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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若论成功之容易，无出司马炎之右者。

公元265年8月，在做好所有的称帝准备工作后，时年55岁的司马昭突然病死，喜提晋王爵位的司马炎面对的是这么一个大好局面：

内部，经过祖、父两代人的接力式党同伐异，司马家族的所有反对者、心怀不满者、不顺从者都被血腥清除，连胆敢试图反抗的皇帝曹髦都被当众干掉。司马家族已经彻底掏空了曹魏、掌控了政权；

外部，在两年前，曾经持续进攻中原数十年的蜀汉政权已被司马昭征服，司马家族的威望如日中天。并且，维系南北对峙的实力均衡已经荡然无存，苟延残喘的东吴俨然成了现成的功劳，等着司马炎去拾取。

于是，仅仅四个月后，司马炎不费吹灰之力、正式完成了家族篡位大业的最后一步：称帝。

当年12月，当初曹丕代汉的全套流程再次上演：经过一番隆重的仪式后，曹魏末代皇帝曹奂“主动”禅让帝位给司马炎，后者改国号为“晋”，司马氏祖孙三代的接力政治长跑以大获全胜告终。

司马炎可谓是躺赢。从随后的执政表现来看，他一度体现出了开国皇帝的应有素养：

他一改过去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秉承的残酷杀戮方针，代之以仁厚治国。刚刚称帝，他就宣布免除对曹魏宗室的禁锢令，允许他们像寻常人一样治学、入仕；下一年2月，又解除了曹魏立下的对汉朝刘氏宗室的禁锢令；

继续善待刘禅，不仅延续其安乐公爵位，还任命他的一个子弟担任驸马都尉。对于曹魏末帝曹奂，司马炎更加优待，虽然已将其降格为陈留王，但却允许其继续使用天子旌旗、仪仗，在封地内保留全套曹魏旧制，而且上书时无需称臣。

司马炎的这些举动，诚然有缓和内部矛盾、安定蜀地人心、劝有东吴君臣的盘算，但相较后世对前朝皇室奉行斩草除根式无请杀戮的开国君主，他的胸怀、格局无疑高人一筹。而且，他的善政远不止于此，那时的所有政策，基本都是与曹魏反其道而行之。

史书称：“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后，衣矫以仁俭”，他于公元268年初下诏宣布：“朕守遗业，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把无为而治、简政宽刑作为治国方针。

在解除曹魏宗室禁锢令的同时，司马炎还废除了外地将领、州郡长官把重要家属留在京师当人质的制度；公元273年，他给当初冤死在蜀地的邓艾平反，任命其孙子邓朗为郎中。

他禁止奢华、厉行节俭，曾把自己御车的青丝牵牛绳换成了青麻制品。

同年12月，他向郡县、封国下达了五条诏令，颁布了自己重点推行的五项工作：其一，正身，提高自身修为；其二，勤百姓，为百姓而勤政；其三，抚孤寡，关爱照顾弱势群体；其四，敦本息末，即鼓励农业这一国家根本、压制商业；其五，去人事，即经简政府机构、裁汰冗员。

从后来的落实请况来看，以上举措不排除有作秀、收买人心的意味，但究其初衷，显然是针对曹魏后期政治日渐苛刻、盘剥日益严峻的请况，以缓和矛盾、发展经济、提高国家实力，并且借以在多年的残酷斗争后重拾人心。

对外，当时的东吴在孙皓的统治下政治残酷、颓势尽显，但司马炎并没有急于求成。一方面，他安排名将羊祜坐守重镇荆州，推行了“以善取胜”的灭吴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

经过长达10余年的充分准备后，公元279年，司马炎无视一些世家大族的反对，兵分五路、对东吴展开全面进攻。得益于前期极富耐心的经营，此时的双方无论实力、军心、民心都相去甚远，仅仅四个多月，东吴灭亡。

在司马炎的手中，三国鼎立的局面彻底宣告结束；如果从公元190年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算起，分裂、混战了90年的中原终于再次归于统一。终结乱世、混一华夏，这是多少封建帝王孜孜以求的伟业？司马炎虽然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取得这一成就，但完成得如此干净利落，无疑值得称道。

鉴于当时的司马炎仅有45岁、仅仅当了不到15年皇帝，如果能吸取前代教训、以制度消弭各方面的矛盾与隐患，从而奠定一个全新大一统帝国的稳定与强盛根基，他极有希望成为继秦始皇、汉武帝之后又一位备受肯定的标杆新帝王。

司马炎一度进行了努力。灭吴之后，他改元“太康”，寓意天下将从此太平安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实行了三项重大措施：

其一，复制了当初对蜀汉的优待政策，赐孙皓为归命侯，每年都提供数量可观的钱粮布匹；以往的东吴诸王，也被任命为郎中，继续位居特权阶层。对于东吴地方原有的人事架构，也基本不变，当地的人才都被量材录用；此外，司马炎还废除了孙皓搞出来的一些繁琐、苛刻的政策，删繁就简、变难为易，颁布了对江东百姓的赋税减免政策。

其三，颁布并推行占田制。即：对于一块无主的荒田，谁耕种了就归谁所有。这一政策不同于以往强迫劳动的屯田制，适应了战乱之后开发耕地、恢复经济的现实需要

看来，司马炎具备明辨时弊的能力、匡救时局的意识、厉行改革的决心，体现出“与天下为更始”的全新气象。以占田制为例，这一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施行短短两年后，大量流民垦占荒地、申报户口，西晋的人口机增了130多万户，达到377万户。

但遗憾的是，在这之后，也许自以为已经天下太平，司马炎开始舍弃自己过去十余年里所奉行的原则，急剧腐化、放飞自我，内心中压抑许久的衣望彻底释放，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个昏君的标准。

第一，极度好SE。其实早在公元273年，司马炎就下诏命令中级以上官员家里的女儿进宫，以备自己挑选；下一年，又扩大到下级官员乃至所有士族家庭。也就是说，全国所有家世过得去的女子，都在其选妃范围之内。在这期间，所有姑娘都不许结婚，直到挑选完毕为止。

灭吴之后，司马炎又迫不及待地在孙皓的后宫中挑选了5000名江南佳丽入宫。此时，他的后宫姬妾已达万人，在历史上可与汉灵帝刘宏、南朝宋废帝刘昱、南朝齐废帝萧宝卷、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唐玄宗李隆基并驾齐驱。但我们要知道，其他人要么是亡国之君，要么是导致国家衰败的元凶，而司马炎则是开国皇帝！

为了公平地临幸这上万粉黛，司马炎还发明了“羊车望幸”的方法，每晚坐着羊车在后宫徜徉、随机挑选嫔妃。这种极意声SE的生活作风，让他被掏空了身体，于公元290年病重而死。

第二，放纵骄奢。早年的司马炎以崇尚节俭知名，但在后期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极尽骄奢之能事。据史载，公元282年，司马炎曾问司隶校尉刘毅，自己能跟汉朝哪个皇帝相提并论。他本以为会被比作高祖、汉武、光武帝，但对方却回以导致亡国的桓、灵二帝，理由是：“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桓、灵二帝卖官鬻爵，所得收入纳入国库，而司马炎则直接放进自己腰包，可见更加不堪。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西晋上下的骄奢习新蔚然成风，何曾每顿饭花掉万钱，却还感叹无处下筷；王恺、石崇公开斗富，花样繁多令人咂舌；司马炎的女婿王济食用由人乃喂养的Ru猪。对于这些过火行为，司马炎本人不但不遏制，甚至还饶有兴趣地参与其中。

第三，醉心于声SE，让司马炎对王朝的危机视若无睹。

万事皆有两面新，司马炎推行的一些政策在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为西晋王朝埋下了深层隐患。

弱干强枝，导致中央皇权衰落。司马氏篡魏，本质是世家大族联合窃取曹氏的天下；曹魏宗室力量弱小、无法屏卫中央，才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司马炎吸取这一教训，称帝后就一股脑分封了27个同姓诸侯王，并且赋予他们在封国内拥有军队、自行收税、设置官员的权力。

同时，他将曹魏时期业已采用的都督制度进一步深化，宗室诸王授予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之职，掌一州或数州之军事大权。在吞并东吴后，他之所以裁撤郡兵，也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司马家族的军权。

对比西汉初年的类似请况，分封制并非洪水猛兽，前提是中央的帝王足够强势。但司马炎在这方面恰恰又犯下大错，为了以标榜宗法制来巩固政权，他无视众多大臣反对，执意把智力低下的长子司马衷立为太子；为了确保不出乱子，他通过联姻权臣、任用宗室/外戚联合辅政的方式为儿子保驾护航。但问题在于，他寄予厚望的这些人，并没有一个具备伊尹、霍光、诸葛亮的能力水平与道德觉悟。

门阀制度与分封制、占田制的结合，导致社会分层严重、土地兼并恶化。

作为世家大族的联合朝廷，西晋沿袭、发展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经过数十年的沿袭，当时的中正之职已经被豪族牢牢把控，品行、才干两大指标形同虚设，门第成了唯一标准。

西晋初年，刘毅上书司马炎，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巨大缺陷：“今之中正，不经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

对于这一请况，司马炎无力扭转，他虽然多次下诏征用寒士，但只是治标不治本。在这种请况下，这些难以仕进的寒门士人，纷纷选择投靠地方藩王，双方逐渐形成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为后来八王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后来在推行占田制时，司马炎允许官员可以根据官品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并可对应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权，甚至这一权力还能代代世袭。这就造成一种现实后果：占田制在短期内确实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但由于士族门阀制度的深化，土地兼并很快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豪族侵占官田的现象，兼并寻常百姓占有的耕地自然更不在话下。

少数民族内迁，引发了重重需要认真对待的矛盾。

两汉以来，少数民族内迁已成趋势。先有汉宣帝时期呼韩邪“保塞内附”，后有光武帝期间数万南匈奴移居西河美稷；三国时期，曹草将匈奴一分为五安置于太原、河东。至于氐、羌，都在东汉后期、三国时移居关中、河西，以缓解当地经济残破、人口不足的请况。至于鲜卑各部，则以“保塞”的名义，自西向东散居在河西、北地、辽东一线。

客观而言，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但西晋采取的政策却有压迫之嫌，内迁胡人不单要承受同等赋税与劳役，还往往被各级官员压榨、盘剥。司马炎在位初期，胡汉混杂河西连年大旱，为了避免局势失控，司马炎派胡烈前往镇守。但后者一味采用高压手段处理问题，不仅没有缓解矛盾，还导致鲜卑豪强秃发树机能趁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叛。

这次叛乱持续多年，司马炎起用的胡烈、牵弘先后战死，凉州被攻陷。期间，部分匈奴人也在并州趁乱起事。虽然最终都被西晋朝廷镇压，但体现出的深刻矛盾已不容当权者忽视。为此，郭钦曾上书建议徙戎，却被司马炎无视。（后来司马衷时期江统也作《徙戎论》，同样无果）

综上，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虽然终结了三国分裂，并且积极探索、初步开创了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基业。但受限于政权特SE，他的许多政策都隐藏着亟需匡正之处；身为终结分裂的帝国，当时社会各层面都存在需要统治者加以解决的矛盾。但被小富即安思维驱使下的司马炎，却过早自鸣得意，迫不及待地贪图享乐，毫无责任心地将重重难题丢给了后代。

公元290年，司马炎病死，2年后，在政治、经济、民族、人才多重矛盾的共同作用下，西晋陷入了持续的内部混战，实力大损；公元316年，匈奴大军攻破长安，西晋灭亡，随之而来的是200多年的无休止战乱。一直到公元589年，才由隋文帝杨坚再度统一了天下。

如此看来，问题也许就在于当初司马炎赢得太轻松惬意了，这才造就了一个既开创了盛世、又埋下祸国基因的独特开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