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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是很难的，因为做事的人不仅要面对很多的技术新问题还要面对很多外人的指责，这些人不明就里，只要看到做得不合自己心意就严加指责。反正这些人再怎么说也不担责任。很多人都对他们很反感，但也无可奈何。在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的高层人物都对这些人有很严重的抱怨。赫德在信中谈到孙毓汶和徐用仪对他们的评价为“既不明了实请，又没有责任和职守，而喜欢放言高论的人们”，陆奥宗光对自己国内的类似人物的评价为“世间滔滔之徒豪言壮语图一时之快者”。中日双方当时虽为敌国，但对某些专门指责人的外行的评价却惊人一致，可见此种人在办事人员心中的形象。这是在清朝，而在清朝之前的明朝可以说就是被这些人给说灭的。光时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人物。

在最后暴露出本来面目前，晚明凄风苦雨的年代里，身为言官的光时亨，也曾经是类似于谦那样，刚正不阿的模样。

光时亨，安徽桐城人，作为崇祯七年（1634年）的进士，这位青年俊才常年就是一副满嘴道理的模样。第一次觐见时，开口就是家国天下，把为国家危急忧心忡忡的崇祯皇帝弄得十分感动，一机动就提拔了。然后热血澎湃的光时亨面对国家大事，更常是一派热血沸腾的模样。今天安徽当地的史料还有他“新刚直”的说法。

以这类表现说，热血澎湃的光时亨似乎很有一副仁人志士的样子，但一个短板就露出了他的马脚：只会讲道理，不会办事请。他在兵科给事中任上的时候不知道说过多少义正辞严的话，但是从没给明王朝提出过任何解决问题的思路。反而在最关键时刻添堵。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随后兵锋直指北京。农民军迫近北京时，崇祯帝本有南迁的续命机会，谁知光时亨又站了出来坚决反对。

二月，北京形势危急，左都御史李邦华提议，派皇太子去南京监国。崇祯皇帝犹豫不决，光时亨站出来坚决反对。三月初四，李建泰提议南迁，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等人又请求先送皇太子前往江南抚军。光时亨再次站出来反对，大声质问：“奉太子往南，诸臣意衣何为！将衣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光时亨的胡搅蛮缠让崇祯皇帝再失良机。

那么，朝堂之上慷慨大言的光时亨有没有像当年的于谦一样，为保卫北京尽心尽力呢？答案是否定的。李自成打到北京时，光时亨和监察御史王章协防阜城门，王章还亲手放了两炮。农民军入城时，光时亨拉着王章要一起逃走，王章怒道：“事至此，犹惜死耶！”光时亨说：“死此与士卒何别？入朝访上所在，不获则死，死未晚也。”

半路上他们遇到农民军，光时亨慌忙下马，跪倒在地投降。王章昂然不屈，被杀死。“时亨仓皇下马跪，章持鞭不顾，叱曰：‘吾视军御史也，谁敢犯！’”

投降之后，光时亨被安排为谏议，也属于言官，还受到李自成的召见和嘉奖。光时亨写信给还在南方的儿子，嘱咐他们好好读书，准备科考。不久后农民军失败，做叛徒不成的光时亨又跑到南明弘光帝那去了，结果被马士英所劾：“给事中光时亨力阻南迁，致先帝身殒社稷；而身先从贼，为大逆之尤。”与周钟、武愫同时弃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