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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磊

来源：《人民论坛》2022年第5期

以江南文化为标尺的孝文帝文教改革

孝文帝改革是推动北魏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变革。一般认为，太和十四年之前的改革由冯太后主持，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才开始主导改革。若从改革的内容来看，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大多完成于太和十年以前。从太和十年开始，改革主要集中于礼制领域，如定朝廷礼服，起明堂、辟雍，定乐章，迁都洛阳等。按《魏书·高祖纪》的记载，太和十年以后的诏册均为孝文帝所撰，可知改革所触及的深层次文教问题其实大都由孝文帝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的文教改革并不仅仅体现了他自身的政教理想，而是由切实的时代问题所推动。这一时代问题是北魏在统治了中国北方大半个世纪后，如何建立融合胡汉的新国制以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文教改革正是其中最具统摄新的环节，涉及国宪与民心。正因如此，孝文帝所面临的文教问题不只是鲜卑人与汉人间的文化差异，还包括汉人士族之间的学术争端。在迁都之前的太和十二年至十五年间（488-491），围绕禘、祫、圆丘等礼制问题，汉人士族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以致于孝文帝不得不遣使江南，以期通过引入江南典籍来解决北魏的礼制问题。关于孝文帝向江南借书之事，不仅《南齐书》予以记述，出土于清朝清光绪年间的《李璧墓志》也有记载，著名文学家王融撰写了很长篇幅的疏文来陈述己见。孝文帝的文教改革是牵涉南北朝历史走向的大事，以致于南朝也不得不高度关注。

借书江南发生在太和十三年（489），两年后孝文帝派遣“特有公输之思”的蒋少游充任副使，密令他考察建康宫殿楷式，为建筑洛阳宫殿作准备。南齐研判出蒋少游的谍侦动机，但仍然允许蒋少游返回北魏。此后洛阳的宫室制度皆出于蒋少游之手。由此可见江南文化对于北魏改革实具有标尺作用。孝文帝之所以选择洛阳而非邺城为新都，也是为了让改革不为河北士族所左右，故选择以江南文化为融合胡汉、实现大一统的价值引领。在这个意义上，江南从未外在于北魏，孝文帝改革乃是当日中国南北元素汇聚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孝文帝主动直接从江南引入典籍与宫室制度外，南齐也每年“特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通过遣使聘好向北魏展现江南的人物风流。太和七年至十八年间（483-494），南齐向北魏遣使十二次。其中两次出使的刘缵得到北魏君臣的一致赞誉，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太后冯氏悦而亲之”。刘缵的出使对孝文帝改革的核心成员刘芳之官运也有影响。刘芳为刘缵族弟，为冯太后所罚后恰值刘缵至，于是被冯太后擢升为兼主客郎负责接待。按《魏书·刘芳传》的记载，太和九年（485）刘缵出使后，刘芳为中书博士，后又任中书侍郎，成为孝文帝革变旧风的决策参与者。接待刘缵的另一兼主客郎甄琛，他对刘缵的器貌念念不忘，时常叹咏之。在甄琛六十余岁时，刘缵的后人入洛，甄琛迎娶了其孙女。这成为北魏的佳话，朝廷专门下诏为其婚礼给予厨费。

南齐使者的到来，给北魏君臣留下了关于江南文化的直观印象。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孝文帝甚重齐人，每有南齐使者到来，均亲相应接，申以言义。他常对臣下说：“江南多好臣。”太和十七年（493），南齐名士王肃投奔北魏，迅速成为孝文帝改革集团的核心成员。对于孝文帝优礼王肃的缘故，陈寅恪先生认为：“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孝文帝所渴盼的，为“其宗贤之流风遗著”。王肃出身江南第一流高门琅琊王氏，琅琊王氏的人物风流自魏晋迄于宋齐代代不绝。王肃之父王俭更贵为南齐宰相，长于礼制。故陈寅恪先生说王肃“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魏书·王肃传》在记述王肃北奔后在邺城拜见孝文帝的场景时，特意描绘了王肃的风仪，说他“辞义敏切，辩而有礼”，“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王肃的言谈举止、思想观念均得到孝文帝的高度认同。孝文帝初见王肃便“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也”，以后日益器重礼遇，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亲贵旧臣莫能间也”。王肃用刘备诸葛亮的关系来形容二者间的亲密，“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

仿学江南与北魏胡汉贵族的经神融合

孝文帝的文教改革为江南文化在北魏的传播培育了社会土壤。无论汉人士族还是鲜卑贵族，皆以江南名士风度为仿学对象。《魏书·王肃传》记载了王肃的侄子王诵获得声誉的故事。王诵宣读诏书“音制抑扬，风神疏秀”，从而让“百僚倾属，莫不叹美”。王诵的语音与风度，体现了江南高门的文化教养。由出身琅琊王氏的王诵在百僚中宣读诏书，这一安排本身便表明了北魏朝廷认同江南文化的态度。在这样的时政语境下，江南的名士风度成为百僚叹美、仿效的对象。

即便是在南朝门阀序列中位居末端的家门，当其子弟奔北后也成为北魏君臣欣赏、仿学的对象。如裴粲，他出身于河东裴氏，以“善风仪”闻名于世。晋宋之际刘裕北伐关中时，河东裴氏南迁，南齐时已经成为豫州豪族。在齐明帝夺位的政争中，裴氏是其重要的军事支持者。东昏侯即位后，南齐政局混乱，裴氏降魏。在南朝的门阀社会中，河东裴氏属于晚渡的侨姓家族，在政治上难入高流官序。在门风上，裴氏尚武，难以跻身名士圈。然而对于北魏君臣而言，裴氏的文化面貌已足以满足其对江南士风的企羡之心。这是裴粲以“善风仪”著称于北魏的社会背景。

凭借“风仪”，裴粲在政坛上化险为夷。裴粲曾得罪了握有大权的高阳王元雍，元雍含怒等待他的到来。按《魏书·裴粲传》的描述，裴粲会见元雍时“神请闲迈，举止抑扬”，元雍的目光为他所吸引，不知不觉缓解了怒气。等到坐定后，元雍对裴粲说：“相爱举动，可更为一行。”于是裴粲便下席为元雍重现了进来时的神请举止，并从容而出。又有一次，裴粲拜访清河王元怿，刚刚下车便遭遇暴雨，裴粲并不因为大雨打湿衣服而改变神请举止，仍旧容步舒雅。元怿令人持盖为之挡雨，并向左右之人感慨：“何代无奇人！”后来宣武帝听说裴粲善自标置，也想观赏他的风度，派遣使者到裴粲家传诏，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派遣了多位使者。裴粲家人不明原因，全都感到恇惧，唯独裴粲十分恬然，神SE不变。宣武帝得知后为裴粲的从容恬淡而欣赏感叹。

在仿学江南的时风下，河北士族很快习得了江南人物的容止风仪。如出身范阳卢氏的卢元明，《魏书·卢玄传》载其“风彩闲润，进退可观”。卢元明的进退风仪为临淮王元彧所钦爱。中山王元熙见到后，引用东晋名士王恭的名言来赞誉卢元明：“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烧，饮美酒，自为佳器。”鲜卑贵族不仅能够欣赏河北士族身上所具有的江南文化因素，而且还对江南的文化典故十分熟悉，借以阐发自身的文化见解。

鲜卑贵族借用江南典故赞誉本朝名士，还有清河王元怿之例。《魏书·刘芳传》载，刘芳从子刘懋“器宇渊旷，风流甚美，时论高之”，元怿爱其风雅，经常目送他离开，并说：“刘生堂堂，搢绅领袖，若天假之年，必为魏朝宰辅。”元怿此语引用了宋明帝赞誉褚渊的典故，宋明帝认为褚渊仅凭迟行缓步便能得宰相之位。刘懋出身彭城刘氏，祖、父皆在宋明帝时期出仕，并有名位。元怿引用宋明帝时期的典故，既盛赞刘懋本人，也对其家门仕宦表达了尊敬之意。

这些事例表明，经由孝文帝的文教改革，鲜卑贵族已经具有了非常深厚的文化教养，他们与河北士族在认同江南文化方面别无二致。正是以江南认同为基础，北魏鲜卑贵族与河北士族之间才会发生经神融合。

门阀体制：江南认同促进北魏民族融合的一种作用机制

在鲜卑贵族仿学江南人物风流的过程中，孝文帝改革集团的核心成员崔光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魏书·景穆十二王传》记载，元显和为司徒记室参军，时任司徒的崔光评价他说：“元参军风流清秀，容止闲雅，乃宰相之器。”崔光将鲜卑贵族元显和视作名士，并按江南盛行的玄学观念予以期许。崔光对人物的评价与其政治地位有关。《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明帝建武二年八月条，整理出孝文帝改革所倚重的人员名单，王肃、刘芳、崔光皆名列其中。崔光与刘芳一样，都是在北魏占领刘宋青齐地区后被迁徙至代地的“平齐户”，他们在文化面貌上更接近江南。崔光跻身孝文帝决策圈的时间大致在太和十年至十七年间（486-493），这正是孝文帝着力推行文教改革的时期。孝文帝以“高才大量”来评价崔光，并认为他会在二十年后当上司空。宣武帝、孝明帝之时，崔光长期居于政治中枢，并且领齐州大中正。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建立门阀体制，中正在门阀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品评人物正是中正的职责所在。

为崔光所品评的鲜卑贵族还有元彧。崔光对他的评价是：“黑头三公，当此人也。”意思是元彧在黑发的年纪便能当上三公。据《魏书·太武五王传》，尚书郎卢道将对吏部崔休品评了元彧及其从兄安丰王元延明、中山王元熙，说：“三人才学虽无优劣，然安丰少于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济南风流沉雅。”卢道将、崔休之所以具有评价三王的权力，乃因其身居选官的职位，对三王的仕途有重要影响。鲜卑贵族被纳入官僚体制之中，接受门阀观念的审视，这正是孝文帝改革的结果。

在门阀体制中，吏部依据中正的评定授官，中正则须采摘清议。门阀居于士论的中心，既垄断中正之职，又草纵舆论，其价值观念得以贯穿到选官的诸多环节中。孝文帝改革的举措是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纳入同一门阀体制，由此一来，无论鲜卑贵族还是汉人士族，他们的仕宦生涯均须受到士论的深刻影响。元显和为济音王小新成之孙，起家为司徒记室参军，居于第一流高门的清流官序中，府主崔光的品评自会对其仕宦生涯造成影响。元彧等人作为宗王无须中正品第，为超品，一般以四品官起家。尽管如此，他们仍处于士论之中。元彧等三王被时人比较评价：“三王楚琳琅，未若济南备圆方。”（《魏书·太武五王传》）所获清望也会影响其政治前途，获取盛誉的元彧起家便被拜为前军将军、中书侍郎。

元彧之所以获得优于元延明、元熙的评价，乃在于他更加“风流沉雅”。《魏书·太武五王传》还记载了元彧之“姿制闲裕，吐发流靡”为王诵所心醉忘疲之事，特意指出“琅琊王诵有名人也”，意在表明元彧的“风流沉雅”是受到江南第一流高门认可的。评价元彧等人的卢道将出身范阳卢氏，崔休出身清河崔氏，均为北魏第一流高门。元彧的“风流沉雅”得到琅琊王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一致的赞誉，表明南北高门在认同江南人物风流方面已经达成了一致，这种价值共识还通过门阀体制重塑了鲜卑贵族的经神风貌。正是借由门阀体制，江南认同在北魏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李磊，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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