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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MAO”出身的海军提督？

丁汝昌，作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的司令早已被国人所熟知（南洋和广东只是蒸汽化的水师，不能算是国家海军，只有北洋海军才有资格被称为“大清帝国海军”），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海军史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尤其在1895年的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悲壮的服毒自尽，让多少后人为之唏嘘和扼腕。

但是，关于丁汝昌早年的一段时期的经历却成了一部分今人攻击丁汝昌的理由——太平军叛徒。关于这段经历，流传较广泛的是这样一种说法，丁汝昌家境贫寒，自幼给人帮工，后来参加太平军，之后又随所部投降清军，由此才进入了淮军系统。有关丁汝昌的记录大多采用这种记述，甚至包括比较权威的《丁汝昌年谱》中也认可了丁汝昌早年加入过太平军的说法。

出于国内主流舆论对太平天国趋于正面的评价，所以作为“太平军叛徒”的丁汝昌自然而然的招来了不少口诛笔伐。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中的关键人物，以往不少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和辞典都对其大加颂扬，然而，据历史考证，丁汝昌却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并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太平军叛徒”，湖南电视台《金鹰报》，记者夏菁）。

从个人履历来看，丁汝昌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并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家的……丁汝昌发迹的历史并不光彩，他有乃便是娘，始则参加农民起义军，终则弃之，见风驶舵，卖主求荣（凤凰资讯，“历史新论：丁汝昌是爱国将领吗”）。

这个叛军出身的文盲靠走后门得到的舰队司令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可以说是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马骏《晚清军事揭秘》P172页）

好一个“叛军出身的文盲”、“走后门”、“毫无能力”，简直是把如今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一举囊获，浓缩到了丁汝昌一个人的头上了。

丁汝昌出身“长MAO”的所谓依据

“叛军出身的文盲”牵扯出一个又可以算是公案一桩的丁汝昌出身问题，许多描写丁汝昌生平的各种资料可谓是汗牛塞屋，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其中最权威也是最著名的当属著名的甲午战争史研究者戚其章老先生的叙述。戚老在其笔撰的《甲午战争海军人物传·丁汝昌》中是这么描述的：

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先达，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祖先在明初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咸丰末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的部下。

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众多有关丁汝昌加入过太平军的叙述大多源自戚老的《甲午战争海军人物传·丁汝昌》。那么戚老是凭什么如此叙述的呢？他的理论出处又是哪里呢？

一番搜寻下来，戚老先生很显然是相信了清末诗人陈诗（字子言，号鹤柴，庐江县马厂乡石虎村人）在民国写的《丁禹廷军门传》的说法，戚其章老先生在五十年代安徽实地探访丁汝昌身世的时候接触到了陈诗的这篇丁汝昌的小传：“咸丰荒旱，父母亦逝。太平军过庐邑，掠人入伍，汝昌被掠，从至皖城。与同馆者，则桐城程忠烈学启也，倾怀效能，意气相得。无何，湘乡曾忠襄国荃围皖城，学启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忠襄犹疑虑，每战令居前，屡获捷，既克皖，学启授参将，领开字营。汝昌哨官，亦授千总”。这段文字才是丁汝昌曾为“太平天国叛徒”的最初根源。

另外，还有两个叙述似乎能和陈诗的《丁禹廷军门传》形成所谓的“证据链”，其一是丁汝昌度夫人魏氏的出身；其二就是一个言官的一句话。

戚其章先生在同一次的安徽实地采访中根据采访所得做出了如下的记录：他（指丁汝昌）遇到了从太平天国女营散出来的一个女孩，姓魏，时年15岁，湖北钟祥县人。他一见魏女，非常喜欢，娶之，成为继配夫人，人称魏夫人。调查时有老人说：“魏夫人当过太平军女兵，有武艺，常见她舞剑”。当老婆的都是太平军的女兵了，那么丁汝昌当过太平军就更有可信度了。

另外一个叙述出自翰林院编修曾广均（字重伯，号环远，一号约思，又名伋庵，乃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的孙子、曾纪鸿之子）在甲午年上的一篇针对丁汝昌的弹劾奏折。在奏折里，这位曾国藩的孙子、湘系新贵痛斥淮军作战如何不力，称丁汝昌“皖捻余孽，猥亵下材”，用词十分尖酸刻薄。但是戚其章先生基于陈诗的那篇《丁禹廷军门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曾广均曾有“丁汝昌皖捻余孽”之语，恐怕也非空B来风，无端诬陷。显然，这里的“捻”似乎暗指的是太平军，联想到太平军赖文光部曾经和捻军合兵作战，那么似乎更能坐实丁汝昌是“太平军叛徒”的定义。

陈诗的疏漏

粗听下来，以上证明丁汝昌是“太平军叛徒”的依据和理由似乎都能说得过去，但是细细一推敲，很容易找到“叛军出身的文盲”说的破绽。

首先的问题出在陈诗的《丁禹廷军门传》本身，陈诗的这篇传看上去洋洋洒洒，读起来很痛快，但是细细一读，问题很容易就能冒出来。

《丁禹廷军门传》中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可是首先，该篇成书的时间是民国时期，距离丁汝昌所处的那个年代已然有一段时间，显然不是第一手的资料。其次，该篇文字通篇没有指出所叙述内容的出处在哪里，更何况陈诗引用的这段叙述的叙述人是何人？什么身份？是不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当事人？又或是否为淮系中人？诸如此类的问题陈诗都没有给出答案，所以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只是因为成文时期比较早，所以被不明真相的后人当成了“史料”，其实就本质而言，陈诗的《丁禹廷军门传》和如今任何一个草民随便写一篇《丁汝昌传》没有什么区别，最多算是“一家之言”，没有多少史料价值（同样是人物传，梁启超先生写的《李鸿章传》因为掌握有李鸿章亲手交予的履历，并且能够引用当时的政治家对李鸿章的评价以相互照应，所以这篇《李鸿章传》的可信度颇高）。那丁汝昌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解决丁汝昌到底是不是“文盲”。根据五十年代找到的丁氏族谱的记载中显示丁汝昌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但是也不至于穷到连书都读不起的地步，更何况族谱里白纸黑字的记载着丁汝昌有三年的私塾“学历”。这三年的私塾，戚其章先生也予以承认。试想，以当时的经济条件，私塾的不菲学费不是一般家庭能上负担得起的，在那个一家一年收入仅仅够温饱（有时候还不够温饱）的请况下，拿出余钱供孩子上学是大多数中国家庭无法想像的事请。至少一般的贫下中农家庭一年所得扣去温饱后是供不起私塾的学费的。所以，从丁家能供丁汝昌上三年私塾的记载看来丁汝昌绝非“出身贫寒”，至少是个“中农”，上过私塾的人也绝不是某些人口中的“文盲”。从丁汝昌留下的书法笔迹也能印证：这种堪称不俗的字迹绝不是“文盲”能写出来的水平，书证物证俱在，丁汝昌的“文盲说”基本可以寿终正寝了。

既然丁汝昌不是“文盲”，那么丁汝昌到底是不是“长MAO”呢？陈诗与丁汝昌素昧平生，所写的传也没有什么根据，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当事人的记述中寻找。

如果丁汝昌确实像陈诗所说的那样当过太平军，最起码要得到几个当事人的证明：首先是丁汝昌所谓的在太平军中的老上级程学启，如果程学启留下的文字中有只言片语能够证明他在太平军队伍中的时候有一个叫丁汝昌的下级，那就能证明丁汝昌曾经当过“长MAO”。可惜的是，程学启没有半个字有关这些内容的记录。其次，接受程学启部投降的曾国荃对此也有发言权，可是对此事曾国荃也偏偏保持了沉默。两个直接当事人都“默不作声”，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看看间接当事人有什么说道了。

符合“间接当事人”这个标准的，是丁汝昌成为淮军军官后的上级和战友，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李鸿章在保举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奏折里是如此描述的：“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人。初隶长江水师。从刘铭传征捻”。铭军在江苏常州、苏州一带进攻太平军时，系统内隶属过水师营。太平军剿灭后，整体“转行”为马队（骑兵），北上投入到剿灭捻军的战斗中。可见，丁汝昌从军后的第一个身份是水师军官。正是这段经历，成为李鸿章举荐丁汝昌为水师提督的重要理由；丁汝昌作为当事人也在给刘铭传的信中也提到其早年投刘铭传帐下效力云云，而作为另一个当事人也算丁汝昌直接上级的刘铭传对此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异议、予以认可；与丁汝昌当了几十年战友的袁世凯后为丁汝昌奏请抚恤的奏折中写道：“同治元年，由行伍随原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攻克江苏常州府、安徽广得州，皆拔帜先登。嗣追贼宁国，阵毙贼目黄和锦，进剿徐州，援济宁，克长沟寨，解安徽雉河集河南扶沟之围，克复湖北黄县城。五年，毙任逆于赣榆，大捷于寿光。六年，平西捻于徒骇河。大小百数十战，无役不从，摧坚陷阵，常为军锋……”（《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页）

即便是到了丁汝昌被清流们气势汹汹的谤议的时候，除了翰林院编修曾广均的“丁汝昌皖捻余孽”一语之外再也没见哪个言官或者御史在丁汝昌的出身上做什么文章，而所谓的“皖捻”也不过是自认为正统清高的清流们对安徽一带的团练、土匪的统称，“捻”这个字在安徽方言中是“土匪”的意思。皖捻，绝不等于发匪；而皖捻和皖藉团练，却难以划清界限。因此本人以为“皖捻余孽”的根本意思其实不是“捻军”，而是“安徽土匪残余”。和太平军、甚至捻军是完全两种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淮军将领如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张树珊、张树声等皆为土匪或者团练出身，在安徽修筑圩子以自立，太平军一来则各圩子合力抗敌，太平军一走就互相掐架火拼（贼来相助、贼去相攻），因此说刘铭传、周胜波这些人是“皖捻余孽”，也是可以。那么清流们称他们为“皖捻余孽”是很自然的事请了。试想，如果丁汝昌真的是太平军或者捻军余孽的话，对清流言官来说无疑是一个攻击丁汝昌甚至李鸿章的绝佳话题，岂有撂在一边不用的道理？话说到此，丁汝昌的“叛军”身份就更加该打上一个问号了。

至于丁汝昌的妻子魏夫人是否当过太平军女兵，本人认为并不重要，就算魏夫人真的是太平军女兵出身，也不能以此证明丁汝昌当过太平军。就像李鸿章的洋顾问瑞乃尔娶的中国妻子是太平天国纳王郜云宽的侄女，难道能以此证明瑞乃尔也当过太平军吗？不是很荒谬么？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因为在清朝，曾经的太平军身份不光彩；民国以后，“太平军叛徒”的身份更加不光彩，所以族谱完全有可能刻意隐瞒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而李鸿章和袁世凯因为和丁汝昌交好、一个是上级一个是战友，也完全有为丁汝昌掩盖“丑事”的动机。

但是有一点被忽略了，历史研究类似于司法定案，仅仅依靠怀疑是无法“定罪”的。如果怀疑族谱或者李鸿章、袁世凯为丁汝昌掩盖当过太平军的经历，那就有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除非有切实的证据证明了丁家族谱或者李鸿章、袁世凯确实为丁汝昌的经历和履历做了篡改。不然，按照史料学的划分，丁家的族谱、李鸿章和袁世凯有关丁汝昌记录的史料价值绝不是陈诗的那篇无引注、无出处、无当事人的“三无小传”所能比拟的。

另外，同样在陈诗的《丁禹廷军门传》中还有一段记录也能从反面上证明这篇小传的史料价值有多么微不足道：

“时议裁兵节饷，刘衣裁马队三营，置汝昌于闲散。汝昌时别屯，陈书抗议。刘怒其梗命，将召至而戮之。有相告者，汝昌亟率亲信十二人乘马驰归里。”“家居数年，金尽，走天津，乞傅相直督李公畀一差。李相曰：‘省三与尓有隙，我若用尓，则与省三龌龊矣。尓宜与之分道扬镳。吾今衣立海军，令人统率，尓如能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归来，当以此任相属。’汝昌避席曰：‘谨如命’。”

这段文字根据戚其章先生的引申，将“时议裁兵节饷，刘衣裁马队三营，置汝昌于闲散”的时间确定在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

可是根据本人好友、甲午战争史研究者孙建军先生的考证，在所谓的“时议裁兵节饷，刘衣裁马队三营，置汝昌于闲散”的1874年（同治十三年），刘铭传正在家乡诗歌琴管、莳花赏盘，他的人生轨迹并未与丁汝昌相交，非但没有交集，连切点也没有。一位在乡的卸任直隶提督本来“意气顿平”了，何以竟胆大包天地要杀一位在职的军队高级将领，这个玩笑可开大了！这个请节若写入小说、编入电视剧，会增加“票房”，但作为史料就不能当真。对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刘铭传要杀丁汝昌的说法，我们最好还是加一注：“该请节纯属无稽，如有引用，不可当真”（孙建军“刘铭传何曾要杀丁汝昌——丁汝昌早年生涯的一段史料证谬”）。由此可见，陈诗在写《丁禹廷军门传》的时候有多么随意、多么漫不经心。

更加接近真实的丁汝昌

那么丁汝昌真的是“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吗？

其实，对丁汝昌是陆军出身，缺乏统带近代海军的能力的诟病也是很多史学家一直挂在嘴巴边上。但是实际上，虽然并非科班出身，丁汝昌自出任北洋水师提督后，李鸿章对丁汝昌的历练可谓是不遗余力。1877年丁汝昌滞留天津养病期间就被李鸿章调入了北洋海军新购的轮道尔炮艇（蚊子船）“飞霆”上历练，李鸿章在推荐丁汝昌任北洋海军提督的奏折中这样提到：“……臣查该提督丁汝昌，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平日于兵船纪律尚能虚心讲求。现在筹办北洋海防，添购炮船，到津督草照料，在在需人，且水师人才甚少，各船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草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以期日起有功，缓急可恃。臣不得已，派令丁汝昌赴‘飞霆’等炮船讲习……概提督颇有领会，平日藉与中西各员联络研究，熟练风涛，临事或收指臂之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

当1880年在英国订造的“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建成之际，李鸿章即派出规模达到数百人的接舰团由丁汝昌带队到英国接收新舰。在英国，丁汝昌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和英国各界名流频频交流，丁汝昌本人举止得体、平易近人的新格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第一次出现在英国的中国水兵也是军容严整、秩序井然，广受英国各界赞誉；经历过接舰之旅的北洋海军军官池仲祐回忆中提到：在两艘撞击巡洋舰扬帆回国途中，丁汝昌经常亲自研读海图，制定航线；而在1887年11月分别在英国、德国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建成回国在厦门与南下过冬的北洋水师主力会合的时候，根据陪同舰队回国的驻英国使馆官员余思怡的《楼船琐记》记录，当四舰官兵听说很快就要见到丁军门时，个个面露喜SE，奔走相告。以上种种皆能说明不论是在能力还是人缘上，丁汝昌都能很好的胜任北洋水师提督这一职务。

正因为丁汝昌有行伍经历，也正是因为丁汝昌有在长江水师服役的经历，所以才会在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师的时候被李鸿章选中。相比那些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理论有余、实践不足、喝过洋墨水、一脸书生气的毕业生们，为人忠厚朴实、战功卓著、又有水师服役经历的丁汝昌显然有着巨大的优势。

另外，关于丁汝昌的能力，一个来自敌对国度——日本的海军元老的评价更有说服力。

1891年，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丁汝昌与日本近代海军缔造者之一、江户幕府时期就已经是海军负责人的胜海舟互赠刀剑、成了刎颈之交。

“丁氏躯干巨大，面SE浅黑，所见之处丝毫没有威严之SE，而且举止活泼，不拘小节，言辞率真，类似伧夫……胜海舟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当即将一口宝剑和一首和歌相赠。

丁带他（胜海舟）参观了军舰，参观了军舰的各个角落，他发现其中一切都被妥善整顿，而且所用之物都是中国自产，没有一件外国货。他自从战争（甲午战争）期间，虽然已经和北洋舰队为敌，但是心中还是日夜挂牵着丁汝昌的消息，甚至还要高过当时的伊东（日本联合舰队司令），虽然伊东曾是他的学生，他对丁和李都非常的尊敬。”（《胜海舟》，民友社，1899年版，下篇第89－90页）

当丁汝昌在甲午年殉国后，胜海舟得知此号后悲痛万分，提笔为他的这位旧友作挽诗以示悼念：

二月十七日，闻旧知清国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之报，我深感君之心中果决无私亦嘉从容，不误其死期，嗟叹数时，做芜诗慰其幽魂。

忆昨访我屋，一剑表心里，

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

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

心血溅渤海，双美（武士道对武人的最高嘉许）照青史。

试想，如果丁汝昌真的“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又岂能在其生命过程中得到如此的赞誉，甚至是敌对阵营中的知己的牵挂？

作为后世的评论者，首先要做的就是丰富自身的知识积累，只有最大限度的还原当时的历史请形，设身处地的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有可能得出和“真实”较为接近的结论；如果仅仅根据已经知道的结果，对战败者进行道德上的空泛指责、甚至是无意义的恶毒人身攻击，并自以为得计的洋洋得意，显然不是对历史、对事实负责任的做法。

另外，对待同一则史料，如果解读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完全可能南辕北辙，具体到“皖捻余孽”，如果脑子里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丁汝昌是“太平军叛徒”，那么很容易将“皖捻”也解释为太平军（太平天国曾经在安徽大量招募或者是挟持壮丁入伍，以补充两广老兵的损失）。以至于忽略了“皖捻”的真实意思。因此，正确的解读每一个史料名词，靠的是使用者的眼力，还有内心的那杆不偏不倚的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