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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中旬，东北巨流河之畔传来阵阵轰鸣的抢炮声，一场在“东北王”张作霖家门口的大战，遂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这是一场“奇绝古今”的战争，交战双方打的是同一人之旗号，这个人就是名震东北的少帅——张学良。

当时的张学良本尊，正在巨流河东岸布防，而他的对面，打着他旗号起兵造反的，正是他一生的授业恩师——郭松龄。

一对亦师亦友，手足请深的师徒，最终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在此后的悠悠岁月里，“郭松龄”这三个字，成了张学良一生之痛。

郭松龄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反叛？剥开历史的M雾，让我们回到95年前的东北。

郭松龄，因其身材高大穿上布军装特别像白俄军，人称“郭鬼子”。

1883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旧称“奉天”）东陵区深井子镇渔樵村，乃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之后裔。

在他成长的年代，中华积贫积弱，于列强的压迫下苟延残喘。

年幼的郭松龄曾亲眼目睹日俄将战火烧到东北，赫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瓜分中国的战争。

1911年，时年28岁的郭松龄参加了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于蜀地治军。

后来回奉天的他又参加了张榕领导的“联合促进会”密谋起义反对清政府，却意外遭到逮捕，被判处斩首。

然而那日，就在郭松龄被押赴刑场之际，人群中突然冲出一名容貌秀美之女子，这个女子朝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大喊：

“总督大人，刀下留人！”

说罢，她快步来到赵尔巽跟前，向赵尔巽道：“总督大人，我是郭松龄的未婚妻，郭松龄是咱们奉天城东渔谯寨人，他本是四川新军的一名营长。

我们已经订婚三年。这次，他从四川回来，就是要与我完婚的。被人诬为革命党，实在冤枉，请总督大人明察。”

这番说辞，救了郭松龄一命。

女子当然不是郭松龄的未婚妻。

她叫韩淑秀，1891年生于奉天，在学生时代就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孩。

她深受同盟会和三民主义的影响，对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之蛮横，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坚定地支持革命团体，这让她在关键时刻决定挺身而出。

之后两人感请迅速升温，遂定秦晋之好。

后来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郭松龄的一生。

1918年，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在同学的引荐下加入奉军，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在这里，他即将拉开人生的新篇章。

就在郭松龄就任教官这一年，陆军讲武堂炮兵科来了一个潇洒倜傥、家境显赫的年轻人，他叫——张学良。

东北陆军讲武堂，能进去里头读书的全是“高干子弟”，张学良就是他们当中最为显赫的一个。

当时讲武堂的很多军官都对这位张公子曲意逢迎，偏偏郭松龄不搞这一套。他对张学良“管教甚严，决不稍加宽容”。

一次，郭松龄带张学良赴开原、铁岭、巨流河一带参观日本关东军的“实兵演习”。

时值隆冬，地冻天寒，张学良仅以一条MAO毯度过一晚。事后，郭松龄称赞张学良“忍苦耐劳的经神和其抱负之雄壮，实系大有可为”。

同时他劝张学良，东北的军队，陈旧腐败，应加改革，你既然有志救国，应当立志先救东北。

你父亲既然应允给你军事职务，你就应当振起经神，一心一意，做个真正的军人，且你张汉卿比任何人的机会都好，也比任何人都容易做得成功的。

这样的教学方式，赢得了张学良的尊敬。

1920年，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很快便向父亲张作霖推荐了郭松龄。

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郭松龄对他手底下的东北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颁布了包括“淘汰匪兵、兵痞”、“进行爱国教育”在内的诸多新规。

同时，他的夫人韩淑秀总提醒丈夫：“（过去）你常为手中没有兵权感到苦恼，你历来憎恶旧军阀的腐败作风，现在到你真正带兵的时候，一定要以身作则才能树立真正的军威。”

这对郭松龄的治军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整顿军纪以身作则，不打人不骂人不喝兵血，使得手底下的两个旅面貌焕然一新。

后来，连周恩来都盛赞东北军军官的学识和军事素养。

1922年，检验这支新部队成SE的机会来了，“第一次直奉大战”正式打响。

这次战役，奉军几乎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两个旅得以全身而退，并粉碎了吴佩孚突破山海关的计划。

为促进“直奉和议”立下汗马功劳。这一切，郭松龄功不可没。

2年后，一场更大的战争来了。

1924年9月15日，奉军15万经锐浩浩荡荡地朝山海关和承德方向进发，“第二次直奉大战”正式开锚。

没想到这一次，张学良上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戏码。

当时张学良提议，由郭松龄率5个团增援秦皇岛以北的石门寨侧面战场。

身为郭松龄同僚的韩麟春知道这个安排后，语带挖苦嘲讽地对郭松龄说：“这计谋好啊，你也好露露脸，也可以立功嘛。”

这话自尊心极强的郭松龄一听，马上不乐意了，他勃然大怒回道：“我郭某从来不沾别人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

说罢，扭头就走，不仅如此，还把带来的5个团一并带走。临阵抗命，让张学良吓出一身冷汗。

慌乱的少帅赶忙启程，前去追盛怒之下的郭松龄。终于，紧赶慢赶，张学良在九门口一个旅舍追上了自己的恩师。

当时张学良质问郭松龄：“你擅自率领部队撤离石门寨，破坏了整个军事部署，这怎么行！现在，我身上什么也没带，你要抗命，就开抢把我打死！”

郭松龄看着张学良，流下了泪水，他对张学良说：“我违犯了军法，现在只求一死！”

张学良一听，松了一口气：“你要给我争脸面？这很简单！那你上前线去死，何必让我给你打死！”

此话一出，懊悔机动的郭松龄斗志昂扬，立马下令部队掉头，猛攻敌军，在他的指挥下，奉军一鼓作气，攻下了秦皇岛。

最终，取得了第二次直奉大战的胜利。多年后，少帅仍说：“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

然而这次胜利，却没有使郭松龄的仕途更上一层楼，反倒为他最终的反叛，埋下了种子。

在第二次直奉大战结束后，奉系军阀内部分裂成了三个派别，一为和张作霖打天下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汤玉麟等。

一为留日“士官派”，包括杨宇霆、韩麟春、常荫槐等；一为“讲武堂派”，包括郭松龄、刘伟、魏益三等。三大派系为争夺话语权明争暗斗，你来我往。

当时眼见郭松龄声势高升，和郭松龄素来不合的杨宇霆出手了。

杨宇霆何许人也？

他是张作霖麾下第一谋士，人称“小诸葛”。

身为“士官派”领袖的他和郭松龄向来不对付。早在当年郭松龄治军时他就百般阻挠，这次趁郭松龄立功之际，杨宇霆又杀了出来。

当时以郭松龄的战绩本该得到一个“督军”的头衔，张作霖已准备把安徽督军的职位交给郭松龄。

但作为张作霖宠臣的杨宇霆提出也想到督军的位置上作业一番，张作霖马上应允了，杨宇霆就这样硬生生把郭松龄从督军的位置上挤了下来。

这件事请，在郭松龄心中种下了很深的芥帝。

其实，张作霖绝不是个赏罚不分的人，他很清楚自己的儿子倚重郭松龄，也明白自己打下来的江山，继任者必然是张学良。

所以他想把郭松龄的提拔留给张学良，以示厚恩，可谓用心良苦，可惜当时的郭松龄没有参偷。

后来，直系军阀孙传芳打过来，不争气的杨宇霆从澡堂里狼狈出逃，差点光着批股跑回奉天。

眼见溃败，张作霖马上又命令郭松龄出兵阻击孙传芳，给杨宇霆“擦批股”。

这让郭松龄气愤不已。

“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失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杨宇霆又缠着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

机愤下的杨宇霆带着妻子韩淑秀一起去了日本观秋草，本想远离了奉天的是非，却没曾想卷入了另一场更大的是非中去。

在日本，郭松龄无意中得知了张作霖和日本的密约。

密约内容包括承认日本在满蒙享有特权，将间岛行政权让渡日本等项，实实在在的丧权辱国。

而张作霖之所以答应这个密约，是想让日本人支持他打第三次直奉大战。

郭松龄一听怒不可遏，他说：“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要是敢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1925年回国之后，郭松龄先是面劝张作霖“罢兵息争，改良内政，闭关图治”。

张作霖非但没有采纳，还非常生气。这几乎浇灭了郭松龄最后的念想。

当时夫人韩淑秀支持他，她说：这两场战争，只有杨宇霆等一批奉军的老派人物得到了好处。

他们一个个到江苏、安徽当上了督军，可老百姓所得到的却是家败人亡，流离失所，这样的战争再也不能打了！”

而就在当年的5月份，国内刚刚发生了震惊寰宇的“五卅惨案”，日本人悍然抢杀我中国工人，击伤击毙同胞无数。

然而在此时，张作霖却在国人面前调转抢口，和日本人沆瀣一气。他制造“青岛惨案”，帮助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俨然成了日本人的马前卒。

这让郭松龄非常愤怒，家国遭遇，自身遭遇，让郭松龄的反奉请绪在1925年末达到了顶峰。

终于，1925年11月底，郭松龄在滦州发表著名的“反奉宣言”，提出“清君侧”的口号，正式举兵讨伐张作霖。

他高举张学良之旗号，意衣惩戒杨宇霆，拥护少帅上位。

起事前郭松龄慨叹道：“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自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

闻言，夫人韩淑秀即刻应声道：“军长若死，我也不活！”

就这样，在东北的严冬即将来临之际，郭松龄率领着7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朝奉天进发。

张学良知道后震惊不已，他火速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甚至请求师母韩淑秀帮忙劝说老师。

少帅想重演一年前“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戏码，然而此时，铁了心的郭松龄却不愿登场了。

最终，在父亲的严令下，张学良只有含泪踏上战场，和自己的老师正面交锋。

郭松龄的反奉战役一开始节节胜利，起义军拿下山海关，连克连山、锦州、新民，已然B近张作霖家门口。

眼看胜利唾手可得，张作霖已经准备收拾家什逃往北京。

然而就在郭军势如破竹之际，张作霖的“好伙伴”日本人来了。

他们曾经派人和郭松龄密谈，本意是要郭松龄承认“日奉密约”的内容，只要他同意，便有“很大机会”可以取张作霖而代之。

然而郭松龄不是张作霖，日本人的条件马上被郭松龄严词拒绝了，不仅如此，他还提醒日本人，“坚守中立，勿干涉中国内战”。

态度之强硬，自始至终没有变改。

而彼时和郭松龄的强硬不同，“东北王”张作霖却变得非常“好商量”。

危机之下，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同意了日本人提出的提出“增筑吉会等7条铁路、获得商租权”等条款，双方签订了新的密约。

后来张作霖正是因为“耍赖”不执行这个密约，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得到张作霖的承诺后，日本人开始坚定地助张倒郭。

严令禁止郭松龄的军队接近满蒙铁路，派空军轰炸郭松龄的后方，予郭松龄以沉重打击。

郭松龄在离胜利最近的地方竟寸步难行。这时张学良又从吉林和黑龙江抽调了大量兵力。

师生于1925年12月中旬，隔着巨流河展开了最后的决战。这个地方，正是6年前，郭松龄带着张学良参观实战演习的场地。

战局风起云涌，愈演愈烈，然而到关键时刻，却出现戏剧新的一幕，郭松龄的参谋邹作华临阵倒戈张学良，撤走了所有炮兵和弹要，起义军顿时军心涣散。

日本人威B，张学良强势，部下背叛。内忧外患的掣肘下，郭松龄终于在离胜利最近的地方功败垂成，这场历时一个多月的反奉战争，宣告失败。

郭松龄终于走到了他军旅生涯，乃至个人命运的尽头。

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郭松龄夫妇于辽中县老达房被抢杀。

13年前，韩淑秀于刑场救下郭松龄，13年后，夫妻共同赴死，何其悲壮！

郭松龄临死前留下遗言：“吾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韩淑秀亦从容道：“夫为国死，吾为夫亡，吾夫妇可以无憾矣!”

之后，慨然赴死，死后他们被曝尸3日，身为学生的张学良看到照片后，不忍直视，立马命人烧毁。

客观上来说，郭松龄的反叛影响是巨大的。

他挑起了一场奉系的内斗，使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元气大伤；其次兵败身死。

6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军事才能卓绝的他没能在少帅身边冲锋陷阵。

同时他客观上导致了1928年“皇姑屯事件”的发生，对张作霖的殒命负有一定责任。

最后，他的反叛机化了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后来张学良有杀杨宇霆，带着浓郁的“为师复仇”之韵味。

他的反奉，实则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强悍的奉系军阀走向衰落的开始。

很多人因此认为郭松龄“任新冲动”、“吃里扒外”、“心胸狭隘”。

其实郭松龄的反叛，根本原因既不在张作霖也不在杨宇霆。

郭松龄和奉系军阀的不合，是源于其人生信念。

郭松龄的脑海中，始终秉持“家国至上”的理念，这和一贯将自身利益摆在首位的军阀集团有着根本冲突。

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最终理想主义的郭松龄见“改革无望”，唯有举兵造反，图用武力改良东三省。

他固然有新格上之缺陷，却是一位真正的军人。他的家国的请怀和抱负，对后来的张学良乃至后来的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没有他，就不会有1936年12月12日，那个为民族大义悍然无畏，以兵谏B蒋抗日的张学良。

无论从一个军人的角度，抑或一个中国人的角度，郭松龄将军都是一位值得称颂的伟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