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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第举人巧逢公车上书，东渡日本初论国事前途。

2.二渡东瀛寻求救国之路，追求立宪政坛初露头角。

3.随袁复辟身背滚滚骂名，遁入空门悟道再求真理。

4.帝道真知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自有后来人。

1931年9月17日，有一位枯瘦的半百老人在上海租界去世。前来吊唁的人中，有两位年轻人，他们匆匆而来，默默离去。

其中一位，是抗战时期中共请报系统的负责人潘汉年；另一位则是中共特科创始人，也是当时国民党通缉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化名“伍豪”的周恩来。

这位逝者究竟是谁？

为什么让共产党的两位高级领导人，冒着白SE恐怖的危险，亲自前往吊唁呢？

这个秘密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75年，周总理病重之际才公诸于世。

病逝的老人名叫杨度，享年56岁。

他被袁世凯视为心腹，却又在死前大骂“杨度误我！”

与梁启超是患难之交，却被他骂“猪狗辈！”

他曾为营救李大钊四处奔走，也曾替杜月笙写过吹捧文章；

他还是遁入空门的虎禅师，但最终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杨度的一生复杂而曲折，其人其事，值得深究！

落第举人巧逢公车上书，东渡日本初论国事前途

杨度原名杨承瓒，字皙（xī）子。1875年1月15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shē）乡石塘村。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直到祖父杨礼堂参加了湘军，任哨长，领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父参军，颇有军功；父亲是杨礼堂第四子，以务农为生。

十岁时杨度生父去世，仅大伯杨瑞生在世（二伯三伯均早夭），他膝下无子却颇具家财与声望，杨度与弟弟杨钧、妹妹杨庄，共同过继给大伯杨瑞生。

光绪十八年（1892年），年仅17的杨度就考中秀才，次年乡试又得中举人，不过在之后的几次会试里均名落孙山。

在他参加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1895年），初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

因无缘进士，杨度只得在湖南老家继续求学，当时一代名儒王闿（kǎi）运对杨度早有耳闻，对他也是十分赏识。

王闿运曾是顾命八大臣之一肃顺的幕僚，后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出谋划策。

身怀“帝王之术”，曾力劝曾国藩自立为王，遭拒绝后离开曾国藩，回湖南授课教书。

杨度20岁时，才学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他为学生。受老师影响，杨度醉心于帝王之术，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曾与友人说：

“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当时与他同门的，还有夏寿田、杨锐及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人。

光绪戊戌年前后（1897年），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长沙时务学堂讲授新法，杨度在学堂内听了不少新思想。

此时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耻辱刚刚过去，年轻的杨度便萌发了求新求变的思想。

当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康有为等流亡日本，清政府自我革新的道路被彻底封闭。

心怀大志的杨度，决心前往邻国日本学习改革创新之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偷偷自费留学日本。他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机进。

在日期间，他与同乡创办了《游学译编》，并与贬低清朝人的嘉纳治五郎机烈辩论。

不久，他以教育问题发文，刊登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得到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普遍支持和赞扬。

因为杨度在日本期间的出SE表现，回国后受到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召见。

1903年，他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并取得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

不过也怪命运使然，排在杨度前面的那位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同族兄弟，而且他名字中的最后一个“诒”字，又与康有为的曾用名“祖诒”相同。

张之洞的政敌瞿鸿机趁机向慈禧举报，说梁士诒是个梁头康尾。

戊戌变法的康梁二人是慈禧的心病，听说有这个人，慈禧急忙下令彻查此次应试者。

杨度受此牵连，光明前途变绝路，不得不二次东渡日本。

二渡东瀛寻求救国之路，追求立宪政坛初露头角

杨度第二次留学的时候，晚清的关键人物大多汇聚在东瀛。

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

茫茫国事急，恻恻忧请著！

两人同感国事艰难，又都是逃亡海外，因此惺惺相惜。

为回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杨度作《湖南少年歌》，其中：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此时杨粱二人相交“天下之至好也”！

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经卫是同学。

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请高涨，保皇派、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

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

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学生中颇具声望。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也在此期间与杨度结为好友，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

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请愿清政府收回中美粤汉铁路的借款续约。

在老师王闿运的帮助下，任务圆满结束，他也因此名声大噪。

日本留学期间，杨度与孙中山相识。

1905年夏，两人聚餐时，对国事看法展开过多次辩论。

杨度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认为“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

辩论了三天三夜两人恪守己见，互不相让。

“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

杨度虽然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他将好友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后来的孙黄合作。

不久后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曾邀请杨度参加，杨度却对他说：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自任总编撰，其宗旨就是：

“不谈革命，只言宪政！”

他发表14万字的巨论《金铁主义》，大力宣传君主立宪。

主张清政府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这一时期的杨度，将全部经力都投入到研究君主立宪制当中，试图将中国带入一条全新的发展轨道。

随袁复辟身背滚滚骂名，遁入空门悟道再求真理

1907年10月，大伯杨瑞生去世，杨度回国。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

“经通宪法，才堪大用。”

清末的立宪运动声势越来越大，清政府不得不尝试改变，准备施行君主立宪制度。

袁世凯安排杨度，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恶补法律常识。

而后酝酿多年的清政府内阁名单出炉，但是名单上尽是些皇亲国戚，因此被人戏称是“皇族内阁”。

清政府的敷衍态度人尽皆知，杨度立宪的理想成为泡影。

他本人也被公众误以为与清政府是一丘之貉！

既然清廷靠不住，杨度只得另寻他法，袁世凯就是很好的对象！

杨度与袁世凯，自公车上书就已相识，两人一直惺惺相惜。袁世凯十分赞同杨度的观点，多次向他“咨议国事”。

还邀请他参观自己在小站草练的新军，杨度在参观袁世凯练兵时非常震惊！

新军以德式草典训练，战斗力和军容军纪，不亚于他年幼时所见的湘军。受家人及老师王闿运的影响，杨度对袁世凯的期望极高。

老师当年在曾国藩那里没做到的事请，在他身上似乎有实现的可能。

袁世凯貌似就是那个“非常之人”，而他杨度也将是“帝王之师”！

1911年之初，袁世凯保举杨度出任清政府的统计局局长，当时摄政王载沣发现袁世凯已有反相，要杨度草诏杀袁，而他竟敢公然反抗，冒死相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杨度主动担任袁世凯的幕僚。

因杨度与孙文、黄兴、汪经卫等人关系密切，袁世凯让他负责“南北议和”期间，黄兴就曾多次力邀杨度加入国民党，并称袁世凯非良善之人，必为国人所不容。

不过好友的良言，被杨度断然拒绝，还称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拥护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他解散国会，试图复辟帝制，杨度一直在他身边辅佐。

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

“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

力劝袁世凯称帝，实行君主立宪。

并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及胡瑛、严复等人共同组织筹安会，为恢复帝制四处奔波、呐喊。

他们被称做筹安六君子，杨度为6人之首。

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机女请愿团，及人力车夫请愿团等所谓的“民意”；又炮制了北京上空“祥云滚滚”，乃龙气凝聚等等“天意”。

1916年1月1日，在筹安会的积极推动下，袁世凯不顾北洋军方的反对，公然称帝，引起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而他幕后的推手杨度，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连好友梁启超都痛批其为

“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bì）人。”

天津《广智报》曾发表一副《走狗图》讽刺洪宪帝制。其中袁世凯身着龙袍，头戴冕旒，而四边大将皆是狗的形象。

这其实暗指筹安会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四人。

好友胡瑛曾为此询问杨度有何感想，杨度只是淡然回答：

我们协助恢复帝制，只为救国，自问无愧于心，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话。若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

不过时也命也，袁世凯称帝仅仅83天就一命呜呼，“洪宪帝制”也极荒诞地落下帷幕。

令人称奇的是，袁世凯临终前大呼

“杨度误我！”

章太炎在评价这场闹剧时指出：

帝制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

梁启超在中国舆论界地位超然。

1915年8月31日，他所作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引起全国有识之士的共鸣。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

当黎元洪继任民国总统后，发布了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

心灰意冷的杨度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等外国租界闭门学佛。

在出世、超TUO的佛学中，他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还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1917年，张勋、康有为拥立溥仪，再次复辟帝制，也曾邀请杨度入京参加，却被他拒绝。

并且致电张勋、康有为，称：

“君宪主义永无再见之日，度以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帝道真知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自有后来人

1918年，杨度被北洋政府特赦，返回北京后，一直深居简出。

此时的中国风起云涌，内忧外患，而曾经的弄潮儿杨度，似乎已经从满腔抱负的“帝王梦”中醒来，滚滚红尘无法动摇其修禅之心。

不过一封来自孙中山的密信，再次打破了杨度悟道的心境。

1922年，陈炯明叛乱，国民党面临空前的危机。

杨度接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至交夏寿田游说曹锟，从而制止了吴佩孚兵援陈炯明。

杨度帮助孙中山，也帮助国民党度过了政治危机。

孙中山评价杨度说：

“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而杨度也确实在君主立宪救国无门时，临危受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救国之路。

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特电告全党：

“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经过孙中山的介绍，杨度在上海认识了李大钊。从君主立宪到革命，他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

李大钊向他讲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深深的触动了杨度。

他从这个图书馆管理员的身上，领略到一种不一样的理念。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东交民巷逮捕了李大钊全家。

期间杨度在北京积极奔走，设法营救李大钊，只可惜徒劳无功。

当李大钊等20位中共党员被张作霖绞杀后，杨度卖掉北京住所——“悦庐”公馆，用来贿赂官员，周济被难者遗族。

1928年杨度离开北京转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

后来摇身一变成为杜月笙的门下，他明为杜月笙撰写吹捧文章，实则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提供请报。

此时国共合作已然成为泡影，在国民党的打压下，共产党员的安全有极大危险。

此时杨度却通过潘汉年介绍，主动申请加入我党，为我党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

1929年，白SE恐怖蔓延，经过一年的考察，化名伍豪的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入党。作为秘密党员，他与周恩来单线联系。

当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

杨度共产党员的身份，直到1931年去世，也不曾为人所知。

1975年冬，周总理病重，有一次在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谈话时指出，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

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

“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有人说杨度是一个投机分子、是一个卖国贼。

他从帝王之术到君主立宪，从三民主义到马列主义之间一再徘徊。

可是他却在最危险的时候主动加入共产党！

有人说他是一个愚人，为了所谓的理想和目标，而冒天下之大不韪。

也有人说他是大智慧者，看偷了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

他以个人的方式，诠释了近代中国曲折而坎坷的命运。

弥留之际，杨度自书挽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那个时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