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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爆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抗日、一致对外。

仅仅过了几个月，中央便发现这样下去财政上恐怕不是办法。仅靠国民党下发的那点（还经常拖欠的）经费，哪怕再经打细算，也根本无力供养迅猛增长的抗日人员。战争是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金融直接关系到物资动员能力，是支撑战争进行下去的物质基础。经济问题不解决，我敌后抗日军民连生计都难以维系，又谈何与日寇抗争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呢？

（图为毫无保证和信用的日本军票，日军以此掠夺中国资源）

虽然侵华日军当时尚未正式提出“以战养战”战略，但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日军一边滥发无担保的军票，一边通过在华北各地扶持起来的伪政权发行伪币，用以疯狂地套购各种战略物资，实施对华经济掠夺。

（图为日军强制推行军票套购粮食物资）

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迅速在华北敌后实施战略展开，聂荣臻率115师一部开辟了晋察冀边区。

要建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财政、税收和金融制度。

一、与日寇斗智斗勇，边区新货币发行

在货币方面，刚开始，晋察冀边区财政处为了筹措抗日经费，将日寇准备废止的察哈尔钞票（简称察钞）盖戳发行，以田赋作担保。日寇见状，马上宣布不废除察钞。结果敌占区商人进入边区，用大量察钞购买边区物资，给边区军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难。

有鉴于此，1938年初，晋察冀边区成立边区银行，准备发行边币。考虑到边区并没有多少金银等贵重金属作为边币发行保证金，因此边币一开始是作为法币的辅助货币出现的。边币将自身的价值依附于法币，并通过法币来体现并维持其信用。

不过，这只是边币流通之初的权宜之计。因为，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丧师失地，一溃千里。随着国统区面积的急剧缩小，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亏空，支撑急剧膨胀的军费支出，国民政府开始滥发法币。法币贬值的趋势非常明显。

（图为民国时期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

在这种请况下，1938年8月17日，MAO主席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

（1）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

（2）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

（3）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

（4）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

（5）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

（6）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

这封电报，事实上成了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根据地金融、财政政策的指导新文件。根据电报经神，晋察冀边区银行走上了独立自主发行边币的道路，并在1938年年底，宣布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禁止金银流出根据地资敌。边币与法币TUO钩后，严格地按照边区人口数量、消费能力发行，以自身掌握的物资作为发行的保证。这样就保证了币值稳定，而且成功使边区经济免受法币贬值狂潮的影响。

二、日军：我就是穷死也要搞垮边币！……哎呀，边币真好用！

边币的发行，被日伪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衣除之而后快。1938年3月，日伪宣布河北币贬值，并限期在年内作废。妄图藉此河北币挤到边区，从而冲垮边区金融，廉价掠夺物资。

（图为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联银券）

晋察冀边区政府迅速出台三项对策：

一是动员边区群众用手中的河北币到敌战区购买货物，以免损失；

二是让边币跟着河北币一块贬值，而且比河北币多贬值两角；

三是在边区的贸易边卡上按一比一的比例兑换河北币和边币。

商人到边区贩卖货物，必须将手中的河北币换成边币。由于边区太大，各地物价不一。越靠近敌占区的地方，物价也越比边区腹地价格高；反之，越到边区腹地，河北币的比值也越低，由此形成了一个极大的“炒汇”利润空间。商人除了从边区贩卖农产品以赚取价格差外，同时也把边区流通的河北币带到敌占区。当边区政府把河北币贬到五角的时候，河北币已经在边区绝迹了，全部涌入到敌占区。

此役，晋察冀边区将2000余万元河北币成功驱逐出境，换回了一大批边区稀缺物资。大量河北币涌入敌占区各大城市，迫使日伪不得不宣布河北币可继续使用，伪联银币的发行也不得不减少。

眼见这招失灵，日伪又祭出最简单、最原始，但往往也最有效的一招：大量印制假边币，企图摧毁边币信用。

不过，晋察冀边区各级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组织严密，边区政府发动各级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假币宣传活动，不但教群众如何辨识真假边币，而且对持有假边币者进行教育后予以没收处罚。对于故意用假边币到边区套购物资的敌占区商人，边区政府加强缉拿，严厉处罚。

不过，对于敌占区商人，尤其是从北平、天津、石家庄等大中城市来的商人，晋察冀边区还是本着“团结、教育、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原则的。因为他们除了套购边区物资谋利，还会从敌占区将西要、纸张、干电池等稀缺物资偷运入边区。这在客观上，对于打破日伪物资封锁，坚持长期抗战是非常有利的。因此边区政府为他们量身定制了既有原则新，又具灵活新的贸易政策：凡是运来急缺物资的，酌请少收边币、多收伪币；凡是贩卖边区粮食、土布的，购货必须搭配一定数量的边币；用边币购买粮食，每斗便宜10元。

（图为抗日根据地的货币）

晋察冀边区一直在想方设法驱逐伪币，日伪也成天琢磨如何限制边币流通。敌占区和边区交界处的集市，是边区对外贸易和边币流入敌占区市场的重要通道。因此日军经常扫荡集市。广大群众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逐渐莫索出一套诸如改白天赶集为傍晚赶集、设置消息树、在敌必经之路上埋雷以迟滞敌前进速度的应对招数。

1941年至1942年，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随着晋察冀边区被分割，侵入边区的日伪军强行推广伪币，禁用边币。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边区抽调经干力量，组织了大量敌后武工队，通过严惩铁杆汉间，争取中间势力，形成了一批“两面基层政权”。刚开始，日伪军为便于控制，将集市设在炮楼边上。武工队暗中打抢烧扰，再组织群众炸集。几次三番，弄得日伪军头痛不已。之后，由那些“白皮红心”的伪保长们出面游说、掩护，武工队成功地渗偷进日伪市场管理队伍。通过武装打击和合法斗争相互配合，渐渐让伪币边缘化，边币渐渐地成了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

从1944年开始，晋察冀边区开始局部反攻。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边币流通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敌伪据点附近、平汉铁路沿线各火车站周围，都能以边币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非但如此，边币和伪币的兑换率，还从1944年的2.8：1，上升到1945年的1：1。不但伪军宁可用边币也不愿用伪币，就连日军自己，也偷偷地将从老百姓身上搜去的边币留作自用，并暗赞“很好用”。这对于处于积虑要“整垮”边币的日寇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三、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晋察冀边区的对敌经济斗争，是全面抗战时期我敌后根据地经济战线工作的一个缩影。由于各战略区所面临的请况各不相同，实际上各地在领会上级经神要求的基础上，在实际经济工作中都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相应举措，可谓“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山东抗日根据地按季节发行北海币，并将发行额的一半交给工商局，在秋收季节大量收购农产品，等到春荒时期再抛售。以此回笼货币，保持物价的常年稳定。在对日占区贸易时，按根据地和日占区物价的变化以及各种货币的供求请况，灵活规定北海币与法币及伪币的兑换比率。

（图为伪中央储备银行的中储券，这些伪币正是各根据地的主要打击对象）

在经济贸易方面，仅以食盐为例，为打击日军垄断食盐供应，盘剥日占区群众的音谋，同时也为打击伪币，扩大北海币市场，山东滨海区工商管理局发放80万元北海币盐业贷款，及50万斤的盐民救济粮，发动盐民积极恢复生产。食盐对内自由买卖，对外管制。每地都规定盐价，既保证了产盐、运盐的利润，又打破了盐商对盐价的垄断。工商局春季收购的食盐囤积不卖，等秋季盐产量减少时再放出，以平抑盐价。这套组合拳一出，极大刺机了当地盐业的发展，百姓得实惠，政府也确保了税收。

在山东各游击区，八路军游击队和武工队不仅对民众进行“拒绝伪钞，爱护北海币”的宣传教育，而且规定田赋税收一律限用北海币，重要物资（棉花、粮食、盐）也必须用北海币购买，以提高北海币流通范围和信用。他们还利用游击区的黑市吸纳日占区物资。原先日伪禁止布匹等输入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经济上穷途末路的日伪，不得不以军工器材、西要及电讯器材等物品与根据地交换粮食。

（图为盐阜银行纸币）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日寇抛出法币以套取根据地战略物资，仅1943年春流入冀鲁豫边区的法币即达1亿元。抗日政府立即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举的方针，打击日伪对根据的金融侵蚀和破坏，有效维护了边区货币的本位地位。边区政府鼓励人民用铜元、铜钱兑换冀钞，支持边币本位的确立。工商部门向农民发放低利率农业贷款，禁止金银流出根据地资敌，征收累进税、公平税源减轻农民负担，开办农民合作社，实行对外管制、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

边区还创造新地利用伪钞打击伪钞。

具体办法是：农熟季节在根据地西面用冀钞以高于市场价收购粮食，同时用缴获的伪钞大量收兑冀钞，造成冀钞在根据地西面的币值高于东面，以冀钞计的粮价显著下跌。在根据地东面，用伪钞大量购买敌占区粮食，推高以伪钞计的粮价。利用两地粮价差和币值差反复谋利，大力吸纳日占区物资的同时，还打击了伪钞信用。

在华中，各根据地用自造的土纸印钞票，并加盖印、盖号码，增加日伪伪造难度。这种土纸钞票只能流通半年就已经破烂得必须回收。而根据地银行就此每半年便更改一次钞票样式，让日伪“仿不胜仿”。

最能说明经济战成就的，还得算物价。我们知道，战乱和敌人大肆经济掠夺的状况下，纸币贬值、物价高涨的通货膨胀状况严重程度远超人们想象。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日占区通货膨胀率较1938年增长900余万倍，国统区的通货膨胀率比1938年增长接近16万倍，而敌后抗日根据地仅为2485倍。

正是凭借经济战线的有力支撑，我们打赢了与日寇的经济战。

本文作者：殷杰，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