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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富人便是偷税漏税的大户。他们利用种种社会关系，结交权贵，将自己的税务负担巧妙地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却让民众饱受贫困之苦，让国家损失许多财政收入。

自汉代建立一直到中期，商贾豪强横行乡里。对于这些地方上的富人，地方官根本不敢管，也不愿意管。因此，汉代富人的偷税漏税，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在崇尚“与民休息”的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富人的偷税漏税损害不到国本。但在积极进取的汉武帝时代，他们的恶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

当时，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汉朝七十年聚集的财富，大多燃烧于战火之中，曾经充盈的国库也变得空空如也。为了支付巨额军费，汉武帝曾希望富人们主动捐出部分，帮助汉朝击溃匈奴。为此，汉武帝制定了许多怀柔政策。

汉武帝曾广泛征召富商为官，让他们帮助朝廷发展经济。同时，汉武帝还大肆封赏主动献出财富的商人，将其树为典型。其中，就包括大富豪卜式，当时他为了支援朝廷打仗，几乎捐出了所有家产。为了表彰他的忠君爱国之心，汉武帝将其封为关内侯，赐予齐王丞相的职位，并将他的先进事迹布告天下。

原本，汉武帝以为富人们会争相效仿卜式，献出金钱。但最终结果却让汉武帝大失所望，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富豪仍热衷于隐匿财产，根本不把汉武帝的号召当回事。对于他们来说，钱就像他们命根一样，国家、战争、百姓对于他们根本不算什么。反正匈奴的屠刀又砍不到他们。

正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汉武帝立即发布了一个无请的命令——算缗令。法令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抽税一算；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每4000钱，抽税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两算；船五丈以上者，每船抽税一算。

车船是商人行商运货的主要交通工具，普通人家有一二辆（艘）已经不错了，此一项明显就是专为商人而不是普通百姓设立的。汉武帝希望用这种重税，撬开他们的钱包。然而富人们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与官府的关系错综复杂，该怎么隐匿财产还是照样隐匿，该不交税还是继续不交税。

汉武帝见“算缗令”不起作用，立即勃然大怒，于是他另外下达了一道巧妙而无请的法令——告缗令。所谓“告缗令”，也就是鼓励民众告发偷税者。如果告发属实，便没收偷税者全部财产，全家戍边一年。同时，还要分其中一半财产给告发者。

同时，汉武帝还将征税范围大大扩张，原先以现钱和车船为主，现在扩大到包括田宅、畜产、奴婢在内的一切财产。很显然，这个法令不仅针对商人，还针对豪强地主。为了保证法令实施，汉武帝专门任用铁面无请、有酷吏之称杨可作为主管。凡是反对告缗令之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一律处死。就这样，汉朝富人们的末日就到了。

告缗令一经发出，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告发偷税者的运动。由于汉朝富人几乎人人偷税，因此告密者一告一个准。史书记载：“全国中等以上的家庭大半破家，没收了上亿财产，取得了成千上万的奴婢。”。告密者们发了财，汉武帝也发了大财。随后，汉武帝立即将收来的缗钱和奴婢、牲畜投入汉匈战争，为汉军横扫漠北做出了极大贡献。

不过，告缗也不是没有副作用。这道法令也给很多小人提供了可趁之机，许多没有偷税的百姓遭到诬告，最终被没收财产、全家戍边。此外，由于商人大量破产，导致地方上物资紧缺，物价飞涨。见此请景，汉武帝也见好就收，取消了告缗令。

算缗、告缗令是一项空前的重农抑商政策，也是一项绝无仅有的法令，受到了很多争议。不过在笔者看来，苍蝇不叮无缝蛋，若富人不偷税漏税，又如何会被汉武帝所整治呢？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依法交税是国民的义务，偷税漏税只会受到国法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