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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涛

来源：“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3期

北宋时期荆湖南路（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宋代的刑罚体系以杖刑为主体，而杖刑的实施，又与刺配刑密切相关。概而言之，宋世将承袭自唐代的死、徒、流、笞诸刑皆折为杖刑，施杖完毕后，再视罪人刑等之轻重，加诸编管、配役等从刑，且宋代死罪，往往经奏裁之后“特与贷命，减死一等，决配远恶州军牢城”。缘此，以杖刑为主刑，刺配为从刑的复合刑，作为死刑的替代刑成为有宋一代施行最为普遍的重刑。

而随着刺配刑在宋代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范围渐广，又产生了免刺决配的判例，原本作为从刑的刺配刑，实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刑种。再者，流刑由于在实际施行中已折为杖刑，其“流”的新质已不复存。真正具有流刑新质的，恰是杖决之后所施的刺配刑。

回顾迄今学界关于宋代刺配刑的研究，大多以刺配刑的新质、演变为探讨的重心。相较之下，因其施行而产生的流配地域及其调整变化，则少获学人关注。曾我部静雄、佐伯富虽对此议题有所措意，但仅止于对相关记载的概述。马伯良全面梳理了北宋流配地域的变化，并绘制出相关图例，不过所论仍较粗疏。关于宋代流配地域，仍存有不少有待厘清之处。职是之故，本文尝试在法制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引入政治地理的视角，以刺配刑的实施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为线索，就宋代流配地域变迁的具体过程及其影响试作探析。

一、赴阙制度、重法地分与北宋的流配地域

关于北宋流配制度的更革，程大昌有论：

太宗已前，因犯合配人，不以远近，并押赴阙下，恐是衣拣其强悍者为兵也。后数有言其在道费传送或逃亡者，乃始立地里数配隶。神宗以流人远去乡邑，又有弊如上所言，遂效古犯罪应流法加决刺，随所在配诸军重役。

从不论远近，一律押赴阙下，到依刑等分道里远近配隶诸军，确为北宋对流配制度的一大重要调整，但程氏所述，尚有两点舛误需加厘正。首先，北宋初年以诸路罪人送阙，并非为充实禁军，而是为了向京畿窑务、忠靖六军及近畿的西京南山、郑州贾谷山等官营手工业机构与坑冶诸司务提供劳力。复次，罪人由赴阙改行刺配，早在神宗朝以前已逐步实施。真宗咸平四年(1001)，有鉴于罪人赴阙“并其家部送上京，多陨于道途”，即下诏“福建、广南、江浙、荆湖远地，应强盗及持杖不至死者，依法决讫，刺配本处五百里外充军” 。针对南方两浙、荆湖、广南、福建诸路罪人械送京师道里辽远、劳费不赀之弊，宋廷于景德二年(1005)又下诏：

今后应盗贼合刺配牢城者，并配千里外。其河北、河东州军并配过黄河南，陕西州军配潼关东，荆湖南路州军配岭南，北路州军配过汉江，江南、两浙并配江北，川陕州军配出川界，广南州军近岭者配岭北，不近岭者东西路交互移配，福建路亦配广南、江浙。其同火人量远近散配。

景德二年诏令，确立了对盗贼重犯于相邻路分间东西、南北交互移配，同伙人依远近散配的原则，不过赴阙制度并未因之而废止。其流配地域示意图如图1所示。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月一日，宋廷仍有诏令“广南、福建、川陕路军民凶恶为患者，依法断讫，并家眷械送赴阙” 。同月十八日，又下诏将谋杀、故杀、劫杀人罪至死等“请重不可宥者部送京师，自今用为定式” 。要言之，北宋开国三朝，正处于制度草创之际，新制的推行与旧制的申严，往往交替往复，或并行不悖。不过北宋流配地域调整，其总体趋势仍是向南方诸路集中。降至仁宗朝，宋廷已将合配坑冶务、西京南山及郑州贾谷山采造务罪人，移配广南远处牢城。天圣九年(1031)，宋廷再次对流配地域做出调整，其中“元系广南、荆湖、福建配江北州军，即量移往近南州军，不得移过岭南及大江” 。此次调整较之景德二年诏令，更进一步限制将南方诸路罪人配往长江以北路分。再者，宋初自平定江南、荆湖、广南等地后，已逐渐复归隋唐旧制，将罪人配隶岭南等南方边远地域。合上观之，真、仁两朝流配地域南移的趋势已较为明显，而真正促使宋廷改弦易辙，将流配地域转移至南方边路的，应是创设于嘉祐六年(1061)的“盗贼重法”。

图1　北宋景德二年流配地域示意图（资料来源：底图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辽·北宋时期全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第2次印刷，第3—4页）。）

“盗贼重法”起初是针对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而立，其施行地域，即所谓“重法地分”，原本仅限于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三县及与之毗邻的京东路，后又拓展至京西、淮南、河北路，将京畿及近畿地域皆涵括其中。究其原因，实受北宋前期黄河水患之影响。庆历八年(1048)和嘉祐五年(1060)相继两次决口之后，黄河泛滥逐渐常态化，因其下游改道所经河北路为黄泛区，有大量被灾流民南下涌入京东地区，啸聚为寇，以致京东路及周边地域成为盗区，动乱最为频仍。如司马光于治平元年(1064)上书言“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尤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 。面对如此严峻的治安形势，自然不宜再将诸路贷命凶犯械送京师。

熙丰之际，重法地分再度扩大，西北的永兴军路、陕西路及南方的福建路皆被纳入其中。不宁唯是，宋廷更对盗贼重法加以增创，确立了“以罪定法”的原则，如“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 。至此，盗贼重法突破了地域限制，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海行法，随之而来的便是犯法流配者日众。在此背景下，宋廷逐步将南方诸路远恶州军等处作为劫盗等重罪人的流配地域：

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处。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

从北宋一代对罪犯刺配沙门岛的调整，尤能清晰窥见这一政策的转变。以沙门岛(今山东烟台长山岛)作为刺配之地，是承袭自五代后周的旧制。据北宋配隶刑等，刺配沙门岛为最重一等，“配隶重者沙门岛砦，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及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乡”。因此，多以罪人贷死者配之。加之司法实践中滥用重法，以至如监主自盗、官吏犯赃、杂犯至死及新犯罪人等“请不深重者”亦多配往沙门岛，而岛上地境狭小，人户稀少，难以供养大量囚犯，导致配隶之人“多殍死者”，更衍生出岛寨官吏滥杀犯人之弊。针对配隶刑徒日增引致的诸多弊端，早在真宗咸平元年(998)已有诏令“杂犯至死贷命者，不须配沙门岛，并永配诸军牢城”。至景祐三年(1036)七月五日，又诏令“诸道新犯罪人内准宣赦合配沙门岛者，今后止刺面配广南远恶州军牢城。如南人即配岭北”。由此确立了将部分合配沙门岛罪人改配广南及岭北远恶州军的政策。至熙宁二年(1069)八月庚戌，又诏“自今罪人应配沙门岛者，止配岭南、福建州军”。

刺配沙门岛罪人，原本以二百人为额，后因配隶人数日众，又增至三百人，但即便如是，迭至北宋末大观年间(1107—1110)，“配沙门岛罪人已逾额数一倍，所配隶皆贷命强恶之人”。为此，宋徽宗于政和七年(1117)特降手诏，将沙门岛见禁罪人“据罪重轻，分为三等，具年月久近，限半月申刑部，取旨移配远恶州军，以示生意”。

综观北宋对刺配沙门岛的调整，其一大显著趋势正是将大量溢额的贷死重犯移配广南及远恶州军，尤其是步入神宗朝后，随着重法地分的增广及盗贼重法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获罪刺配岛砦者也与日俱增，而虑及岛上“流罪人多，戍兵少，恐生变”，更促使宋廷通过一系列诏令的颁行，将罪人移配广南、岭北等地的政策，逐步常制化。

二、两宋之际流配地域的再调整

南渡以后，配隶刑等及相关制度虽大体仍因北宋旧制。但疆域的蹙缩又迫使宋廷对流配地域再度调整，以适应军政地理格局的变化。

如上所论，北宋流配刑等以刺配沙门岛为最重，但南宋时沙门岛已入金境，不能再作为配隶之地。而两宋间流配地域的差异，尚不止此。《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为宋代配隶刑相关诏敕条文的汇编，在其篇首有如下之论：

国朝凡犯罪，流罪决讫配役，如旧条：杖以上请重者，有刺面、不刺面配本州牢城。仍各分地里近远，五百里、千里以上及广南、福建、荆湖之别。京城有配窑务、忠靖六军等。亦有自南方配河北屯田者。如免死者配沙门岛、琼、崖、儋、万安州，又有遇赦不还者。国初有配沙门岛者，妇女亦有配执针者，后皆罢之。

此处所谓“旧条”，显系北宋时的敕令条文。据罗点于淳熙十一年(1184)之上言，南宋配隶刑分14等，如表1所列：

表1　南宋配隶刑等表

资料来源：〔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估计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一六八《刑考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41—5044页。

较之北宋旧制，原本与广南同为一等流配地域的福建、荆湖诸路，已不见于南宋配隶地分之列。这一变化，正折色出疆域格局的剧烈变动对流配地域的影响。譬如福建路，在北宋时尚属边鄙远路，更是唯一处于南方的重法地分。而随着建炎南渡，政治中心迁移至江南两浙路地区，与之毗邻的福建路战略地位陡然上升，时有“两浙畿内，福建、江东为近畿”之语。既是畿辅要区，自不宜再作为刺配重犯之地。

另外，伴随赴阙制度的逐步废止，流配地域也“从帝国中心向外围地区迁移”，但正如马伯良所指出，这一政策导向又与北宋立国以来奉行不辍的另一政策“强盗贷死重犯不得刺配沿边州军”相冲突。南宋承袭罪人不配边州的祖制，“应配邻州者，缘边、次边，配近里州” 。如京西北路的信阳军，嘉定五年(1212)即因“最系极边，今他郡将断讫凶恶强盗等人编配本军，未便”，遂住配。再有，南宋立都临安，背海立国，海疆的安定较之前代尤显重要，因此“诸海洋强盗不得配缘海州”。

此外，荆湖南北路与羁縻溪洞接境诸州军也是重要的限配地域。如沅、靖州，系由北宋熙宁年间开边及其后溪洞纳土归明而置，虽系省地，但州县统治相当薄弱，如“渠阳(靖州)、莳竹(原属邵州，后归武冈军)虽名州县，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为宋廷所深虑的一大地方行政难题，正是配隶罪人逃窜入溪洞之中，有致蛮人为乱。约自北宋后期始，宋廷已逐渐限制将凶恶强盗之徒配往荆湖近洞地域。以靖州为例，据崇宁三年(1104)敕令，尚且允许“将持杖窃盗并其余合配之人免决刺配本州宣节指挥”，降至政和三年(1113)，本州以运粮军阙额为由，乞以配隶人填阙，宋廷即依大观元年(1107)闰十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挥，凡持杖窃盗之人皆不得配往靖州。

入南宋后，荆湖溪洞地域及近洞省地州军动乱频仍，而地方兵备寡弱，艰于弹压，宋廷更是一再申严旧制。绍熙二年(1191)，因靖州守臣姚榘上言称本州作过为患者，多为配隶之卒，遂依沅州之例，一切配隶刑徒免配本州。而荆湖南北路诸多密迩溪洞的州军，亦相继被纳入限配、禁配之地。淳熙三年(1176)十月十四日诏：

辰州深接溪洞，与沅、靖一等边郡，自今诸州军应配强盗及请理凶恶之人，不得配隶辰州。

至于全州、武冈军，亦属凶恶强盗不配之地。而武冈军与湖北、广西邻壤，地处极边，军政形势尤为严峻。绍熙三年(1192)，以其“在溪洞蛮獠腹心之内，朝廷及诸路州军将凶恶强盗贷命重役之人断配本军，窃恐窜入溪洞啸聚”，诏令凶恶强盗合配之人不得配往。

海南四州军也是重要的限配地域。有宋一代，海南琼州及万安、昌化、吉阳三军因悬隔海外，在配隶地域中别为一等，较之远恶州军更属刺配凶恶贷死重犯之地。北宋绍圣元年(1094)，宋廷已对海北罪人配过海南者予以限配。 大观初年，海南黎峒变乱，因臣僚进言省地州军有犯人走投黎界，恐滋长贼势，成为边患之虞，诏令“今后所犯请理凶恶合刺配海南之人，权且配海北水土恶弱州军”。但降至建炎年间，海南州军又成为“诸路犯配沙门岛”的权配之地。自此，凶恶重犯又不断配往海南，迨及绍熙二年(1191)，知琼州黄揆上言：

今中外之间民以罪抵死而获贷，必尽投之海外以为兵，是聚千百虎狼而共寘之一丘也。今其日积者已多，而累累递送者方来而未已，一旦稔恶积衅，溃裂四出，臣恐偏州之民项背不能帖席而卧也。

自后，宋廷又将部分合配海南的凶贷死者，分散移配至两淮江诸屯及其他远恶之地。

综之，北宋因疆域尚算辽阔，往往可通过相邻东西、南北诸路间的交互移配，来纾解刺配地域外移与沿边地域不配这两大政策间的矛盾;此外，又可通过散配诸路，改配近里州军等措置，避免凶徒重犯聚集于广南、荆湖诸路的沿边地域。降至南宋，退据东南一隅，疆域内可供辗转腾挪的空间已大为不足。再则，南渡以后，敕令中有关配隶的条目又大为增加，及至编纂《淳熙敕令格式》时，已有近六百条之多，较之北宋初年《祥符编敕》所收者增十余倍。而“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 。因此，如何在蹙狭的疆域格局中调整擘画流配地域，更成为南宋朝廷无以回避的难题。

三、两宋间流配地域的演变与五岭“盗区”的形成

关于南宋的流配地域，《宋史·刑法志》有述：

所配之地，自高宗来，或配广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汉、四川，迄度宗之世无定法。

就相关调整之频繁反复而论，南宋对于流配地域，确可目为“无定法”。但如前所论，自北宋以来，流配地域的调整实有明显的导向，即由北至南，逐步转移至广南、福建等南方边远路分。终南宋之世，流配地域的调整亦步趋北宋旧制，由此也带来严重的地方军政困局。绍兴八年(1138)冬十月辛未，右谏议大夫李谊上言：

今盗贼之处，在江西则虔、吉、筠、南安，在广东则潮、梅、循、惠、南雄，在闽则汀，在湖则郴。

据其所言，当日南宋境内盗乱最为频繁之区，是以五岭地域为中心的湖南、江西、福建、广东诸路交界地带诸州军。而五岭作为“盗区”的形成，也与北宋以来流配地域的调整密切相关。

首先，景德二年(1005)确立的岭北、岭南州军交互移配之制，行之既久，已使五岭地域渐成刑徒汇聚之地。其次，宋廷因广南配隶刑徒过多，不断将原本合配岭外州军的杂犯配军移配岭北重役处。随着北宋中叶以后重法地分扩大，盗贼重法全面施行，兼以流配地域由京畿、畿辅及沙门岛等处向南方诸路迁移，五岭地域的汀、赣、循、梅等远恶州军，更成为诸路凶恶重犯的大量刺配之地。以至于如汀州在南宋初年，由于配隶刑徒日增，牢城已难堪重负。再次，刺配法在施行过程中，弊端丛生，而以刑徒中道逃逸最为严重。宋廷一再申严“凡刺配罪人需押致窜所，严故纵逋逃之禁，绝借事截留之弊”。而刺配广南及海外州军，道里遥远，刑徒走遁逃逸尤众。宋代传押刑徒之常制为监押兵级诸州交替传押；而南宋以后，对于配隶广南及海外州军的凶恶强盗之徒，为避免因长程远配、交替频繁而使刑徒趁机逃窜，特改为诸路间交替传押。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地方官员疏于职守，负责押运的递铺兵又私收贿赂，往往“一得所衣，随即释去”，罪人逃亡之势，仍无以遏制。如吴儆指出：

湖南、二广略计，诸路每岁所配罪人无虑数千人，其间往往多是强盗或未至而逸者，或已至而逃亡，其能甘心下气为牢城卒者，十无一二。湖南、二广，号盗贼之区，每岁以数千过犯逃亡之人增益之。

刺配广南罪人，原本即多为强盗重犯，窜逃后往往又复为盗贼，聚众为乱。蔡戡在淳熙六年(1179)平定广西李接之乱后，即指出强盗持杖者“行不数驿，破枷去械，奔窜他所，又复为盗，数十为群，所在剽掠。若有大盗，则相率从之”。而五岭山险林密，又多深蹊小径与溪洞相通，“诸路强盗之贷命者，例配广南，或中道亡逸，或至配所，相与结党逃窜，往往皆取小路亡入洞中”。荆湖南路全、邵、郴、道、桂诸州军，既是诸路杂犯配军的转送之处，又为贷命凶犯刺配之所，刑徒逋逃问题尤为严重。淳熙十四年(1187)，知郴州王薰上奏“乞诸州盗贼不须配隶郴桂”：

本军牢城指挥兵士见管七十四人，逐一契勘元来断由，见得内系窃盗二十五人，强盗十二人，劫盗八人，渡淮作过一人。窃缘本军被边，其民习见剽夺之利，乃以四方强恶之人配隶于此间者，往往佚去，散入村聚，率人以为盗。臣因捕盗，尝获郴之逃军数人，皆故江浙间强盗也。

郴州、桂阳军交邻溪洞，但较之同为近洞极边的辰、沅、靖等州，其交邻溪洞的地理分布形态颇有相异。辰、沅、靖州“内地省民居其十，外则为熟户、山徭。又有号曰峒丁，接近生界，迤逦深入，团峒甚多”，因此，省地、熟界、生界之间，尚有层次较为分明的疆界划分，且省地与生界溪洞间又有熟户、山徭、峒丁为藩屏，形成缓冲地带。而郴、桂等州军因处五岭山地，省地与溪洞相错杂，如擦花般散布于地堑山谷之中，彼此间实无清晰边界可言。因此，配隶罪人一旦由州县牢城窜入溪洞，以之为巢B，每每四出为寇，逾岭侵犯广南循、惠等地，令州县难以关防。为应对配军逋逃为盗之弊，宋廷更特为颁行《诸军及配军逃入郴桂界捕获赏格》：

诸军及配军逃之入郴州，桂阳军界，捕获者以海行赏格倍给。获藏匿或过致，资给者准此。

如前所论，南宋囿于疆域蹙缩，已难再通过各路分之间的散配、移配来避免刑徒大量刺配广南，聚为一处。宋廷一度试图从制度层面寻求解决之道。南渡之初，适值军事体系面临重塑，其时南方诸路多倚赖地方武力以敉乱御寇，而不断增加的配隶罪人，正可作为其兵员之补充。绍兴初年，部分合配广南及岭北州军牢城罪人，已被改配各地屯驻军及地方军以为兵卒。建、绍以后，该政策开始广泛推行，诸如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及湖南飞虎军等几支最为重要的地方武力，以及湖南、江西等路安抚司所领亲兵，皆有刺填诸路强盗贷命人。如飞虎军，其创置之初意，即是以“江西、湖南多盗，诸郡厢、禁军单弱，乞令两路帅司各选配隶人置一军，并以敢勇为名，以一千人为额”。

不过，将配隶凶犯刺填地方军的政策，在南宋行之未久即告辍止。以摧锋军为例，淳熙元年(1174)，宋廷尚有诏令“自今有正犯强盗、持杖劫盗之人，如人材少壮，并量远近分配潮、韶两州摧锋军”。迨及淳熙三年，其政策又复归旧辙：

权知梅州陈友闻“乞将配隶犯强盗人刺填摧锋军，免逋逃山谷，啸聚为盗贼”，而上曰：“如此则免啸聚山谷，为害良善，甚好。恐在军收之，又不相能。”友闻奏：“此曹皆是亡命之徒，寻常配隶。”

所谓“寻常配隶”，自然是指复行旧制，仍将犯强盗罪人刺配州军牢城。要言之，诸如摧锋军、飞虎军、左翼军等两宋之际兴起的地方武力，其兵员之构成多为本地之乡民，具有鲜明的土豪武装SE彩。而宋孝宗之顾虑正在于，若将各地的凶恶强盗之徒纳入以南方土人为主体的地方武力中，彼此间互不相容，一旦措置失当，则会引致其内部土、客间的矛盾，又启新的祸端。职是之故，宋孝宗才会在权衡利弊之后，仍倾向于因循旧制，也正因如此，终南宋之世，地方军事体系未能有效吸纳日益增加的配隶人群，而逃亡配军所导致的寇乱等问题，自始至终都困扰着南宋政权。

除却流配地域调整所带来的影响，五岭地域的社会经济结构本身亦是加剧其动乱的一大重要因素。

（一）刺配逃军与盐寇之乱

作为宋代律法主体的“敕”，将“律”所未及涵盖的经济犯罪，作为其立法的重点，其中尤以针对私盐的条目，最为严密。除了通行全境的“海行私盐法”外，更有涵盖食盐生产、运销等各个环节的专法。北宋初年修敕，对私贩茶盐之条目予以修订，将最高刑等由死刑改为刺配刑。这一更革，看似为恤刑慎杀的仁政，实则在量刑上，私贩茶盐量刑较盗贼更重，“贩负茶盐，犯法尤重，罪不至死，必至缧绁”。而随着私盐法禁日严，触法者日多，更加剧了配隶刑的泛滥。如元祐年间(1086—1094)，“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莫能止”。

南宋在财政上对盐利更为倚赖，“榷盐之利，国用所资”，盐法之严酷较北宋更有过之，动辄刺配广南。但就其施行效果而言，反而助长了赣闽粤交界地带的私盐运贩之风。其时“广东之循、梅、惠，闽之汀、邵，江西之赣、建，皆盐子渊薮”。早在绍兴三年(1133)，已有臣僚上言称“岭外险远，平时攘劫之风已自难制，今配私贩之徒，往聚于彼，岂远方之利”。嘉定十三年(1220)，知循州牛斗南即指出，往来于赣、循两州间的私贩之徒，多为“间猾失业之民、逃亡配隶之卒”，其“十百为群，取道境内，吏不敢呵，小失其意，则弛担剽掠，已而遁入于赣，虽衣收捕，而不可得”。可见私盐武装的猖獗与逃亡配军为寇，实是互为因果，两者汇聚纠合，更令州县难以节制。

盐寇以外，逃亡配军更与茶寇合流，肆虐于江西、湖南一带。据乾道九年(1173)六月十六日知荆南府叶衡奏称：

今日兴国一带多有劫盗，数百为群，劫掠舟船，往往皆系兴贩私茶之人及刺配逃军。州县虽有巡尉，力不能敌。

正如时人所指出：“犯法者日众，配隶之人中路多逸。及到配所，州郡惮于赡养，往往故纵不捕，此徒虽幸TUO免，而其身实无所容于天地间，饥寒切身，若非群众贩卖私商，即是聚为盗贼。”参之以上所论，可知活跃于五岭及周边地域的私贩武装，正是因为大量配隶刑徒的汇入，而愈演愈烈，难以止息。

（二）场监社会与五岭盗俗

在地质学上，五岭属于中生代欧亚大陆板块构造岩浆活动带的华南陆块中部，也是著名的南岭成矿带之所在。自隋唐以来，丰富的铜、铁、银等矿藏，即成为五岭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两宋之际，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王朝货币体系对于五岭地域的铜、铁等铸币原料更为依赖。其时“岁用铜、铅、锡、铁，唯藉荆广路出产”，而与矿冶业密切相关的铸钱业，也随之将重心移至五岭一带。南宋境内最为重要的几处铸钱机构，为“饶之永年，池之永丰，江之广宁，韶之永通监，虔之铸钱院”，而“虔之铸钱院，大观始建。兵兴以来，鼓铸增损旧数，是年始令永丰监卒寓役于虔，盖移少以就多也” 。

随着铸币中心移至虔州，宋廷又以广南榷盐所得盐息充作铸钱所需之买铜本钱，由此形成了以广南、江西交界的韶、虔诸州为中心的“矿冶—铸币”区域产业结构，大量的劳动人口也因之汇聚于此。南宋因袭赵氏立国以来由配隶刑徒从事官营矿冶生产的旧制，当日铜产量最大的韶州岑水场，即有“差二广配隶五百人在场淋铜，皆是乌合杂犯之人”。场坑所处多为深山穷谷的瘴恶之地，兵备本已薄弱，州县及监司提点官员往往又巡历不至，而如洪迈所指出，若再将各地凶恶杂犯配往岑水场为兵，则“亡命群聚，意外不可不防”。楼钥更直言：“岑水场兵匠之弊甚，悉谓诸路配隶之余，选以应役，或聚而为盗，害及一方。”

再者，场监作为一种以移民为主体的聚落，其人员除了各地的杂犯贷命之徒外，多为招纳而来的坑丁炉户及游手之徒，其因场坑兴发而聚，又因矿脉枯竭或岁额减少而流散，衣食无着，即转而流窜于山谷间，成为寇盗。尤其韶州作为南宋矿冶业的一大中心，“被山带海，杂产五金，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暇十万，穷则公剽，怒则私斗，轻生抵禁，亡所忌惮。缓其羁绁则鹰挚而陆梁，急其衔勒则兽骇而踶啮，故境壤虽狭，而狱犴寇抄常倍他境”。五岭地域的土著豪强，多有私开坑冶铸钱为利，而逃亡配隶之徒及恶少、游手等，亦为这些土豪势力所招揽，成为其赖以同州县相颉颃的武装力量。庆元三年(1197)，臣僚上言称：“今之盗贼所以滋多者，其巢B有二：一曰贩卖私盐之公行，二曰坑冶炉户之恣横。二者不能禁制，则盗贼终不可弥。”实则早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权御史中丞邓润甫即已指出：“闽、粤之地，山林险阻，连亘数千里，无赖桀黠、轻死冒利之人，比于他路为多，大抵以贩盐、铸钱为业，故能结连党与，动以千数，州郡兵卫寡弱，莫能抗御。” 私贩盐徒与坑冶炉户并存于五岭山地，相结为盗，本已构成地方的一大乱源。而步入南宋以后，大量逃亡配隶的涌入，更使盐寇与坑户之乱进一步机化。

结 语

合上所论，有宋一代，一直因应疆域格局、军政局势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流配地域不断做出调整。北宋前期，正式确立了东西、南北相邻路分间交互移配的政策，并遵行不渝。与此同时，出于京畿地域社会治安等因素之考量，流配地域开始向南方远路边州转移。降至南宋退据东南半壁山河，境土蹙狭，已不具备足够的地域空间对配隶刑徒进行移配、散配，又因边防形势及祖宗家法的制约，不得以凶恶重犯刺配沿边州军，迫使其不断将配隶刑徒大量填刺广南及岭北远恶州军，流配地域的南移渐成定局。

在此背景下，押运制度在执行上的诸多弊端，致使大量刺配广南、岭北的强盗贷命之徒窜逃入五岭间的山谷溪洞中，继而这些亡命之徒又与活跃于该区域的私盐武装、坑丁炉户、游手恶少之辈相纠合，四出为寇。宋廷虽一度冀望于借重整地方军事体系的契机，以配隶刑徒作为地方武力之兵员补充，消弭刺配逃军为乱之弊，终因虑及土、客矛盾而未能行之长久。因此，在流配地域调整及地域社会经济结构传统的双重影响之下，配隶刑徒逃亡所带来的寇乱等问题，成为终宋之世都未能解决的地方军政之痼疾。

作者程涛，系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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