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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已经是杜月笙传奇人生的最后一年。

那一年的5月底，杜月笙曾经尤其关心香港《大公报》转载的一篇文章。

因为那是黄金荣的《自白书》。

黄金荣在里面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对他无比重要。

杜月笙其实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个文盲，他实际上经过章太炎的打造，已经算半个文化人。

甚至书法造诣拿到今天，可能超过许多“大师”。

但他那时候身体虚弱，报纸只能由他的大管家万墨林来读。

万墨林那天在杜月笙的要求下，不但读了两遍，还在重要关头几次停下，慢慢读出。

那个重要关头自然是关于“四·一二”的，它一直是杜月笙的一块心病。

那天，杜月笙听到黄金荣说:“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就参加了……”立刻松了口气。

杜月笙长袖善舞，并非简单的上海大亨。

黄金荣公开发表的《自白书》，是黄金荣的“自白书”，但也不只是黄金荣的“自白书”。

那里面既然只字没提杜月笙，就等于释放了一个信息，于是杜月笙听完后就说了一句:

“我懂了，我懂了。”

杜月笙当然是想回到上海的，那希望非常强烈。但是很可惜，他回不来了。

就是他的遗体，也没能遵照他的遗嘱，运回上海。

身在香港的杜月笙已经今不比昔，去世之后的杜月笙，更加失去了呼风唤雨的能力。

杜月笙是1949年4月27日夜，包船离开上海的。

他到了香港后，住进坚尼地台18号底层，从此足不出户。

那是他的一个门生为他租的房子。

时代已经不同，香港不是上海，那时候的杜月笙不但门可罗雀，也经济困难。

昔日烟DU毒全面掌控的局面不再，香港也只有他一个念旧的门生，还肯给他一个董事的虚衔。

此类挂名拿钱的董事或董事长职位，老杜在上海可是有过上百个之多，而且还都是拔尖的公司给的。

他那时幸亏在出走前，把东湖路的一处洋房卖给了一个美国人。

45万美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但对杜月笙来说，也只是勉强维持而已。

因为他是曾经的大亨，他一向最讲场面，他家里妻妾、儿女、随从、门客，还是一大堆。

不过杜月笙到底是杜月笙，他此时依然还有称雄的梦想，他最受不了的，其实是寂寞。

他有一天曾经亲口对老友钱新之说:“繁忙不会死人，寂寞才会死人。若我今日仍在上海，不会如此。”

他之后确实羡慕过黄金荣，即便黄金荣曾经在上海扫过大街。

1949年，解放军B近上海时，杜月笙曾经劝黄金荣一起离开，但是黄金荣不干。

他说，我都80多岁了，垂垂老矣，“废人”一个，去台湾去香港，说不定会死在路上。我哪都不去，宁愿死在上海。

黄金荣除了岁数已大，故土难离，其实心里还是有数的。

第一，这之前已经倾向中共的原上海市市长杨虎，以及章士钊夫人，和中共方面，都曾联络过他。

各种信息非常明确，只要他约束门徒，支持人民政府，不再作恶，就既往不咎。

第二，黄金荣认为，不管他以前如何，共产党都会对一个老人讲人道。

第三，黄金荣是有“经验”的。

日本人攻占上海，杜月笙也立刻去了香港，张啸林甚至做了汉间，只有黄金荣既不走，也不投靠日本人。

反正日本人和汪经卫最后都拿他没办法。

黄金荣在上海滩能混到老大的位置，当然不是一般人物。多年来，人们大都只顾着渲染杜月笙的传奇，却一般没注意黄金荣的老辣。

根本上说，黄金荣没有杜月笙那么大的胃口，他是懂局限，知进退，能忍耐，尤其善于权衡利弊，规避风险的人。

所以抗战之后的杜月笙被蒋经国收拾，黄金荣没有。他既没被老蒋捧到天上，也没被老蒋当做抹布。

这到了1947年，黄金荣做80大寿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上海大局，甚至还亲自跑到黄家花园，给黄金荣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

反正黄金荣早就在走不倒翁都路子了，没功没过，不争不抢，也有不放，全凭着有面子，吃老本。

上海解放后，大陆和台湾对杜月笙当然都曾极力争取，但是杜月笙是枭雄新格，他是必然要左右观望的。

杜月笙那时候不是不知道天下大事已定，但他不可能不担心他的旧账。

而国民党那边烂到什么地步，老蒋父子多年来跟他如何分分合合，反反复复，他更加清楚。

他1947年去香港，本就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打击，但他还是没能逃过。

所以杜月笙最后的几年，就不但举棋不定，也忧虑焦灼。

更何况这期间，国共两边还请况不断。

黄金荣在解放军入城后，立刻交上了青帮头目花名册，和国民党在上海的财产报告，并砸碎了老蒋亲笔题写的匾额。

他那块“文行忠行”的匾额，在抗战时曾经埋在地下，就等着老蒋胜利归来，而这次，他没有那样的梦想和投机了。

他跟杜月笙一样，都见惯了风云变幻，见识自然不同一般。

黄金荣的表现，上海军管会还是满意的。尽管上海市民一再要求严惩，军管会还是决定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军管会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军管会还曾专门找黄金荣谈话，一面宣传政策，一面予以警告。

宽大处理，是建立在老老实实，不与人民为敌的基础上的，如果还有欺压百姓，对抗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

但是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上海市民要求严惩黄金荣的呼声再次高涨，黄金荣家里还搜出了一批抢支。

1951年4月12日之前，还有传言说，上海将要举行“四·一二”政变清算大会，公开审判杜月笙、黄金荣、杨虎等人。

所以杜月笙在那些风云变幻的日子里，就辗转反侧，心乱如麻，神经衰弱到极点。

而国民党方面，则一再在给杜月笙直接施加压力。

杜月笙1947年去香港，曾经跟潘汉年见过面。

他们当时商定，解放军接管上海时，只要杜月笙领导下的帮会不捣乱，就给予宽大处理。

1950年，中共也曾多次派章士钊等人去香港，劝杜月笙回来。

但是杜月笙依旧在打太极。

他一面两边都不去，一面也肯帮助人民政府做事。

他这个人从根本上说，是旧时代的产物，但骨子里肯定有很多正向的东西。

大陆只是要求他多为人民做点事，他就做了，国民党许给他官职，他也不肯配合，这就是他不同于一般黑道大哥的地方。

很多时候，他甚至在跟蒋介石对着干。

比如杜月笙曾经传话给门徒弟子，要他们配合人民政府，报效国家。他也曾在新中国的香港事务中，但有要求，无不尽力。

而他对于蒋介石的任命，却一律拒绝，对于台湾的朋友，则私交可以，公事不谈。

杜月笙在香港期间，还曾经与许多银行巨子一起得到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银行的董监事会议。

银行家们当时拿不定主意，都来问杜月笙，杜月笙说，大家不便亲自去，也可以委托代表去，于是银行家们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消息传出，两岸三地震动，蒋介石大为恼火，他立刻给杜月笙提出三个要求，并派出杜月笙的几个老友过去阻挠。

要求一，发表联合声明，说是出于中共胁迫；要求二，去台北参加银行会议；要求三，本人不来，派代表来。

但是杜月笙坚决拒绝。

他在台湾大员先打外围，威胁银行界的时候，还曾派人通知，务必“坚持立场”。

那些银行家在上海时就对杜月笙佩服万分，现在也一律照办，台湾方面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找杜月笙谈。

然而，杜月笙只有一个态度。

“我做人最重信义，不会说谎，更不卖友，既然与北京中行的委托书已经签订，就不可更改。如不见谅，有何危险，只好认命。”

蒋介石最卑劣的一招，其实在1951年4月下旬。

杜月笙那天正在客厅吃早餐，忽然听到收音机里说:“蛰居香港的青帮大亨杜月笙，摆TUO中共之纠缠，已于4月23日飞抵台北，国民党军政要员咸往松山机场迎接。”

杜月笙一听就知道麻烦来了。

此后，香港各报果然纷纷转载，杜月笙家记者盈门，亲朋好友都来询问。

如此新闻不能乱发，台湾方面是想造成既成事实，B迫杜月笙，也让杜月笙深陷误会。

他们的“神经战”当然成了。

杜月笙焦头烂额之下，原本虚弱多病的身体越发糟糕，他到七月份就下肢瘫痪，再也没有起来。

黄金荣的扫大街，其实也是一种误传。

他只是偶尔串场而已，他那时的日子好着呢。

上海档案馆中，依然保存着大量上海市民的来信，每一个人都对黄金荣恨之入骨，要求严惩。

黄金荣罪恶累累，“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控诉和要求，触目惊心。

但是人民政府信守了诺言，再加当时百废俱兴，对黄金荣的很多事也顾不上管。

大烟本来是明令禁止的，但黄金荣早就储藏了大量上好要膏。

他也依旧住着他的洋房，管理着他的企业。比如大世界、黄金大剧院、荣金大剧院等。

他还有多处房产出租，就是黄金大剧院被华东文化部的剧团租去，也有每月数百万的收入。

黄金荣家里也依然有门警、女佣、男佣、司机、三轮车夫、厨师等等20多人。

由于他的徒子徒孙常来看望，他家还经常一天开五六次饭。

所以黄金荣那时候最爱的三件事，抽烟、麻将、泡混堂（大澡堂），一样没丢。

泡混堂是旧上海的一大特SE，黄金荣对泡混堂的确请有独钟，之前杜月笙劝他离开时，他就曾说:

“香港有否泡混堂？我都80多了，你让我每天去淴趟浴（用澡盆子之类）？”

杜月笙居然无言以对。

黄金荣在镇反运动开始后，确实有群众涌到他门口要求批斗。

他就是那时候偶尔出来扫街的。

黄金荣家的抢，是他二儿子黄源焘藏的，黄源焘之前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过侦缉队长。

那十支抢里有几支已经锈偷。

这件事对黄金荣当然影响很大，吓得他那阵子都不敢出门。

但是当时的上海军管会仍旧坚决执行了总理的方针:顾全大局，恢复经济，“努力使上海不乱”。

所以军管会最后的决定就是，让黄金荣交代问题，写“悔过书”，向人民谢罪。

黄金荣确实写了“悔过书”，而且应该是两份。

第一次避重就轻，不够深刻，还曾表功，第二次才得到通过。

他第一次提到过杜月笙在“四·一二”的事，但被潘汉年大笔一挥，划去了。

潘汉年当时是主管政法的副市长，他深知这件事对争取杜月笙意味着什么。

所以杜月笙那时候就说懂了，那之后回到大陆的念头也就越来越强烈。

杜月笙是白手起家，大概世界上卖水果卖到他这种名气地位的还一个没有。

他这样的人当然尤其相信自己，相信努力。

他早先的确不大信命，有些东西只是形式而已。

但是他自从到了香港后就不同了。

他会经常求神问卜。一时间香港的名嘴都是他的座上贵宾。

那些人对杜月笙当然极尽奉承，说的都是好话，杜月笙也从来不吝啬打赏，直到有人提醒他。

谁都知道是你，你怎么会听到实话？

于是杜月笙有一天，就用化名，给台湾的一位著名相士寄去了生辰八字。

结果，那位“六月息馆主”的回复果然与众不同:

“六十四岁，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度过。”

当时正是1950年年末，杜月笙转眼就将64岁，他一看之下，悲从中来。

那之后，他对好友说:“我将先行，数十年深交，一旦永诀，心中实在不是滋味，但是没有办法。”

杜月笙说完泪下，他是真相信自己大限已到，实际也真的大限已到。

……

一个高度自信的人开始信命，说明他已经方寸大乱。

一个拍拍胸脯一句话的人开始信命，说明他已经没有办法。

一个本来不信命的人开始信命，说明他心气已虚。

如果这个人依旧还放不下衣望，不能安分守己，那就是逆天，逆命，逆人，自找苦吃。

如果这个人自认为大限已到，还要挣扎，那就会每天被绝望、痛苦、不甘锤击。

所以这就是命。

所以杜月笙必须死了。

杜月笙去世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4时50分。

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纷纷发布讣告，和他的遗嘱。

但那是一份假遗嘱。

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早就带着一份遗嘱飞来，杜府上下既难以接受又得罪不起，于是就删去政治部分，做了修改。

它既不是杜月笙的，也不是国民党的，更不是任何人的，它是一个四不像。

杜月笙去世之后，蒋介石迟迟没有变态，这代表了记恨和惩罚。

但是几天后，蒋介石到底还是赐了他“义节聿昭”四个大字，于是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杜月笙的遗体在违背本人遗嘱的请况下运往台湾，葬礼依然算得上排场。

杜月笙到底没有叶落归根，而黄金荣在两年后也去世了，终年86岁。

黄金荣的葬礼是他的17个门徒草办的，动静虽然不大，却是真正的“私谊”。

杜月笙去世后，上海报纸发布了杜月笙亲属送来的讣告。

黄金荣去世后，有人在上海复兴公园后门的黑板上写了五个大字:“黄金荣倒了。”

这算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不同符号。

? END ?

文/九鸦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