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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原名孙魁元，1889年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市孙家庄的一户贫寒家庭，由于小时候得过一场天花病，长了一脸麻子，从而有个“孙大麻子”的外号。在1928年被蒋介石收编之后，就开始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的第十二军军长。

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军阀，靠着不断改换门庭度日的流寇将军，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盗掘清东陵帝后的陵寝。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病死于北京紫禁城。慈禧太后出殡的当天是一个音霾的冬日，轿夫们抬着庞大的灵柩，灵柩上面还覆盖着绣满蓝SE凤凰和红SE云彩图案的金SE锦缎。灵柩经过外国公使馆的大门口时，就连警卫们也都立正敬礼。

清朝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曾经写过《爱月轩笔记·慈禧藏宝图记》一书，书中对于慈禧太后陪葬品的请形做了详细记载：“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

有了如此的身后哀荣和墓葬盛况，自然也避免不了一些盗墓贼对陵墓中的财宝虎枧眈眈。事实也正是如此，早在孙殿英出现之前，盗取东陵宝藏的事件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1912年，民国政府与清室签署了书面文件，根据文件中的条款，中华民国每年拨付给清室400万的开支。这样一来，得以把清东陵的所有机构都保留了下来，各种祭祀活动依旧是照常举办，所需的费用都是从这400万里面支出。

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后，北洋政府大大减缩了给清室的费用，将400万减少到了50万，后来就干脆分文不给了。

而负责看守陵园的护陵大臣和八旗官兵没有了俸禄，自然也就开始监守自盗，私自把陵园内的贵重物品拿出去卖掉。

1927年，土匪出身的马福田带领自己的600多人加入了奉军，担任了团长的职务。

1928年6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部队联合，迫使奉军撤出了北京城。而马福田看着奉军的大势已去，于是就TUO离出了奉军队伍，重新带领队伍当起了土匪。

此时的清东陵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守护，马福田立即率领土匪弟兄们偷偷进入清东陵内。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清东陵地面上残存的所有贵重物品都被他们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正准备挖开帝后陵寝，意图盗掘墓葬内的珍宝的时候，孙殿英开始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1928年7月8日下午，孙殿英手下的两员大将梁朗先和谭温江从京城返回，他们带回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蒋介石决定裁军，而孙殿英的第十二军极有可能首先被裁掉。”

正当孙殿英一筹莫展的时候，梁朗先从怀里掏出了一本《爱月轩笔记·慈禧藏宝图记》交给孙殿英。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陵寝中，所有的陪葬品能够被公开的大概也只有慈禧太后的了。

孙殿英望着眼前的这本《爱月轩笔记·慈禧藏宝图记》，联想到马福田和王绍义拉着一车车的稀世珍宝，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招摇过市，大发死人的横财，而自己的日子却是紧巴巴的，不禁恨得牙痒痒。于是，一个无比亢奋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心目中慢慢滋生成形。

于是，孙殿英找到了他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提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当军饷，帮部队度过难关”。

在得到了老谋深算的徐源泉的默许后，孙殿英立即召集手下开始谋划了起来。

孙殿英正好以“马福田和王绍义在东陵盗宝事件”为借口，派出手下的人四处散播谣言，宣称“东陵已被马、王一伙所盗，自己将奉命围剿，并且清剿后还要进行军事演习。”

随后，在马兰峪各条街道路口的墙壁上，都张贴了第十二军发出的布告：“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演习区域的居民从速迁出。”

7月10日，孙殿英在军部所驻的古庙院中焚香燃烛，设坛祭拜。由于这次盗墓行动非同寻常，为了稳定军心，让部下们觉得这是一场正义的行动，孙殿英扬言：“是因为蒋介石欺人太甚，被B上绝路的弟兄们不得不出此下策，掘皇陵，革死人的命。”

在刘禺生所撰写的《世载堂杂忆》一书中，记载了对孙殿英盗掘东陵一事：“1928年7月11日凌晨，一队举着抢械、手持铁铲的军人开进东陵，首先对慈禧墓进行盗掘，然而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却找不到地宫的入口。

孙殿英立即派人找来附近的五六个老旗人，而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入口在哪里，于是就严刑拷打，不到半天功夫就死去了两个，有一个人实在忍受不住才说出了张石匠兴许还能记得地宫入口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的入口，古时候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会在竣工之时被埋于地下，以求秘密不被泄露出去，这也是在封建皇权时期极端凶残的表现。

据说，张石匠在修筑皇陵的时候，得知家里的媳妇刚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但他深知自己根本就不能再活着走出陵墓，更不能再见到自己的儿子。因此，张石匠在一次干活的过程中，显得非常心不在焉，一不小心被石头砸中，当场昏死过去了。

监工看到以为张石匠已经死去，就把他扔到了荒郊野外。不久后张石匠醒了过来，于是就逃回了家，从而捡回了一条命。

孙殿英立即派人找来了已经年满60岁的张石匠，然而张石匠却是始终不肯说出来。于是，孙殿英就以张石匠儿子的新命相要挟，迫使他说出了地宫的所有秘密。在张石匠的引导下，慈禧太后陵寝的墓道被成功炸开。

根据《慈禧陵墓被盗案》一书中的记载：“孙殿英命人上前翻动尸体，只见一道深蓝SE的光芒猛然从慈禧的嘴里色出，使得整个地宫亮如白昼，孙殿英不禁一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吗！”

在连续三天三夜的疯狂盗宝后，孙殿英收获了将近30大车的宝物。在临走之时，他命令部下谭温江：“不可在现场留下一丝痕迹”，之后自己就满载宝物离去。

望着西去的车队渐行渐远，负责留在现场清理痕迹的谭文江心中难免有些不满，他让人找了些碎石烂泥将地宫入口随便填堵了一下，就匆匆离开了。

就在孙殿英率部队向顺义、怀柔一带大举撤退之时，躲在东陵外围的马福田等土匪以及旧军阀的游兵散勇都闻风而动，纷纷向东陵赶来，想要再拾一点残珠剩宝，于是被填堵的洞口又被重新挖开。

直到孙殿英盗墓事件一个多月后，这个消息被众人所知晓，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风波。

前清末代皇帝溥仪得知消息，紧急从天津张园赶到了东陵，看到自己祖宗的坟墓变成一片狼藉，不禁痛哭流涕，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严惩盗墓贼。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悲痛衣绝的溥仪，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为列祖列宗报仇，就枉为爱新觉罗的子孙。”

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蒋介石也马上采取行动，下令时任京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负责查办此案。

有关孙殿英盗墓的重要证据，还有在当时轰炸墓B时被不慎炸死的两名身穿第十二军军服的士兵尸体，以及掘墓工具被当场发现。

此时，还发生了一件将盗墓主谋矛头直指孙殿英的事件。

8月14日下午，位于海边的一个码头上，工人们正在搬运从京城运来的35箱货物。下午四时许，海关监督前来货舱要求开箱检查，货主张岐厚惶恐不安地赶紧递上了几块银元。

然而海关监督并不买他的账，一边将钱推开，一边命人开箱，只见箱内用废纸包裹着几个刚出土的珍贵古董，紧接着其余34个箱子都被一一打开。被捕后的张岐厚供出了“自己是一个逃兵，属于孙殿英的部下第十二军的，他们在盗墓的时候，士兵们都哄抢珍珠宝贝，于是把宝物藏在身边溜了出来。”

当时的天津《大公报》刊载了对张岐厚审讯的全部过程和供词，并发表了标题为《孙殿英是盗陵主犯》一文，将孙殿英盗取东陵珍宝的整个过程公开报道了出来。

不过，当时负责查办此案的南京政府却是有点含糊其辞，甚至在查办过程中连盗墓的部队番号，以及孙殿英的名字都没有提起过。

孙殿英深知将要大难临头，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的话，自己后半生的荣华富贵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享受了。于是，他决定忍痛割爱，重金进行行贿。

在《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一书中详细摘引了孙殿英本人的回忆，以及当时行贿的请形：“他（孙殿英）用盗来的珍宝四处打点，托人说请，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了孔样熙，另外送给奉命调查此案的间锡山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

孙殿英几乎给当时所有的国民政府的高官大员都进行了行贿，除此之外，他还委托戴笠将一批珍贵的古玩字画转送给蒋介石，以此来博取蒋介石的好感，为自己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为了应对社会上的各种舆论压力，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审判长由商震担任。然而，审判的判决却迟迟没有下达，孙殿英也始终没有被列入嫌疑人名单。

此时的蒋介石刚刚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为了稳固统治，他急切需要招兵纳将。因此，无论什么人，只要有兵有抢有实力，蒋介石都纳之不拒，既往不咎。

而孙殿英手下的数万人军队，又盘踞在华北政治经济中心的平津地区，因此就连蒋介石也不敢轻易动他。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墙头草，随风倒”的孙殿英又转向支持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并担任了当时的安徽省主席。

尽管溥仪对孙殿英恨之入骨，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拿这个盗墓贼没有一点办法。

直到1932年的春天，日本人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让溥仪来充任“伪满洲国”的皇帝。也有很多人劝说溥仪，但一想到自己的祖坟被挖而求告无门的时候，他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当然，溥仪叛国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也很难说，“孙殿英盗掘东陵事件”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孙殿英通过不断行贿，买通关系，最终也达到了消财免灾的目的。直到如今，而孙殿英从东陵盗取的其余珍宝，绝大多数都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