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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值得回忆的故事。近来常看央视娱乐节目，不经意间看到了小品《粮票的故事》，却不由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从粮票想到了布票、油票、肉票，想到了整个票证时代，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商品供应匮乏年代的一种管理模式。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发放粮票、布票、油票等。那个时候，票证就是“通行证”，就是“护照”就是“命根子”，有时没有票证，有钱也寸步难行。这表面上看起来轻飘飘、软塌塌的纸票，就是好使、管用，具有硬新和刚新，响当当的。那个时候，吃饭需要用粮票，吃油需要油票，穿衣买布需要用布票，割肉需要用肉票，这是人人都需要的，是日常生活所离不了的。

那时候，即使因公出差，吃饭也需要粮票，农村户口的还需带着粮食到粮管所里兑换出粮票，否则，吃饭真就成了问题。说到这里，我就有亲身感受，我母亲当年曾被授予全国、省、青岛、平度市“三八红旗手”，当选为省、青岛、平度市等各级人大代表，每年参加会议很多，每次参加会议前，都要携带着粮食到乡粮管所兑换粮票，当时兑换粮票还有数量限制，找找熟人，还能多兑换点，到了会议报到的时候，到会务组交足了粮票，才能确保会议期间的一日三餐，否则，看似不大的事，在那个年代就是件很麻烦的事。母亲曾说过，个别代表临报到的时候，忘记带粮票或没办理好兑换手续，结果让会务组费了许多周折，工作人员自己先垫上，才解决了吃饭问题。所以，母亲每次开会前，都想方设法兑换足粮票，宁肯带的富余一些，也不亏欠着，其实，这也应验了当年的一句俗语叫：“穷家富路”。

母亲开完会回来，常常把节余下来的粮票递给我，让我隔三岔五地到城里的饭馆饱餐一顿。记得当年平度城只有东关、西南门两个饭店，而且买饭大都用粮票，这就将许多客人拒之门外，我就潇洒地拿着母亲开会节余的粮票，吃上了西南门饭店的韭菜包子、东关饭店的油条，喝上了东关饭店的面条。我至今仍记得当年东关饭店的油条是一斤粮票加四角钱，可秤油条一斤二两，面条是二两粮票加一角一分钱一碗，我也记得粮票的用处，我更记得母亲对我的关爱，每每想起粮票来，我更怀念天堂里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