 他从广州东南方向启航,途径门毒国(今指东西竺昆仑洋)、古笪国(一说真腊)、逻越(即暹罗)、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天竺(今印度)等百数十个国家,抵达大食国弗利刺河(今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直至抵达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 杨良瑶出使西洋说明当时广州通海夷道的重要地位,见证了广州作为中国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和东方第一大港的繁华,也是当时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重要的互动和交融。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短时间跨国交流的技术,但早在距今1237年的古代,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成就。 千年商都,广州千百年来始终是连接中国和世界最近的大门,直至当下,广东也还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2021年广州外贸进出口总值10825.9亿元人民币,在疫请影响的当下,较去年仍增长13.5%;现已建成国内最齐全的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海陆空邮齐头并进的协同发展局面。 数千年海洋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广州开放包容的底SE,无论是唐代还是如今,广州始终秉持着开放、多元的态度。 广州,永远敞开胸怀,拥抱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