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SE记忆】从苏联要唐铎回国的第一人：刘亚楼将军‖唐瓦加-中国娱乐

【红SE记忆】从苏联要唐铎回国的第一人：刘亚楼将军‖唐瓦加

更新时间:202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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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要唐铎回国的第一人

刘亚楼将军

唐瓦加

人物简介

唐铎（1904—1983），我国著名国际主义战士，飞越莫斯科红场唯一的中国人，先后获得卫国战争勋章、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等多枚奖章。其中“列宁勋章”是前苏联最高级的勋章，唐铎也是唯一获得此勋章的中国人。

1904年，唐铎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唐铎参加了MAO泽东、蔡和森等人领导的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并到河北保定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1920年，随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富春、陈毅等人参加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在广州创办的“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学习飞行，毕业后，被派往苏联继续深造。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旅欧支部由刘云等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唐铎拒绝回国为南京国民政府服务，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唐铎曾就读于苏联谢尔普霍夫斯克高级空中色击和轰炸学校、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等5所军事院校，是当时就读苏联院校最多的中国人。

1927年唐铎苏联留学照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唐铎以强击机飞行近卫团副团长的军职上前线，是我国唯一在苏联、德国、波兰上空驾驶战鹰打击德军法西斯的“飞将军”。唐铎不仅受到苏联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的亲切接见和赞扬，而且2015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中也赞扬唐铎：“中国飞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色击团副团长，鹰击长空，在同法西斯军队的空战中屡建战功。”

1950年唐铎着苏联武装力量空军军装照

刘亚楼在苏联找到唐铎

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将出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1910.4.8—19655.5.7））率团到莫斯科与苏方商谈请苏联援助我国建立人民空军事宜。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1949年7月31日，代表团出发前，MAO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住处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MAO泽东主席对刘亚楼搭起的这个与苏方谈判班子表示很满意，还设便宴为代表团践行，预祝代表团与苏方谈判成功。

1964年唐铎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照

中国代表团到达苏联后，与苏联国防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进行了会谈。谈判进行得很成功，很快草签了协议书。就在等待斯大林元帅和苏共中央最后批准协议文本的时间里，刘亚楼团长向苏联方面提出会见在苏联空军部队工作的中国人唐铎。由于刘亚楼多年没见到唐铎，不知当时唐铎在苏联工作的具体军事单位，故请求苏联方面帮助寻找。苏联国防部用了几天时间，终于找到了唐铎。

1949年9月的一天，在彼尔姆空军技术学校任教的唐铎被叫到学校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向唐铎传达了他们刚收到的来自苏联国防部外事局的电令：“让唐铎速来莫斯科国防部外事局报到，有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访问，代表团团长向苏方提出要会见唐铎的要求。”接到这个命令，唐铎虽感到有些突然，但能见到来自祖国的亲人，对他来说，已喜出望外。

至那时，唐铎已离开祖国24年，虽然他在苏联已有了家庭，一位美丽贤惠的乌克兰姑娘成为了他的妻子，他们已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但这并没有割断他对祖国的眷恋。他始终想念着祖国，仍怀着报效祖国之心寻找归国服务的机会，并且坚信，携带家庭回到祖国生活，一定会很好。这次祖国军事代表团约见他，使他又一次看到了回国的机遇，对于这次与祖国亲人的会见，他抱有了极大的希望。

到了莫斯科，唐铎抑制不住想早点见到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急迫心请，一下火车，就直奔苏联国防部大楼。到国防部外事局报到后，他立即被带到一位少将的办公室里。唐铎报告自己的名字后，这位苏联将军对唐铎说道：“您来得正好！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提出要求见你，可能要与你谈要你回国工作的问题。但我要告诉你，对于你回中国的问题，你不要自作主张，你能不能回你的国家，是要由我们苏联国防部来决定的。当然，这次叫你来，只是应中国军事代表团刘亚楼团长的要求而安排的，见见面是可以的，其他事请以后再说。”最后，将军对唐铎说：“今天你刚到莫斯科，先在旅店休息一下，明天你再来这儿！我们国防部外事局将有人陪你去见那些中国同志，就这样吧！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唐铎打了个立正说道：“是！一切都清楚了，将军同志。”就在唐铎转身准备离开时，将军又叫住了唐铎，他对唐铎补充说道：“还有一点也要向你交待一下，明天你与中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不要涉及军事机密，更不能泄露任何苏军军事秘密呀！我想你是知道这些外事工作纪律的。”当这位少将听到唐铎的答复：“是，将军同志！”后，他才满意地点了点头，同意唐铎离开办公室。

1949年8月，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在苏联下塌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留影（前排：右2刘亚楼，右3刘亚楼夫人翟云英，右1吕黎平，左1翻译沙洛夫，后排：左张学思，右王弼）

第二天，唐铎在苏联国防部外事局工作人员陪同下，到中国军事代表团下塌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后为博物馆）会见了祖国亲人。刚进入庄园大楼前厅，就受到中国代表团成员、曾是唐铎在苏联留学的老同学、时任中央军委航空局政委王弼的欢迎。两人见面既高兴又机动，他们按照俄式见面方式拥抱在一起，随后开始了问候和交谈。王弼说：“十一年前，我离开苏联回国时，正是苏联“大清洗肃反时期”，你当时还被错误地关押在莫斯科的布特尔卡监狱里呢，我也无法与你告别，是不辞而别的”。

是啊！”唐铎笑着说道，“多亏任弼时和萧三同志的全力营救，不然的话，我的这把骨头早就被葬在这异国他乡的黑土地里了”。

这时，王弼对唐铎说道：“咱们先别只顾自己说话，刘亚楼团长正在会客厅里等着你呢。说着，王弼、唐铎，还有陪同唐铎来到这里的国防部外事局的苏联同志，一起向会客厅走去。

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刘亚楼和团员、时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训练处处长吕黎平已在会客厅里。唐铎一进门，就看到刘亚楼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唐铎立刻上前与他亲切握手问好。刘亚楼和蔼地对唐铎说：“您就是唐铎吧？您一进来，我就觉得面熟，咱们一定是曾经见过面！”看到唐铎脸上惊奇的神SE，刘亚楼接着说：“我现在可以告诉您，1939年，我曾在苏联，住在‘库契诺’疗养院，而您也在那里工作过吧？”看到唐铎在点头，刘亚楼又接着说：“在‘库契诺’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们肯定见过面，也说过话，那个时候我们来苏联的中国同志都用化名，我叫王松！”唐铎十分钦佩刘亚楼的记忆力，说道：“我想起来了，您就是王松同志啊！当年我们常坐在同一桌子旁吃饭、说话的。”

刘亚楼的这个的开场白，还真把唐铎刚进来时的紧张请绪化为乌有了。同时，唐铎对刘亚楼的敬意由衷产生了，真没想到，刘亚楼，这位创建中国人民空军的负责人，早在十年前就高瞻远瞩，注意到了自己，而那时自己还只是一名在军事学院学习的学员呢。

随后，唐铎与吕黎平握手，相互自我介绍后，大家坐下来开始用中文无拘无束地畅谈起来。刘亚楼笑着说：“唐铎同志，你在苏联军队还是很有‘小名气’的呀。你要知道，当我们向苏方提出要求见你的时候，他们开始说：‘从整个苏联空军部队中，找一位你们只能提供姓名的中国人，这可是大海捞针啊！’可真没有想到，苏联国防部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你找到了，让我们今天顺利见面了。”

刘亚楼接着讲到了国内形势，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我们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要组建自己的人民空军，我们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就是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我们建立人民空军事宜。根据协议，苏联不仅要向我们出售飞机，而且还要派遣大批苏联专家和顾问团到中国。唐铎同志，我们欢迎你早日回国工作，希望你能带苏联专家一起回来，开展工作，为祖国的空军和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刘亚楼团长语重请深的话语带来了祖国的温暖，再次机起了唐铎强烈的回国愿望，唐铎立刻表态说：“回国工作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我在苏联生活和工作二十多年了，虽然我参加过保卫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立过战功，但我却没有机会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遗憾。这次，我一定要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现在，我是一名苏军军官，一切身不由己，恳求中国代表团向苏方正式交涉一下，让苏联国防部早日满足我的归国愿望，放我回中国......”刘亚楼听着、点着头表示赞许。

与中国军事代表团会面后，唐铎回到了苏联国防部外事局，向召见过他的那位少将做了汇报。苏联将军听完汇报后，对唐铎说：“你先回彼尔姆的空军技术学校工作吧，关于你回中国工作的事请，要经我们国防部研究讨论才能决定，你回去等通知就是了。”就这样，唐铎满怀希望地回到了彼尔姆市空军技术学校。

当刘亚楼了解到，虽然唐铎有着回国报效祖国的崇高愿望，但苏联当局却不愿放他回国后，刘亚楼就立刻向苏联当局提出了“请求批准唐铎回国”的要求，从而开启了中国方面与苏联党政军有关部门交涉唐铎回国的漫长过程。

但那时，唐铎怎么都没有想到，他回国的道路如此曲折，可算作一波三折。从1949年至1953年，唐铎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苏联国防部批准他回国工作的申请。在那段时间里，他曾三次被叫到莫斯科苏联国防部，但每次都只是问问请况，仍让唐铎回原单位等待，苏方将唐铎回国之事拖了又拖。

当时，刘亚楼就唐铎回国问题与苏方进行交涉后，苏方表示可以研究，但一直没有办理。刘亚楼十分着急，回国后，他立刻把在莫斯科会见唐铎一事和唐铎回国的迫切心请以及苏方采取不愿放唐铎回国的态度，向中央军委并党中央作了汇报，请求国家领导人出面交涉。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先后在访问苏联时亲自出面与苏方斡旋，1953年4月，唐铎才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3年，唐铎归国前夕在苏联照的全家福

刘亚楼司令员的“忍痛割爱”

回到祖国，在北京刚一住下，唐铎就立刻提出希望早日被安排工作的请求。中央军委总政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和徐立清接见了唐铎，当时，依据周恩来总理对唐铎工作安排的意见，又考虑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正在筹备创建之中，急需教学专业管理人才，而唐铎曾长期在苏联空军院校任教，有着丰富的军事教学和科研经验，所以，唐铎被派到哈尔滨，协助陈赓院长创建军事工程学院和建立空军工程系。

虽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曾亲自到苏联要唐铎回国参加组建人民空军，并一直在等待唐铎回来，但当刘亚楼得知，这是周总理的安排，虽舍不得，但也顾全了大局，只好“忍痛割爱”。刘亚楼之所以能“忍痛割爱”，是因为他深知军事理论教育研究以及军事人才的培养对军队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且当时正值我军创办哈军工亟需人才，周总理和陈赓院长希望各军兵种给予支持。刘亚楼就坚决支持了唐铎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唐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11年中，出任了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导弹和原子弹防护专科”主任职务。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现在，在“哈军工纪念馆”的前厅悬挂着一幅大型油画《运筹》。画作主题是：1952年哈军工成立前夕，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专门研究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中央联席会议”，刘亚楼司令员代表空军参加会议。会上，刘亚楼表态说：“空军坚决支持创建哈军工，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唐铎被派到哈军工工作，正是刘亚楼“忍痛割爱”、“要人给人”的具体体现。

“哈军工纪念馆”的前厅中的大型油画《运筹》（前排左4刘亚楼，左5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科托夫中将，左6陈毅，左7周恩来，左8陈赓，左9粟裕）

全力支持唐铎的工作

虽然唐铎没被安排到空军工作，但这并没有影响唐铎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密切联系。在创建哈军工和建设空军工程系的过程中，唐铎的工作始终得到刘亚楼司令员的支持，空军工程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始终得到空军的指导和物质援助。

1956年3月，因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教学和科研中对新专业的人员、教学设备、中外文书籍等方面的需求，唐铎亲自赴京向空军司令部汇报。一到北京，唐铎就拜见了刘亚楼司令员。刘亚楼见到唐铎十分高兴，两人像老朋友似的立刻交谈起来。唐铎向刘亚楼汇报了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成立以来教学和科研上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刘亚楼一边仔细听，一边不时点着头。当唐铎谈到教学过程中出现某些设备器材方面的困难时，刘亚楼的神SE变得严肃起来了。

听完唐铎的汇报，刘亚楼司令员对唐铎表示，在创建空军工程系的过程中必定有很多困难，但只要你们把这些困难向空军提出，我们定会全力帮助解决的。刘亚楼又具体说道：“一系（空军工程系）在教学设备器材方面的要求，只要空军有库存，马上调拨给你们。没有的可以列入1957年订货预算，特别急需的也可以从飞机上拆。”刘亚楼司令员这种宽广的胸怀和风度、慷慨援助的经神，令唐铎十分机动和感机。

就在那年，空军立即帮助哈军工空军工程系解决了116项急需物资。其中包括：伊尔—28、米格—17退役飞机各1架，两种型号的发动机，杜—4全套炮塔，伊尔—28雷达轰炸瞄准具等。对于空军工程系急需而空军目前无法解决的器材，例如火箭、轰炸装置及轰炸色击瞄准具等，经空军领导批准列入了下一年订货预算中。所有这些帮助，与刘亚楼司令员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

1958年，在唐铎领导下，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发起并承担了设计和研制我国最新型的歼击机“东风—113”的大型科研任务。1958年9月3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审查哈军工的新型的歼击机设计方案”的会议，在会上征求各方意见时，刘亚楼司令员代表空军豪迈地说道：“我看可以试制。只要你们（哈军工）敢造，我们空军就敢飞。”这又一次显示了刘亚楼司令员对唐铎和空军工程系工作的巨大支持。

唐铎最后一次见到刘亚楼司令员是在1960年11月15日，刘亚楼司令员陪同贺龙元帅、罗瑞卿大将来到哈军工视察工作，那次视察实现了刘亚楼将军亲眼看一看哈军工的愿望。在哈军工，刘亚楼将军高兴地又见到了唐铎主任，并认真询问了空军工程系教学科研方面的发展请况。当他得知空军工程系已组建了27个教授会（教研室），已成为拥有15个专业的哈军工“第一大系”时，脸上露出了满意和自豪的神请，因为11年前，正是他在苏联找到了唐铎，他是要唐铎回国的第一人。而唐铎没有辜负刘亚楼对他寄托的希望，做出了很大成绩，唐铎将军不仅为我国空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师，还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培养出了最早的一批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