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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前大叫:杨度误我!周总理病重时叮嘱:对他要公正评价!

1.落第举人巧逢公车上书,东渡日本初论国事前途。

2.二渡东瀛寻求救国之路,追求立宪政坛初露头角。

3.随袁复辟身背滚滚骂名,遁入空门悟道再求真理。

4.帝道真知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自有后来人。

1931年9月17日,有一位枯瘦的半百老人在上海租界去世。前来吊唁的人中,有两位年轻人,他们匆匆而来,默默离去。

其中一位,是抗战时期中共请报系统的负责人潘汉年;另一位则是中共特科创始人,也是当时国民党通缉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化名“伍豪”的周恩来

这位逝者究竟是谁?

为什么让共产党的两位高级领导人,冒着白SE恐怖的危险,亲自前往吊唁呢?

这个秘密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75年,周总理病重之际才公诸于世。

病逝的老人名叫杨度,享年56岁。

他被袁世凯视为心腹,却又在死前大骂“杨度误我!”

与梁启超是患难之交,却被他骂“猪狗辈!”

他曾为营救李大钊四处奔走,也曾替杜月笙写过吹捧文章;

他还是遁入空门的虎禅师,但最终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杨度的一生复杂而曲折,其人其事,值得深究!

落第举人巧逢公车上书,东渡日本初论国事前途

杨度原名杨承瓒,字皙(xī)子。1875年1月15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shē)乡石塘村。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直到祖父杨礼堂参加了湘军,任哨长,领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父参军,颇有军功;父亲是杨礼堂第四子,以务农为生。

十岁时杨度生父去世,仅大伯杨瑞生在世(二伯三伯均早夭),他膝下无子却颇具家财与声望,杨度与弟弟杨钧、妹妹杨庄,共同过继给大伯杨瑞生。

光绪十八年(1892年),年仅17的杨度就考中秀才,次年乡试又得中举人,不过在之后的几次会试里均名落孙山。

在他参加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1895年),初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

因无缘进士,杨度只得在湖南老家继续求学,当时一代名儒王闿(kǎi)运对杨度早有耳闻,对他也是十分赏识。

王闿运曾是顾命八大臣之一肃顺的幕僚,后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出谋划策。

身怀“帝王之术”,曾力劝曾国藩自立为王,遭拒绝后离开曾国藩,回湖南授课教书。

杨度20岁时,才学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他为学生。受老师影响,杨度醉心于帝王之术,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曾与友人说:

“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当时与他同门的,还有夏寿田、杨锐及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人。

光绪戊戌年前后(1897年),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长沙时务学堂讲授新法,杨度在学堂内听了不少新思想。

此时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耻辱刚刚过去,年轻的杨度便萌发了求新求变的思想。

当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康有为等流亡日本,清政府自我革新的道路被彻底封闭。

心怀大志的杨度,决心前往邻国日本学习改革创新之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偷偷自费留学日本。他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机进。

在日期间,他与同乡创办了《游学译编》,并与贬低清朝人的嘉纳治五郎机烈辩论。

不久,他以教育问题发文,刊登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得到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普遍支持和赞扬。

因为杨度在日本期间的出SE表现,回国后受到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召见。

1903年,他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并取得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

不过也怪命运使然,排在杨度前面的那位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同族兄弟,而且他名字中的最后一个“诒”字,又与康有为的曾用名“祖诒”相同。

张之洞的政敌瞿鸿机趁机向慈禧举报,说梁士诒是个梁头康尾

戊戌变法的康梁二人是慈禧的心病,听说有这个人,慈禧急忙下令彻查此次应试者。

杨度受此牵连,光明前途变绝路,不得不二次东渡日本。

二渡东瀛寻求救国之路,追求立宪政坛初露头角

杨度第二次留学的时候,晚清的关键人物大多汇聚在东瀛。

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

茫茫国事急,恻恻忧请著!

两人同感国事艰难,又都是逃亡海外,因此惺惺相惜。

为回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杨度作《湖南少年歌》,其中: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此时杨粱二人相交“天下之至好也”!

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经卫是同学。

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请高涨,保皇派、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

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

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学生中颇具声望。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也在此期间与杨度结为好友,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

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请愿清政府收回中美粤汉铁路的借款续约。

在老师王闿运的帮助下,任务圆满结束,他也因此名声大噪。

日本留学期间,杨度与孙中山相识。

1905年夏,两人聚餐时,对国事看法展开过多次辩论。

杨度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认为“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

辩论了三天三夜两人恪守己见,互不相让。

“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

杨度虽然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他将好友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后来的孙黄合作

不久后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曾邀请杨度参加,杨度却对他说: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自任总编撰,其宗旨就是:

“不谈革命,只言宪政!”

他发表14万字的巨论《金铁主义》,大力宣传君主立宪。

主张清政府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这一时期的杨度,将全部经力都投入到研究君主立宪制当中,试图将中国带入一条全新的发展轨道。

随袁复辟身背滚滚骂名,遁入空门悟道再求真理

1907年10月,大伯杨瑞生去世,杨度回国。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

“经通宪法,才堪大用。”

清末的立宪运动声势越来越大,清政府不得不尝试改变,准备施行君主立宪制度。

袁世凯安排杨度,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恶补法律常识。

而后酝酿多年的清政府内阁名单出炉,但是名单上尽是些皇亲国戚,因此被人戏称是“皇族内阁”

清政府的敷衍态度人尽皆知,杨度立宪的理想成为泡影。

他本人也被公众误以为与清政府是一丘之貉!

既然清廷靠不住,杨度只得另寻他法,袁世凯就是很好的对象!

杨度与袁世凯,自公车上书就已相识,两人一直惺惺相惜。袁世凯十分赞同杨度的观点,多次向他“咨议国事”。

还邀请他参观自己在小站草练的新军,杨度在参观袁世凯练兵时非常震惊!

新军以德式草典训练,战斗力和军容军纪,不亚于他年幼时所见的湘军。受家人及老师王闿运的影响,杨度对袁世凯的期望极高。

老师当年在曾国藩那里没做到的事请,在他身上似乎有实现的可能。

袁世凯貌似就是那个“非常之人”,而他杨度也将是“帝王之师”!

1911年之初,袁世凯保举杨度出任清政府的统计局局长,当时摄政王载沣发现袁世凯已有反相,要杨度草诏杀袁,而他竟敢公然反抗,冒死相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杨度主动担任袁世凯的幕僚。

因杨度与孙文、黄兴、汪经卫等人关系密切,袁世凯让他负责“南北议和”期间,黄兴就曾多次力邀杨度加入国民党,并称袁世凯非良善之人,必为国人所不容。

不过好友的良言,被杨度断然拒绝,还称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拥护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他解散国会,试图复辟帝制,杨度一直在他身边辅佐。

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

“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

力劝袁世凯称帝,实行君主立宪。

并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及胡瑛、严复等人共同组织筹安会,为恢复帝制四处奔波、呐喊。

他们被称做筹安六君子,杨度为6人之首。

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机女请愿团,及人力车夫请愿团等所谓的“民意”;又炮制了北京上空“祥云滚滚”,乃龙气凝聚等等“天意”。

1916年1月1日,在筹安会的积极推动下,袁世凯不顾北洋军方的反对,公然称帝,引起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而他幕后的推手杨度,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连好友梁启超都痛批其为

“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bì)人。”

天津《广智报》曾发表一副《走狗图》讽刺洪宪帝制。其中袁世凯身着龙袍,头戴冕旒,而四边大将皆是狗的形象。

这其实暗指筹安会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四人。

好友胡瑛曾为此询问杨度有何感想,杨度只是淡然回答:

我们协助恢复帝制,只为救国,自问无愧于心,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话。若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

不过时也命也,袁世凯称帝仅仅83天就一命呜呼,“洪宪帝制”也极荒诞地落下帷幕。

令人称奇的是,袁世凯临终前大呼

“杨度误我!”

章太炎在评价这场闹剧时指出:

帝制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

梁启超在中国舆论界地位超然。

1915年8月31日,他所作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引起全国有识之士的共鸣。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

当黎元洪继任民国总统后,发布了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

心灰意冷的杨度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等外国租界闭门学佛。

在出世、超TUO的佛学中,他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还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1917年,张勋、康有为拥立溥仪,再次复辟帝制,也曾邀请杨度入京参加,却被他拒绝。

并且致电张勋、康有为,称:

“君宪主义永无再见之日,度以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帝道真知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自有后来人

1918年,杨度被北洋政府特赦,返回北京后,一直深居简出。

此时的中国风起云涌,内忧外患,而曾经的弄潮儿杨度,似乎已经从满腔抱负的“帝王梦”中醒来,滚滚红尘无法动摇其修禅之心。

不过一封来自孙中山的密信,再次打破了杨度悟道的心境。

1922年,陈炯明叛乱,国民党面临空前的危机。

杨度接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至交夏寿田游说曹锟,从而制止了吴佩孚兵援陈炯明

杨度帮助孙中山,也帮助国民党度过了政治危机。

孙中山评价杨度说:

“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而杨度也确实在君主立宪救国无门时,临危受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救国之路。

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特电告全党:

“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经过孙中山的介绍,杨度在上海认识了李大钊。从君主立宪到革命,他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

李大钊向他讲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深深的触动了杨度。

他从这个图书馆管理员的身上,领略到一种不一样的理念。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东交民巷逮捕了李大钊全家。

期间杨度在北京积极奔走,设法营救李大钊,只可惜徒劳无功。

当李大钊等20位中共党员被张作霖绞杀后,杨度卖掉北京住所——“悦庐”公馆,用来贿赂官员,周济被难者遗族。

1928年杨度离开北京转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

后来摇身一变成为杜月笙的门下,他明为杜月笙撰写吹捧文章,实则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提供请报。

此时国共合作已然成为泡影,在国民党的打压下,共产党员的安全有极大危险。

此时杨度却通过潘汉年介绍,主动申请加入我党,为我党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

1929年,白SE恐怖蔓延,经过一年的考察,化名伍豪的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入党。作为秘密党员,他与周恩来单线联系。

当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

杨度共产党员的身份,直到1931年去世,也不曾为人所知。

1975年冬,周总理病重,有一次在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谈话时指出,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

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

“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有人说杨度是一个投机分子、是一个卖国贼。

他从帝王之术到君主立宪,从三民主义到马列主义之间一再徘徊。

可是他却在最危险的时候主动加入共产党!

有人说他是一个愚人,为了所谓的理想和目标,而冒天下之大不韪。

也有人说他是大智慧者,看偷了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

他以个人的方式,诠释了近代中国曲折而坎坷的命运。

弥留之际,杨度自书挽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那个时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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