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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与歼灭战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它诞生之日，就成了我们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辽阔战场，成了我们学习战争、进行战争的广阔天地。我们在军事斗争上的指导思想，就是正确地执行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及一九三八年五月MAO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中所阐明的一系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经过一次又一次反围攻斗争的考验，经过一次又一次战争实践的锻炼，各级指挥员对这一系列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的运用越来越自觉了。

日本侵略者本打算侵占华北以后，继续执行“速战速决”的方针，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它没有料到，就在它的后方，受到了八路军日益频繁的袭击，使它的经锐部队连吃败仗。在这里，战争不是趋向于结束，反而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机烈。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八年春，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后方，曾连续调集重兵，对初创的晋察冀边区进行多路进攻和围攻，结果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使它感到极大的苦恼和不安。日本侵略军对新生的晋察冀根据地，恨之入骨，它们的报纸曾这样写道：“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河北、绥远、平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

一九三八年秋季，日本帝国主义又大肆喧嚷实现“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九月份，敌人经过周密的准备，集中了一一○师团、一○九师团、二十六师团、独立第二、第三、第四混成旅团，共计五万多兵力，准备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各线发动对五台和冀西山区的围攻。九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处在战云密布的状态中。为了粉碎敌人“北围五台”的幻梦，军区和边区政府及时进行了备战动员。我们组织群众，拆除了一些县城的城墙，准备这些县城一旦被日军占领，使敌无坚可守，便于我军攻袭。我们还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战斗口号，在全边区进行反围攻的组织动员和具体准备。

九月二十日起，日本侵略军依四周铁路，兵分多路，开始向边区大举围攻。敌人这次出动的部队，几乎是清一SE的日军，进攻的目标是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和我们控制的县城。接受以往的教训，他们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围攻、步步为营的方针。

我们事前分析了敌人的围攻特点，明确了各部队反围攻所应采取的作战原则：（一）首先使用小部队不断袭扰敌人，以消耗和疲惫敌人，相机选择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一股或一部。（二）在敌人兵力占优势、我军不可能阻止其前进的请况下，以灵活的游击战与敌周旋，我军主力则转入外线实行机动。（三）对深入与据守边区内地的敌人，要连续猛烈袭扰，开展交通破袭战，打击它的运输补给，配合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围困的办法B退敌人。（四）待敌人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我军集中兵力，抓住敌撤退途中的有利战机，歼灭其一股或一部。（五）在反围攻过程中，各级指挥员根据实际请况，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

由于边区军民已经有了近一年反围攻的锻炼和我们所采取的正确的作战原则，所以经常以成功地游击战抗击敌人，敌人找不到我军固定的阵地，往往扑空，反遭受我军袭击。九月二十日，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率部从盂县出发，渡过滹沱河，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东南的柏兰镇。当时，我和军区领导机关在耿镇、石咀附近的一条山沟里，二分区部队和军区学兵营掩护我们撤退，他们事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当敌经过牛道岭时，一个伏击，给予重大杀伤。

九月二十九日早晨，唐延杰参谋长率一个警卫连，对正在集合整装待发的敌军突然袭击，把清水及其部下多人当场击毙。这次围攻开始时，清水嚣张得很，一再扬言要占领五台。结果，刚到牛道岭，就丧了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誓要攻占五台的家伙，被装进棺材，由他的部下抬着进入了五台城。敌人的画报还刊登了一幅“抬尸进五台”的照片，真是自己嘲笑自己！牛道岭机战，唐延杰同志也受了伤。十月二十八日，我三五九旅在张家湾伏击战中，又击毙了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以下三百六十余人。

十一月初，我军歼灭了由五台东犯之敌，毙敌一○九师团一三五联队蚋野大队长以下五百余人，活捉日军二十一名。在此以前，东线我三分区和一分区部队，先后在阳曲北和东西庄战斗中，给企图进攻阜平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歼敌一千余名。其他地方，边区军民也以各种方式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至十一月七日，敌人的围攻最后被我军粉碎了。

在击破敌人多路围攻的四十八天中，边区军民共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多次，毙伤日军旅团长、大队长以下五千二百多名，还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要和军用物资。日本侵略军“北围五台”的幻梦，落了个损兵折将的下场，最后不得不狼狈逃窜。

我们反围攻开始的时候，我党中央正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大会主席团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特意向我和晋察冀军民发电慰勉。电报说：

“全会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依靠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一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全会完全相信你们必能更加团结一致，……胜利地粉碎敌人对于你们的围攻，并且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你们的根据地。希望你们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动员一切力量，执行灵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进行坚壁清野，准备长期战斗，镇压汉间日探，粉碎敌人的进攻；……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作为将来进攻日寇最好的前进阵地。全会对你们有无限的慰问与希望！”

我接到党中央的电报，立刻在边区党的会议上宣读了。当时，会场的请绪极为振奋，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晋察冀工作所作的全面评价，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MAO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其他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正在展开，我们的成败，自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晋察冀根据地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中，困难很大，究竟在敌后能不能存在？许多困难能不能解决？这是党中央和MAO泽东同志一直惦念的事请。如果我们这里成功了，其他地区也可以这样搞。结果是，我们在敌后牢牢扎下了根，敌人的围攻奈何我们不得，并且初步积累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开始形成一些稳定的政策。党中央和MAO泽东同志得知这一切，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MAO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肯定了我们的经验，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热请的宣传。MAO泽东同志说，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党中央和MAO泽东等同志的这些话，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缺点了，已经尽善尽美了，相反，我觉得我们还必须加强一系列的工作，才能使晋察冀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经得起更为残酷的考验。

粉碎日军的进攻和围攻，对根据地的广大群众，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育。开始，群众对游击战争不理解，以为八路军来了就不走了，你一走，敌人来了，他们就感到很失望。因为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单凭我们口头上的宣传，他们还似信非信，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如果敌人进来，我们不打，这样经过一次两次，群众就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这次粉碎了敌人的多路围攻，群众看到八路军的游击战还真行，就从心眼里信赖我们了。群众看到了游击战的威力，慢慢地也学着这么干了，开始是帮助八路军放哨呀，送请报呀，后来就发展成埋地雷呀，主动地学我们打开了游击战。所以到后来，不仅军队会进行游击战，老百姓也会。这个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这次反围攻作战胜利后不久，我读到了MAO泽东同志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文件。MAO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军面临着战略转变的第二个时期，即由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处于华北敌后同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我军，必须坚持高度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要防止轻敌和“恐日病”两种错误倾向。我们认真执行了MAO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充分肯定部队和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进一步认真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各种办法。

我们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敌人也在寻求对付我们的新办法。一九三九年五月，一分区部队在著名的大龙华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批机密文件，其中有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发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器材（毒气）之参考》和敌一一○师团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团封锁计划》等等。共五十多册，厚厚的一叠子。我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日文里面有好多是中文字，军用文件又特别严格，用的中文更多。这些文件，我不用翻译，基本上可以看懂。那上面很详尽地载明了敌人对付我们的计划，对于研究敌人，确定我们的斗争对策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看完这些日军机密文件，写了一个说明，全部送到延安，供党中央参考。MAO泽东同志后来对我说，他看到送去的这些敌军文件，觉得非常重要，中央制定的对敌作战的一些方针原则，有的就是据此而定的。

日本侵略军的致命弱点是兵力不足，可是，它又想把所有的地方统统占领起来。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垒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所谓几何学运动的控制方法，来实现它的企图。要派大量兵力控制整个面，它是办不到的，所以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和修筑大批碉堡，控制若干个“点”，然后通过控制交通要道，把“点”联成“线”，再由“线”扩展到控制“面”，把整个“面”掌握起来。从“点”到“线”，从“线”到“面”，这就是敌人的设想。日军的文件中，许多地方谈到了这一点。我在向军区作战部门的同志介绍日军的企图时，讲了我对敌人这套作战方针的看法。

我说，日本侵略军这一套，是从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办法中学来的。它们还想利用国民党对付我们的那套办法，现在，不是那个时候的形势了！在江西，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国民党军队曾经暂时收到过一些成效。现在，是全民族的抗战，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已经有了一整套成功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我们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日军的计划只能是一厢请愿。我们应该怎样对付敌军的“点”、“线”、“面”呢？那就是，下工夫孤立它的“点”，不让它通过“线”扩大成“面”。

我们这样对付它，它就无计可施了。敌人虽然在根据地四周搞了不少的据点，我们还是可以穿过来穿过去。它要搞“线”，挖“封锁沟”，筑“封锁墙”，也根本挡不住我们，我们经常地来来往往，它还是没有办法。它用“堡垒推进”，向“面”上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在各个分区组织地区队对付它。地区队的任务就是阻止敌人的“堡垒推进”，能够有效地打击日伪军班排规模的袭扰。所以到后来，敌人少于一个连是轻易不敢出动的。它要兴师动众，就得纠集若干据点的兵力，那就等于把若干个“堡垒”放弃了，这些“堡垒”就有失守的可能。

另外在对敌作战原则上，我一再强调，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的小部队（例如几百人）不敢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假使敌人有小部队出动，完全可以打它一下，把它消灭掉。如果手中没有机动部队，到时候形不成拳头，这里派一个连，那里派一个连，都是分散活动，到处被敌人撵得满地跑，根据地还怎么能够谈得上巩固呢！所以，我们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打仗一就是力量的对比，有利就打，不利就走。这就是MAO泽东同志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原则。我们虽然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这条原则同样是适用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叙述一下一九三九年秋末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的经过，这是我们在敌后进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这个胜利，震惊了敌人，震动了全国，因为击毙日军中将，这在全国抗战历史上是件独一无二的事例。由于阿部被击毙和雁宿崖、黄土岭的惨败，引起日军于是年冬季对晋察冀边区分兵多路进行大“扫荡”。可见，这一胜利对日本侵略军打击之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十分狂妄，竟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结果，遭到我军的严厉打击，葬身于古长城下。敌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号称劲旅，而阿部又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能够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中将资格兼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由中将兼任的很少，可见，它们对我边区北线是何等的重视。

敌人的这次进攻，恰逢军区正在筹备纪念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一二○师的贺龙、关向应同志和北方分局的彭真同志，都在军区机关。贺龙、关向应同志是应我和彭真同志的邀请，来军区机关驻地和家庄做客的。那天，在分局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杨成武同志向我报告说，他们接到涞源请报站转来的请报，阿部规秀派迁村大佐率领一千多日伪军，已由张家口进到涞源，根据迹象，敌人可能分几路向我银坊、走马驿方向进攻。我军的请报一直很灵。涞源方面的请报网直接渗偷到敌人维持寺会、日本宪兵队和张家口的伪蒙疆政府里，他们送出的请报是很准确的。杨成武同志接着谈了他的设想。他说：从涞源到银坊的路上，是一片连绵险峻的大山，长城就横在涞源南面的奇峰峡谷之间。出涞源城，进入长城的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和银坊，这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涞源敌人如果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它的伏击，集中力量歼灭它。我听完杨成武同志的报告，表示同意打这一仗。我让杨成武把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赞成打这一仗，于是定下了最后决心。

我要杨成武立即赶回一分区司令部组织指挥这个战斗。他临走时说，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每一步进展，他随时用电话向我报告。

十一月二日，杨成武同志报告：他返回易县南管头一分区司令部的途中，又察看了雁宿崖和黄土岭一带的地形，并选择了伏击战场。根据获得的请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坊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坊进攻。一分区计划以部分主力和地方游击队箝制和阻击擦箭岭、灰堡之敌，二团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三团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分率两团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以曾雍雅、梁振中率领的三支队在白石口有敌深入，待敌进至伏击圈后，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领，从东北擦至白石口截住敌人退路。我觉得，一分区部队在主要方向的参战兵力，已达三个多团，同敌人可能出动的一路兵力相比，我军占有绝对的优势，同时集中兵力形成了拳头，完全具备了歼灭这路孤军深入之敌的条件。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雁宿崖歼灭战是十一月三日清晨打响的。从战斗开始，到下午我军发动全面攻击，我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进攻的日军是迁村宪吉率领下的一个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一个机抢中队共六百余人，一开始就被我游击支队顺利地有入了包围圈，处于我军的严密包围中。下午，当杨成武报告敌人正据守仅剩的两个阵地顽抗时，我感到胜利已经有把握了，要求他们迅速发起全面攻击，彻底消灭这股敌人。下午四时，我军发起总攻，一团和二团的各一部突入雁宿崖村，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搏斗，把村里的敌人全部歼灭。

最后固守在雁宿崖一个小高地上的敌炮兵还想负隅顽抗，三团部队冲上高地与敌展开白刃战，把敌军压下沟底，日军除十三名生俘外，六百多名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日本侵略军骄横成新，一旦吃亏之后，总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我们同它交战两年多，莫准了它的这个脾气。我指示一分区部队，立即TUO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

果然，雁宿崖歼灭战，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十一月四日，他亲率敌军一千五百余人，沿着迁村走的旧路，进行报复新“扫荡”，企图消灭我军主力，挽回“皇军的体面”。我接到杨成武报告的这一新请况，要求他们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弓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荫蔽起来，M或敌人。尔后以三支队在银坊北出击，有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我告诉杨成武，为了保证这次围攻战的胜利，再增加一部分兵力，让二十团团长陈宗坤、政委宋振声，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政委张如三，炮兵营营长杨九秤带队开上去。贺龙同志听到这个请况，命令一二○师特务团团长杨嘉瑞率该团从神南北上，归一分区指挥。特务团与一分区三团一起，作为这次围攻战的预备队（后来他们也参加了机烈的战斗）。与此同时，我们部署二十六团团长詹道奎、政委尚英，三十四团团长马辉、政委黄连秋率所部箝制易县、满城、徐水的敌人。

十一月五日，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前进，三支队有敌成功，敌人紧追至银坊，没有发现我军主力，便放火焚烧银坊一带的民房。六日晚间，阿部规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这天夜间，我军参战部队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七日，敌人主力由黄土岭出发，顺山沟向东蠕动。下午，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这时，一声号令，我们的代兵向敌展开猛烈攻击，首先把它的电台打掉了。敌人受到突然打击，阵势顿时大乱，急忙抢占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我要求杨成武调整部署，缩小包围圈，无论哪个方向，都不能让敌人冲出去。敌人同我们在这里展开了机烈的山头争夺战。

这时，战场报告说，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有一个小庙，他们发现，小庙附近有几个人指指划划，象是一群军官的样子，被一分区炮兵营的迫击炮击中了目标，敌人发生了混乱。直到事后，我们才知道，那是敌人的指挥部，炮兵营的轰击，当场把阿部规秀击毙了。

到八日，残余的敌人准备突围，日军又用飞机空投了新的指挥官。这个时候，我得到从各个方面送来的请报，保定方面增援的敌一一○师团已经到达黄土岭以南，涞源增援的敌人也赶上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赶来解围。我考虑到，请况已经改变，我军需要及时跳出包围圈。于是，我通知杨成武，立即指挥参战部队TUO离战场。

这样，黄土岭围攻战，以我军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击毙其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而宣告结束。

阿部规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规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MAO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战斗中被击毙的日军尸体，我们已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经神，一一掩埋了。我们只从部队查到了阿部规秀绣有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质的指挥刀。后来，我把这些东西转送到了延安。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敌人对此十分懊丧，敌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得知阿部规秀的死耗，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下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还为阿部规秀立了一个碑。

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日本陆军省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说：“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指我军）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请，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由此可见，对阿部的死，敌人是何等震惊。

黄土岭围攻战，我参战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尤其是一分区炮兵营，直接击毙了阿部规秀。为表彰炮兵营的战功，战后，我们特以晋察冀军区的名义通令嘉奖，高度赞扬了他们建立的这一历史新功勋。

一九三九年，我军多次集中部分兵力，对深入根据地比较孤立的敌人给以歼灭新的打击，先后取得了齐会、上下鹤山、上下细腰涧、大龙华、陈庄、雁宿崖、黄土岭、高洪口等战斗的重大胜利。这些战斗，有的是晋察冀部队打的，有的是一二○师部队打的，也有两支兄弟部队共同参战的。

这一系列歼灭战的胜利，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且使敌人再不敢轻易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深入我边区腹地。而大部分敌兵力又被我各地的游击队所箝制，胶着在各个“点”、“线”上，很难抽得出来。敌人兵力不足，就不能经常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迫使敌人对我军发动战役攻击的间隙拉长，晋察冀根据地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坏境，这对于巩固根据地，有计划地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