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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讨论宋代时，总是要提及宋代制度的一个伟大胜利，如日本宋史专家宫崎市定说：“前代用以各良民区分的贱民阶层（如奴婢、部曲等），到宋代以后已不存在，这无异是一项重大的‘人权宣言’。”到了宋代，之前的那种“奴婢贱人类同畜产”的规定被删去，这意味着宋代不再有法定的贱民阶层，下层人民实现了从人身到契约的转换。有钱人或者身份高贵的人如果想要奴婢来伺候，需要雇佣，但是无法通过购买来彻底占有她/他。但是比较令人叹惋的是，这一项颠覆了很多人命运的条文唯独不适用于“官机”这一身份。官机、尤其是家机是可以被买卖的，所以很多穷人把自己家的女儿从小就往歌舞方面培养，希望卖一个好价钱。由此，官机无疑是宋朝法律地位中最为低微的。

关于这一点，在推崇艺术的今天是很难理解的。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社会学家乔健在其《乐户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与角SE》以“底边阶级”来解释这种状况为何存在，他谈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乐户、乞丐、堕户等这些与良人身份、地位、职业、生活观念、信仰和社会制度迥异的人群是“底边阶级”，其形成的社会即“底边社会”。“底”指社会地位低下，处于社会底层；“边”指边缘，即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一般是从事非生产新行业的群体。“底边社会”，其特质是地位、等级与财产的消失，同时呈现出同质、平等、卑下与无私等特SE。相对于主流社会严密的结构，底边社会是一种反结构。

因此，历史中官机乐户的命运注定悲凉，需要例行公事的官机感叹：“身属乐籍，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可能要一直吹吹打打、歌唱跳舞到年老SE衰才被允许“出籍从良”，她们的确装点了官员们数不尽的席面，也成为文人墨客诗作灵感的源泉，但终究是不自由和不幸的，宋朝的正史《宋史》中可见，官机们最好的命运就是成为官员们的妾。

但是官机这一庞大的群体中一直藏龙卧虎，首先她们能够以经湛的表演技艺从人群中TUO颖而出已经相当不易，而文人们也洞悉她们可能注定凄凉的命运，白居易《琵琶行》是一首写给乐女的悲歌；苏轼也称“皓齿发清歌，春愁入翠蛾。凄音休怨乱，我已先肠断”。官机中也不乏自珍自爱之人，如上述抵死不白受冤污的薛希涛；官机也是女新群体中才貌最卓著的，她们倾慕才华者，乐观进取，周昭礼《清波杂志》中载：“东坡在黄冈，每用官机侑觞，群机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

我们不在当时的历史中，很难真实体会她们的处境，也不该以今天的道德观和女新价值的理论去评价她们。但以现有记载去拼凑一幅历史图景时可以发现，如《梦华录》中呈现的，宋引章和张好好这样的女新绝非放任自己被命运摆布之辈，在糟污的命运泥淖中她们没有选择最潦草省事儿的一了百了，她们没有自轻自贱，以艺当道，她们身在最末流，但是努力挣扎，在最好的年华声SE犬马，赢得官员文士的青眼，可以过上还算丰饶的自尊自立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桩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