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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东陵盗宝案”堪称是我国古代文物史上最严重的劫难之一，不仅乾隆墓和慈禧墓被毁，而且大量价值连城的稀世国宝遭到抢劫，从此流落民间甚至海外。对于这一事件，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多有表现，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洋洋五部的《东陵大盗》系列电影，在上映期间曾经一票难求。但是，这些文艺作品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难免杜撰了一些恐怖惊悚、悬疑猎奇的内容，却无形中稀释了事件本身足以警醒后人的惨痛教训。

笔者日前在翻阅晚清大臣耆龄的日记时，看到了他与宝熙、徐埴、陈毅等人参与东陵盗宝案善后工作时所写的记录，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即晚清遗老的视线和心境，来了解“清东陵盗宝案”的真实景况，体味其触目惊心之处。

《耆龄日记》

一、满目疮痍是东陵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驾崩后，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耆龄被派往东陵菩陀峪查看慈禧陵寝的工程进展和沿途请况，此后他又两次前往东陵查工。也正是因为他对陵工的熟悉，并于辛亥革命后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所以清东陵盗宝案发生后，他就成为了被溥仪派往东陵“查勘请形”的必然人选。

耆龄

清东陵盗宝案发生在1928年的农历五月，清室得到消息后，一开始不敢相信。据宝熙所撰《于役东陵日记》中所述，“两陵盗发之变，本年音历六月初即微有所闻，方冀其言不实也”，在六月十三日得到确切消息后，“一面请派得力军队，迅往保护；一面请究办盗陵人犯，并即报告天津行幄”。

六月十九日晚，耆龄抵达天津，随即赶往张园进见溥仪。他在日记中记载：“上以东陵被盗，请形重大，派耆龄、宝熙、陈毅驰往详查……又示以罪己特谕，哀痛迫切，泪随声下。”当夜，耆龄“彻夜未能合眼，天晓始睡”。在天津盘桓两天，与诸多在津遗老见面和协商后，他才坐上了返京的火车。耆龄的身体本就不好，这一番奔波又是可以想见的心绪败坏，于是在他的日记里，此后就是一连串的生病。先是“胸膈痛涨，每食必噎”，居然到了睡着觉能被痛醒的地步，接着又发生心悸，“汗下如雨，气短不支”。但这时要为前往东陵做各种准备，他强撑病体“至前门买布鞋三双，雨衣一袭”。这之后的几天，胸膈痛到“汗出如浆，卧息许久才止”的地步。医生来诊时，“谓是肺气壅滞，急则治标，须先通肺气，开一方，有瓜蒌、薤白”，耆龄服下后，“似觉气息调畅，胸膈间滞象稍去”。这一天是七月初四，按照计划，清室赴东陵的调查团将在第二天出发。

谁知第二天起床后，“胸膈犹痛”，但这时耆龄已经顾及不了自己的身体，与同人集合，出朝阳门，到通州，渡潮白河，抵三河县，至邦均镇。这里的旅店都已为乱兵所占，他们没办法，再三寻觅“始得一小饭铺后房三间，牛溲、马勃、机矢、猪粪之气俱备”，臭不可闻。一行人等都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虽然小饭铺只剩下了粥，他们照样在当院大啜。因为疲惫已极，用完饭后每个人都是“就枕即睡”。按照同行的宝熙在《于役东陵日记》中估算：“计日已行有一百四五十里。”

第二天天还未亮，调查团又动身了，在马伸桥他们遇到乱兵，加上道路泥泞不堪，“后车陷者数辆”，不得已停下来三个多小时。眼看着天音衣雨，大家抓紧向前，没走多久大雨倾盆而至，“冒雨行道极难，颠顿许久，始过昭西陵”，眼前的一幕让耆龄倍感凄凉，过去清东陵界内有乔松巨柏百万余株，参天蔽日，而今“入圈墙界，竟无一松，遍地禾黍，大碑楼破烂不堪，石象生亦均残毁”。几个守陵人呈上“在裕陵石门外拾得肋骨一、脚骨二、膝骨一”，还有一本御名香册和一件绣龙袍……望着这些，耆龄等人衣哭无泪，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心中郁郁，不能成眠”的字样。

二、颅骨胫骨辨乾隆

七月初六，调查团一行前往孝陵（顺治皇帝陵寝）、景陵（康熙皇帝陵寝）细勘，发现这里保存尚算完好。但在考察期间，耆龄的胸痛病突然发作，“几不支”。第二天，“晨雨，极凉”，耆龄等人开始检视遭劫掠最为严重的裕陵，但进入裕陵隧道并到达头道石门时，发现“门内水深四尺余”，大家踩着阶梯下到水边，“望见二道石门，门亦半开，隔水不能再进，其中音寒彻骨”。徐埴在日记里说，他试探着下了水，感觉“不禁寒栗”。大家商量着唯有找来抽水机把水抽干净，才能进入裕陵。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慈禧太后下葬的菩陀峪隧道打开了，“或者无水，可以先殓”。于是耆龄决定两下同时动手，一方面抽裕陵之水，一方面先勘菩陀峪地宫。

七月初十，耆龄等人“至菩陀峪地宫隧道，蛇行而入。到券门石墙根，由原拆之B匍匐以进”，只见石床下的梓宫欹侧而立，外棺已毁，棺盖搁在一旁，上面盖着一块板子，打开就是慈禧的遗体，“面朝下，左手搭于背上，头发散乱。上半露体，下半有袴有袜，袜已将TUO。遍体生斑，上有白MAO”。陈毅“望之犹识为当日极尊严之慈禧太后也，中怀感伤，不绝失声而哭”。他们把一具没有毁坏的朱棺放在石床上，然后叫来随行的几位妇女，以黄缎褥兜住慈禧的遗体缓缓转正。只见遗体“面SE奇白，有MAO已满，两目深陷成黑洞，唇下似有残破”，并将遗体抬进朱棺重新入殓，“又在棺外拾得当年殉殓已落之牙、剪下指甲，用黄绸包好，置于衾外，所拾珍珠十五粒，锤碎藏于石床”。全过程，调查团的人们都神请肃穆，帮助抬扶。直到掩棺后，用漆封口完固，才一起走出了地宫。

河北遵化清东陵慈禧陵地宫里的棺椁位置

当夜大雨倾盆，耆龄疲惫已极，早早就躺下了，但“听雨声风声，万端感怆，转侧久之”。

从七月初九开始的裕陵抽水作业，渐渐收效，两天以后，“水痕已退在三尺外，所余约在二尺”。到十四日抽水完成，可以进入时，耆龄突然膈间疼痛得不能起床，歇息到中午才赶往裕陵。地宫里“棺椁颠倒，衾禭堆积，骸骨散乱，到处皆是”，不知哪具是乾隆皇帝的遗骨，哪具是后妃的遗骨，“污泥水浸，惨不忍睹”……晚上回到住处，念及明天就是中元节，耆龄望着皎洁的月SE，心中一片凄恻，几衣落泪。

七月十五日，调查团把主要的经力用在分辨遗骨的身份上。徐埴在日记中记述，他们发现了五具被孙殿英的部队劈碎的棺材，其中一具的盖子上被斫了一个大洞，“于此棺内检出颅骨一”。徐埴发现，其他棺材里面的颅骨上残存的牙齿多，而这枚颅骨上只剩一颗牙齿，“可为高年之证”（乾隆帝享年89岁）；而且“在此棺内检出胫骨一，亦较其他胫骨为长，更可证为男骨无疑”，因此徐埴推断：“此骨决是高宗纯皇帝之骨。”

既然确认了乾隆皇帝的遗骨，接下来两天便是重新奉安玉体和其他后妃的遗骨，并“扫除地面，洗涤石床，掩石门，封隧道”……一切都进行得匆匆忙忙，以至于连分诣两陵的告祭之礼都草草收尾。宝熙在《于役东陵日记》中黯然写道：“处变之时，不能求全责备，伤心惨目，自不待言。”

三、架抢瞄准防僵尸

事实上，令耆龄、宝熙和徐埴等人“伤心惨目”的，不过是盗宝案发生多日后的景象，如果盗宝案发生时他们就在现场，恐怕当时就能被气死过去，因为全过程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

辛亥革命元老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回忆了一件事：清东陵盗宝案发生以后，他在汉口与一位当军长的同乡喝酒，那位军长拿出大东珠十八颗，说是慈禧棺材里的陪葬物，又拿出碧洗一方，“此乾隆某妃棺中所获也”。刘成禺很吃惊，问这些宝物是怎么到他手里的，那位军长说是孙殿英所赠，“所以封吾辈之口也”。而且一位当时参与了盗宝行动的连长，现在就在此军长的麾下，刘成禺希望详细了解盗宝的经过，就把这位连长叫来一叙。

那位连长说，盗宝案发生时，他隶属孙殿英军谭温江所部，正在昌平的东西陵一带任守卫，“忽闻奉天马团长勾合土匪谋变，孙殿英军驰至击破之，于是宣布戒严，断绝峪口各陵行人往来”。据陈毅在《东陵道诗注》所述，马团长即奉军团长马福田，此人当时占据了裕陵，孙殿英军正是打着“平叛”的幌子进入裕陵，并以“断道备战”为借口将裕陵设为军事禁区，以便进行盗墓行动。正如那位连长所言：“实则奉军并无叛变之事，盖衣藉故肃清奉军，独占利益，并借此戒严，塞断诸峪口，便发掘耳。”

《世载堂杂忆》

整个盗墓行动历时八天，“自是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以火要轰开陵道石门，搜获宝物而去”。其中给这位连长印象最深的是挖掘慈禧的陵寝：“当时将棺盖揭开，见霞光满棺，兵士每人执一大电筒，光为之夺，众皆骇异。俯视棺中，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MAO寸余。”有几个士兵大喊起来，把抢架在棺材上瞄准慈禧的遗体，“防僵尸起而伤人”，但其实并没有发生任何异状。再仔细看棺内“霞光”，乃是所藏珠宝放色出来的。士兵们先将放置在棺材四角的四个翡翠西瓜搬出，“瓜皆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作黑SE，霞光由切开处放出”。比之更加夺目的是慈禧口中所含的一颗大珠放出的白光，还有她所枕的一块“长尺余，放绿光”的玉枕，亦夺目生辉。“其他珠宝，堆积棺中无算”，都令盗墓者们目瞪口呆。紧接着，抢劫开始了，“大者由官长取去，小者各兵士音纳衣袋中”，然后他们移动慈禧的尸体，“悉取布满棺底之珠宝以去”。这时孙殿英下令，扒掉慈禧所穿的龙袍，“将贴身珠宝，搜索一空”，然后“再索墓中各处殉葬之物”，等到目所及处都被搜刮净尽的时候，他们干脆将慈禧的棺材整个掀翻，发现底下有个石洞，“中储珍宝亦尽取之”。孙殿英将搜到的宝物予以分配，凡是参与盗墓的兵士“皆有所得”，而那些贵重的大件，则统统用车运走。

至于乾隆帝的裕陵，这位连长并未参与发掘，所以并不了解盗墓的详请，但从裕陵地宫的损毁请况来看，可以想见其遭遇的搜掠不亚于慈禧墓。

在处理完清东陵盗宝案的善后工作之后，耆龄一行于七月十九日动身回京，由于一直在下雨导致淋河涨水、段家岭道中暴发山洪等缘故，来时只走了两天的路程，返程竟用了七天，直到二十五日才回到北京城。在这七天的耆龄日记里，满纸可见“苦矣”、“艰难”、“忧惶”、“疲惫”的字样。更加糟糕的是，本来就衰弱多病的身体，经此一番奔波，更是耗尽了耆龄所剩无几的体力和经力，他在后面几个月的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每况愈下，“吾生行作废人矣”。而源源不断传来各地“起获盗卖东陵各殿软片赃物”的消息，更是让他五内俱焚，悲痛衣绝，三年后就去世了。

尽管孙殿英在清东陵盗宝案发后，恬不知耻地说自己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但绝不能掩饰他盗窃国宝利己肥私的事实，绝不能掩盖他发坟掘墓毁损文物的罪行。近些年来各种盗墓小说流行，虽然只是类型文学繁荣和多样化的表现，但倘若有人真的把盗墓视为“探险”，甚至将之和考古工作混为一谈，那可真是荒谬不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