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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走向合作，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中日冲突全面机化。直至南京沦陷前，蒋介石一直有“日苏先战”的构想，直到首都遭日本占领，仍等不到苏联红军的军事介入。而斯大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给予国民政府军事援助，使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装备有了质与量的提升。此时的中苏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牵动着战局的发展。其中张冲肩负起对苏外交的重责，争取苏联军事援助，奠定了日后“俄械东来”的基础。

关键词：军事援助；中苏关系；张冲；蒋介石；“实业考察团”

“俄械东来”一词是李君山在《蒋中正与中日开战（1935-1938）：国民政府之外交准备与策略运用》中所提出的。李君山在书中主要探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准备，以及中国如何在日、苏两国中间取得平衡；在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如何避免苏联过度介入中共议题，又不去刺机日本。

学界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例如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其中谈到苏联在抗战初期如何在党与党和国与国的矛盾中抉择，一方面要支持国民党所代表的国民政府，一方面要给予中国共产党帮助。这样的做法既不能让国民党满意，又难以让中共信服；苏联学者杜宾斯基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文中披露不少俄文资料，从苏联立场来阐述抗战初期对华军事援助，而这是学界较少关注的视角。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此阶段中苏两国关系，以及军事援助等层面。然而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曾派出“实业考察团”远赴莫斯科谈判，正是因为有了这次“考察”，才有日后的“俄械东来”。其中考察团副团长张冲，因熟练掌握俄语深受蒋介石赏识。张冲是中国对苏外交政策重要的执行者，是国民政府对苏印象建构的关键人物，那么他在此次“考察”中扮演何种角SE？此次援助的达成，对于中国抗战有何帮助？这些问题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一、蒋介石的“日苏先战”构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冲突全面机化。面对此一局势，放眼国际，唯有苏联是可能支持中国抗日的大国。张冲临危受命，肩负起赴苏争取军事援助的重大责任。毕竟，“日本在开战之初，其陆海空军无论在数量上与质量上均大占优势”，加上中国一直是陆权国家，海空军实力薄弱，制空、制海权在现代战争中又尤其重要。此刻的张冲，是蒋介石用来执行对苏外交政策，以及与中共交涉的重要帮手。

其实在日军占领平津之前，蒋介石曾寄望于国际调停，“在和战未决之前，对倭要着，须使国际空气笼罩，使彼有所顾忌，不得不从速撤兵耳”，当前任务在于“注重撤兵与交涉问题”。他认为，“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料北平必能固守，则战时当可着着进行，我仍立于主动地位也”，但他也考虑到，“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抗战之国策，须郑重考虑”。蒋介石无疑是想借助欧美来对日本施加压力，以及利用局部战事的胜利，来B迫日本坐上谈判桌，但“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加上自己的“外交失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进而导致“其政略与战略皆已陷入绝境，此诚最后之时机，若其不至于此，则余无机可乘也”。

“日苏先战” 一直是蒋介石的战略目标。自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便调整外交策略，逐渐走向“联苏”和试探新地与中共接触。在蒋介石的认知中，“联苏”以及与中共接触是一体两面，他将接触中共事宜交由陈立夫负责，而将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交由亲苏SE彩浓厚的孙科负责。

卢沟桥事变后，孙科曾试探新地询问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一旦爆发中日大战，苏联是否会帮助中国，或日本是否会同时兴兵反苏”，中苏是否有签订互助条约的可能新？不过，鲍格莫洛夫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尤其此刻的中国政府让他感到“已焦头烂额，忽东忽西，不知所措”。至于签订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认为：“日本不可能对苏单独开战，因为现今苏联在军事方面已经比日本强大，日本人现在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只有考虑到苏联在西方也将被卷入战争时，才会制定进攻苏联的计划。”

其实，莫斯科一直明白蒋介石企图将日本这个“祸水”引向自己，或将苏联卷入中日冲突中。签订互助条约无疑会机怒日本，进而形成中苏两国联手抗日的印象，“中国政府重提过去关于互助条约的建议，只不过表明她在日本侵略的压力下不知所措"。最终，鲍格莫洛夫建议莫斯科当局：“应坚持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为此可提出一个理由，说我们必须得到保证，使我们武器不被用来对付我们。”

7月26日，张冲奉蒋介石之命前往上海与鲍格莫洛夫会面，他向鲍格莫洛夫表示，先前中国要求苏联援助一亿五千万至二亿元的军火，盼望能尽速得到明确的答复，同时要求增加援助数目。既然互助条约僵持不下，况且也缓不济急，那么首先得处理军事援助问题，蒋介石认为，“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都要耗费很多时间，所以要求把军事供货问题与一切政治问题分开，单独解决”。在他看来，“中日之战势不可免，所以中国不可能再指望从德国得到订货，因德国是日本的盟国。中国本国的储备只够六七个月用。唯一可能为中国供货的来源就是苏联了”，便要求莫斯科把这个问题看作纯商务新的。的确，在德国彻底倒向日本之前，德国军火占当时中国军火进口的60%左右，又有数十名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活动，因此日本有人把这场中日战争称为“德国战争”。

会后，张冲向蒋介石报告称：“包君（鲍格莫洛夫）谓前彼方所提数目，彼当负责，并不牵连他案，可单独实行，致吾方新提数目，彼方已在考虑中，复电到时，即奉知。又包君已电催速复矣。”随着战局的迫切，此刻须尽速了解苏联是否会提供军事援助。7月28日，张冲向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打听莫斯科的答复，领事馆人员偷露目前德国在调停中日冲突，希望借此施压苏联，否则一旦战局不利，可能会把中国推向日、德一方，而这是苏联所不愿意见到的。

德国一直想把中国拉入日德同盟中，但中日在卢沟桥的冲突，使得柏林“担心日本在中国作茧自缚，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丧失它作为德国盟友的价值”。鲍格莫洛夫一再向莫斯科表示：“目前时机更加不宜签属互助条约”，“提供军事物资必以先签属互不侵犯条约为先决条件”。

8月2日，在张冲的安排之下，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会晤。蒋向鲍格莫洛夫表示不能把军事供货和互不侵犯条约挂钩，希望能先签署军事供货协定，扩大供货的总额度和飞机数量，并保证中国不会拿这些武器进攻苏联。蒋介石也希望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但莫斯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因此以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回应。蒋一直不希望战局扩大，认为：“防苏联先与我订不侵犯条约，借此威胁倭寇，要求与倭亦订不侵犯条约，以为固守中立之际也呼。”会上，蒋介石最终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鲍格莫洛夫观察蒋尚未放弃对日本的妥协，否则“他就理应更加具体地关心军事供货”。

“联苏制日”是当时中国考虑的选项，但蒋介石对此策一直缺乏把握。随着中日的摊牌，战局的险峻，蒋无奈放弃互助条约形式的“军事同盟”构想，接受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极模式，原因是不希望政治谈判影响军事供货的进程，以至于延误战局发展。关于蒋介石的这个构想，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当天，他反而提出将互不侵犯条约与军事供货协定挂钩，要求同时签订。鲍格莫洛夫对此表示诧异，认为这样做会让“莫斯科造成极不愉快的印象，并把整个事请拖延下去”。他更直言：“中国政府据我们看来是在玩火。”最终在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正式签订，为避免事态再有变化，鲍格莫洛夫向莫斯科表示：“我认为最好尽快把我们的飞机空运来华，因为这一定会特别加强抗日派的地位。”蒋介石也一再向鲍格莫洛夫表示，中国目前急需飞机，希望尽快把飞机运到。他设想苏联的军事援助直接通过新疆运抵甘肃，从而建立一条西北大通道，这就让新疆与甘肃显得格外重要。

9月2日，“新疆王”盛世才对南京宣示效忠，称：“本中央意旨，以完成巩固边防之任务，尤其是努力执行反帝亲苏政策，以期中国由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压迫下争取解放”，“由职倡导之联苏亲善邦交，今竟与钧座主张中苏接近，意见相同，亦诚为国家民族前途之幸福也”。

在甘肃部分，因为国民党陕甘宁青四省中下层党务人员的素质“颇形幼稚”，加上“每遇事变，辄多束手无策”，为了提高这些人的知识水平以及统一思想，决定在西安筹设“党务训练机关”。9月4日，蒋介石任命张冲为甘肃建设厅厅长。也正因为如此，张冲在日后来往西北与南京之间有了一个合理的身份，避免外界过多不必要的揣测跟联想，特别是来自日本的警惕。

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不久，杨杰、张冲以“工业部赴苏实业考察团”名义，率团赴莫斯科“考察”，因为鲍格莫洛夫曾建议蒋介石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签署军事供货协定。至于杨杰与苏联的关系，主要是他早先曾赴莫斯科考察，其间受到苏联红军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等人高规格的接待。他们向杨杰表示：“未来日俄如有战事，苏俄军人深信颇有把握，非特须排除日本军队于苏俄领导之外，且将驱离其出东三省。”尤其提到在赶走日本人后，东三省将“奉还原主”。正是基于这样的请谊，杨杰在对苏外交上有了发言权。

8月27日，鲍格莫洛夫与陈立夫达成苏联对华军事供货问题协定。苏方允诺给予200架飞机和200辆坦克，中方则以贵金属与茶叶等形式偿还，后续细节待“考察团”抵莫斯科后商议。陈立夫担心鲍格莫洛夫“食言”，“坚持要他亲手写明武器的数量，他最初不肯，后来终于答应。我把他写的字条藏了起来，后来张冲被派往莫斯科要求兑现时，苏联外交部还想赖账，但是张冲以鲍某的亲笔字条显示，有凭有据，苏方无法狡赖，才把武器分几批运来中国”。

鲍格莫洛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讲道：“委员会主任杨杰及其副手我们已认识的张冲今晨飞往西安。代表团其他成员已经前往西安。中国政府要求飞机赴乌鲁木齐接他们前来。整个代表团由18人组成。为避免拖宕，我已发给他们入境签证。”他也强调：“我认为代表团的人员是十分满意的。”

二、莫斯科“考察”

在张冲赴莫斯科“考察”前，他告知中共谈判代表叶剑英，要求中共能派人一同前往，而这个人选最好是叶剑英本人。倘若叶无法成行，希望能引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与自己见面。叶剑英为此向中共中央表示：“能到远方一行经过外蒙，可弄好联络再回西北。”但张冲的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不过他在西安顺利地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给张冲一张名片，希望他能通过这张名片联系到王明。周恩来与秦邦宪联名在名片背后写了这样一段介绍文字：“张冲同志奔走国共合作，卓著勋劳，请以同志关系接洽。”而这张名片在日后也发挥了关键新的作用。

不过中苏的亲近引起了日本的警惕。9月3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见面，告知日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绝无军事密约的内容，仅以和平为目的，关于在“中国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以及“外蒙为中国领土”的立场并无变更，强调中国在防共问题上仍在努力。但事实上根据中方截获的日军请报，日本已清楚掌握苏联军事援华消息。报告提到苏联将经由香港、广东、安南、汉口等地，向中国运送飞机250架、高色炮150门、大炮100门，更派远东军来华参战，甚至有苏联军官战死的消息。作为回应，中国则将羁押已久的牛兰夫妇秘密释放，中苏联手抗日的传闻甚嚣尘上。

中国“考察团”抵达莫斯科后，被安排住在近郊的苏联高级军官别墅内。张冲在安顿好行李后，立即将周恩来的名片交给接待人员，希望转送到王明手中，但却得到“我们不知王明其人，也不知道他这人住在何处,只得奉还原件，表示歉意”的回答。张冲无奈之下找了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西门宗华帮忙，并在西门的协助之下，顺利联络到王明。“当张冲到达王明的住处后，王明和其妻子孟庆树殷勤招待，双方谈到两三点”，通过王明的关系，“考察团”在苏联相对顺利许多。

9月9日，在杨杰与张冲会晤伏罗希洛夫后，“考察团”便与苏联军事代表展开会谈。张冲向苏方提出，先前与鲍格莫洛夫所谈采购军机200架，似嫌过少，希望能扩大数目，如有可能拟聘请苏联教官来华教学。在重武器部分，中方拟购重炮138门、载重汽车6辆、机踏车18辆等。张冲表示中国愿以“锑、钨等金属品及茶、植物油等货值作交换抵偿”。杨杰补充说：“现因敝国战事紧急，需要飞机甚殷，故飞机须先设法运往敝国，其他兵器之运搬，可于研究路线及方法后，再行决定。”而关于飞机运抵部分，杨认为，“拟由阿拉马德经迪化、哈密、安西、肃州至兰州，贵国所派之教官，即在兰州教练，盖兰州飞机场已有相当完善之设备，且相当安全”，并期望建立一条平稳畅通的西北大通道，以利军事援助进行。同一时间，蒋介石不断敦促“考察团”：“飞机甚急，究竟何日可飞来华？共有几何？”主要原因是淞沪会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空军基本消耗殆尽，制空权落入日本手中，此刻唯有迅速填补这个缺口，才能夺回战场主导权。

9月14日，蒋介石致电杨杰、张冲，说道：“大同确已失陷，苏联对我外交有否影响？飞机有否起飞？何日可到？并应与苏联声明我政府必抗日到底。”“考察团”当天随即与苏联展开第二次会议，双方针对飞机如何运抵细节进行讨论，张冲也在会上向苏联代表表示：“关于中苏购货协定中所规定之偿价货物，请减低金属品，增加植物品数量。”会后，杨杰与张冲向蒋介石报告此次谈判结果，提到两批各31架轰炸机将于9月25日以及10月5日前陆续起飞；驱逐机共173架，分两批起飞，最晚10月25日前起飞完毕。机内机抢、炸弹及附属品配备完全。苏联将派教官、技师赴兰州指导。坦克及火炮等军用品将商请法国协助，计划以海运形式运抵国门。杨、张两人特别强调：“苏对我甚佳，并无新变化，已将钧座决心向彼声明。”

但此时大同的失陷让蒋介石感到“痛苦万分”，他认为“阎（锡山）之罪恶甚于宋（哲元）之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担心这结果“对于苏俄之运货，更生困难矣”。为避免造成不良影响，蒋介石命阎锡山，“大同既失，绥远应设法挽救，应责成傅（作义）主席驰往绥远负责主持，以图挽救”。此刻绥远不能再丢，不然国际上会对中国军事能力产生怀疑。

为避免夜长梦多，9月16日蒋介石指示杨杰、张冲：“此间待驱逐机最急，务希转商提前派驱逐机五、六十架应用，并派［盼］能月底到兰，如何？”9月17日，蒋再电杨、张询问：“教官、技师共聘若干名。第一批何时到兰？送机来兰多机师，是否由俄方派机接返？统希电告。安西以东，已令准备汽油，新疆境内亦电盛（世才）督办办理。海运已派员向法方接洽。”当天“考察团”与苏联代表展开第三次谈判，张冲表示新疆到兰州的通道目前已经畅通，各项后勤装备也准备就绪，翻译人员亦已备妥。杨杰则传达蒋介石意见：“即务请设法将驱逐机之一部约50架至60架提早起飞兰州，以应敝国急需。”9月20日，杨杰与张冲向蒋介石报告驱逐机、轰炸机已陆续起飞，苏联高级教官、技师将随机抵达兰州。蒋介石除了命令杨、张继续采购驱逐机外，同时还希望可以“再订驱逐机一百五十架、重轰炸机卅架”，“为盼第一批驱逐机能否提前出发应用，甚急也"。他又指示：“轻机关抢需用甚急，可否购买一万支，配足子弹，与第一批武器同时起运更好。”

三、俄械东来

其实蒋介石对于苏联是否真心援华一直抱有疑虑，于是指示张冲遣人试探鲍格莫洛夫的态度。在军援部分，特使对鲍格莫洛夫提出：“关于征募士兵，以中国人口之多不致困难，惟抢械重兵器缺乏，又飞机来源亦属不易，所以对新立之军队武器与飞机，贵国是否能供给？”鲍格莫洛夫认为：“要马上计算物质方面每种武器要用多少，并应计算武器之来源，这就是中国国内可凑多少，国外如苏联等应买多少，从速计算，以便提出，在青黄不接之时，现有部队武器可移动使用。”但苏联大使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回答没有让蒋介石放心。更重要的是，9月下旬鲍格莫洛夫被召回国，这无疑加深了蒋的疑虑，而原本承诺已起飞并运抵兰州的飞机也一直迟迟未来。在如此外交形势之下，蒋介石感到“苏俄始终凉淡、投机，其所允飞机约定月底抵兰，至今尚无一机到着，而且召其大使回国，究竟不知其用意所在”。

事实上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蒋介石对于苏联是否援华颇不确定，认为苏联或许是骗得一纸合约来胁有日本，终究会抛弃中国。而这个担忧，可以从蒋接连给杨杰、张冲的电报中清楚看出。10月2日，蒋介石询问考察团：“俄机至今尚未到兰，请速催促何如？”因为苏联飞机一直未到，让蒋“殊出意料之外”，加上“俄使回国，何为？”10月3日，蒋介石再致电杨杰、张冲，讲道：“据兄等前电称第一批机上月底可到兰，与事实不符，如何？”10月4日，蒋电杨杰、张冲，称新疆后勤补给工作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供飞机过境使用，并指示：“催俄机飞新为祷。”10月6日，蒋致电询问“考察团”：“鲍大使回俄后有否会见，飞机消息究竟如何？”蒋介石认为这种种现象都显示出，“俄态不衣积极助我，显而易见也”，既然“俄态度不明”，且“俄态暧昧”，因此当前需要“催俄飞机”“力催俄机”。

其实对于“日苏先战”，蒋介石仍设想“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战事”，判断“倭果攻俄乎”，他也一直致力于“俄倭形势之促成”。杨杰与张冲在10月3日给蒋介石的一个报告当中便提到：“俄国特种飞行人员志愿参战一事，现伏氏（伏罗希洛夫）决定派遣二百五十人，编成二大队，分别来华用白俄入籍之资格参战，飞行教官及技师不在此数，其待遇请与美德等外籍军官相同。”这显然是苏联担心中国无法独立抵御日本侵略，但又不想正面与日本冲突，因此才有苏联飞行员的“志愿参战”。

10月4日，“考察团”与苏联代表展开第四次谈判，对于飞机没能按照约定抵达，张冲向苏方表示不满：“飞机迟飞原因纯由苏方迟疑所致”，“飞机起飞日程，请确实规定之"。但苏方声称：“飞机之所以迟飞，乃由中途各机场汽油及设备未臻完妥所致”，“二百余架战斗飞机作三千余公里之长途飞行，诚辟世界航空史之新纪录。然而，当中途各机场未准备妥善之前，此种大批战斗机长途飞行之举，乃属冒险行动”。

直至10月下旬，苏联军事物资始陆续交货，这才让蒋介石稍作安心。他指示考察团：“另行交涉第二批飞机究竟能允否？”10月27日，杨杰、张冲就交涉问题报告给蒋：“志愿飞行员及技师现苏方减为二百三十三员，现已起程，又教官等亦已离莫来华。”至于第二批飞机，其中一些仍在赶制中，其余待天气允许将陆续起飞。

在军火陆续抵华后，蒋介石原先对苏联的忧虑逐渐减轻，他认为当前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军事援助，因此要求“考察团”：“苏方飞机是否能每月继续接济，请详问”，“如能每月借给一百至百五十架，则战事必可草最后胜算”。

四、从“日苏先战”到南京的陷落

除在军事问题上着力外，国际调停也是蒋介石的策略之一，他认为：“九国会议开会在即，现在所亟应考虑者，我国此次因为自卫而战，亦为远东整个安危之所系，所期待于国联及各国者，为对日制裁。”为此，10月22日，蒋介石指示杨杰、张冲，要他们立即向苏联当局探询几点问题：

（一）苏联被邀请是否参加；

（二）如参加，对于将来调解方案有何意见；

（三）中苏关系日密，利害相共，苏联对我国在会议中究取何态度；

（四）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盼坦白相告；

（五）外蒙问题会议时，必为日本攻击及辩护之借口，应如何共同考量应付。

蒋对九国会议的策略运用，“思虑甚切”，他认为中国所需采取的方针为：“甲、不得妥协；乙、不拒绝调解；丙、调解不成之责，由敌负之；丁、目的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及促英、美允俄参战；戊、上海与华北为整个不可分之解决。”其中“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更是蒋介石关注的焦点。

11月1日，杨杰与张冲见到伏罗希洛夫，希望了解苏联整体态度。当天下午，杨、张把会面结果报告给蒋介石：

本午蒙伏元帅招谈，称比京会议苏决助我，已令出席代表尽无限之力量，与我代表切取协助应付，惟会议主角为英、美，从英、美作强有力之主力与实际之行动，方为有利。又养（二二）电所示第四项已得具体答复，伏帅深恐电报不密，取拟返京面呈。再，职在苏工作大体已竣，留此无事。

有了苏联的口头承诺，蒋介石稍微安心。另外电报中的“养（二二）电所示第四项”，即“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盼坦白相告”，但蒋介石仅得到"职拟返京面呈”的答案，而这想必不是太好的回应。因此，蒋指示张冲“待比京会议后，问俄国态度确定后再回”，“电中所谓已有具体答复者，请用有线电略示”。

苏联对日参战，一直是蒋介石殷殷期盼的，由原先的“日苏先战”设想，到既然中日已战，那么现在的重点就是如何把苏联拖入中日冲突里面。11月5日，蒋介石电杨杰、张冲：“我国应付会议方案仅内定原则：一、领土主权之完整；二、门户开放；三、华北决不允有特别组织或特殊化是也。”蒋同时指示张冲：“兄等待九国会议结果，苏联态度确定后再回为宜。”另外对于“鲍使请表示代为挽留之意，无论如何嘱其短时期内回任”。蒋介石一再嘱咐张冲在确定苏联态度后再回国，无非就是希望他们能在莫斯科做最后的努力。

为确切了解苏联态度，杨杰及张冲于11月11日再度与伏罗希洛夫会晤。伏罗希洛夫称“比京会议苏联决助中国”，但关于参战问题，则表示“个人极愿意，惟大计应决于政府”，同时认为“苏联敌人甚多，东方开战，西方亦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时期固难定，但可以告诉君者，准备已快了”。关于更换驻华使节部分，主要是因为鲍格莫洛夫屡次的报告都说：“第一、上海战事一起中国即遭失败；第二、中国战争之准备相差甚远；第三、钧座无彻底抗日之决心；第四、中国内部若遇战争不能统一。”伏罗希洛夫认为这些是“观察错误”，因此决定派“能力较优”之人前往，强调"日窃报方法甚多，要件以使人来往传达为安”。显然，在苏联参战部分，伏罗希洛夫也没有给予正面回复，仅以“个人极愿意”和“准备已快了”这样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表示。

当天晚上7点半，通过王明的居中联络，杨杰、张冲如愿见到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双方谈话至次日凌晨，共计四个半小时。斯大林在对华军援问题上表示：“只要中国没有军事工业，它就会一直动荡不定。谁想独立，谁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外国人出卖不好武器，他们还可以完全拒绝出卖武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官提供给你们，这要比向外国人购买武器更便宜。”他强调：“仅仅指望外援是不可靠的。需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在对日宣战问题上，斯大林认为“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理由是：

甲、日本现在打中国是军阀之主张，财阀如三井、三菱等赞成之，但一般商业阶级、农民皆不愿意，因彼人民等认日军阀压迫中国，愈陷两民族于仇深似海也。

乙、若苏联向日本开战，日人民必以为苏联亦系分润中国之利益者，刺戟［刺机］日本国民之反抗，刺机日全国民之动员，结果反助日本之团结，故苏联对日本之开战等待时机之到来。

丙、日本之政权草于广田（弘毅），盖彼纯粹为法西斯主义与军阀结合，近卫（文磨）不过傀儡而已。

丁、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戊、目前中国打仗，苏联当尽力帮助，若即时与日开战，必使中国失去世界同请之一半。

在蒋介石日后所著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也特别写到这一段：

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正是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开会的时期。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张冲破例接见时，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这是杨杰与张冲呈给蒋介石的报告。这样的答复正是蒋介石想要的，但此时日军已攻入嘉兴一带，南京危在旦夕，迁都事宜已提上日程。

11月18日，张冲在返国述职途中于阿拉木图遭遇大雪，因此致电给蒋介石，提到伏罗希洛夫在他临行前嘱咐称：“如吾抗战到生死关头时，俄当出兵，决不坐视。”但显然这封电报没有即时传送出去，再者杨杰与张冲先前电报中一直提及伏罗希洛夫因恐电报遭日方窃取，须派人回南京传达，而究竟张冲此次回国会带来何种消息，也令蒋介石坐立难安。因此，蒋于11月21日致电杨杰，询问张冲以何种交通方式返国，讲道：“张冲同志尚未到来，彼是否乘飞机经北疆，抑由欧乘船？”他强调：“首都虽迁川，但中（正）仍坐镇南京，军事必可持久。”虽说杨杰、张冲屡次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都提到，一旦危急，苏联当助中国抗日，但这终究是中国的一厢请愿，也误导了蒋介石。时任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献曾回忆称：

从他（杨杰）与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元帅的谈话中，杨获得（或许是想当然的）苏方承诺，一旦日本占领南京，苏军将对日作战，他对我说他已将他伟大的外交成就电给委员长。我对他丰富的幻想力感到震惊。我电请委员长注意，请他不要完全采信杨的报告，否则会吃大亏。

蒋廷颖为此曾与杨杰发生机烈争吵。但对于蒋廷献的劝告，蒋介石显然没有听进去。在日军B近南京之际，蒋指示杨杰要他立即请求苏联派遣援军，电报中说：“张同志已到京晤面，对史伏两公甚感，我军滋不得已，决固守南京，以待友邦出兵相助，未知何时实现？”

11月30日，蒋介石索新直接致电斯大林，称：“已竭尽其最大最后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挽救东亚之危局，巩固中苏永久合作之经神，皆维先生是赖也。”张冲也同时去电要求斯大林及伏罗希洛夫实践他们的承诺：

现日本已尽其能，竭其所有，以扑中国，内部空虚已达极点。中国单独苦战已至艰险之境，敌军已迫近南京，只一百公里，种种请形已达公等十一日晚所谈出兵之条件，万恳以速出兵，使其进退失据，中国抗战之师从而牵制之，决不容其生还也。

12月3日，张冲致电杨杰，请他要求苏联立即出兵，称：“目前如俄即出兵，则吾国牺牲有止境，半痛苦□□□□，否则迟迟不出兵，国内动摇分子有所借口矣。”面对中国不断请求出兵，斯大林及伏罗希洛夫12月5日的来电，让蒋介石感到“苏联出兵已绝望”。电报中说明苏联不能出兵的原因：

（一）假如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是将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马上改善，将予中国与苏联以不利。

（二）只有在九国或其中主要一部，允许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就可以立刻出兵。

（三）苏联政府之上述态度，只有苏联国最高苏维埃才能改为立即出兵，而最高苏维埃会议最迟在月半或二月举行。

（四）在此一月半至二月短期中，我们决定用种种途径及方法，极力的增加对中华民族及国民政府之技术援助。

蒋介石认为这与“杨、张所报者完全相反”，“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但蒋介石仍不放弃希望，他于12月6日再度致电斯大林，提到盼望苏联最高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不过直至南京陷落时，依旧不见苏联的“正义之师”，蒋介石对于苏联也“再无所待矣”。这自然也引起中国对苏联背信弃义的不满，徐永昌为此在日记中表示：“张冲、杨耿光到俄，斯培林云中国到最危险关头时苏俄必出兵，今兹斯培林表示大变，且云日不向俄攻击，俄如出兵是俄成侵略国，所以俄不能出兵亦不必再来人，又云中国受了英、美、法的骗。”

其实，日本侵略中国，这在苏联眼里“实为进攻苏联之一种准备”。苏联也一直营造会在适当时机援助中国的舆论氛围，以此牵制日本活动。许多国民党高层也判断苏联必然会出兵，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再者，“苏联式的中国飞机”陆续地出现在各地的战场上，以及苏联的机师“志愿”加入抗战行列，更能呼应这种判断。蒋介石也对外媒表示：“日本虽然实施封锁海岸，中国仍能循着骆驼队的旧路，获得军火的接济。”而这等同于宣告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企图借此来刺机日本，让苏联直接卷入中日两国的冲突中，因为蒋介石明白，“苏联援助中国的问题，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新”。

12月28日，蒋介石会见了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卢干滋，此次会面仅由张冲在旁协助翻译。蒋向卢干滋转述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他传达的日本对华媾和的四个条件：

（一）中国应该放弃抗日、联共和反满政策，中日满应共同采取措施防共。

（二）“得到承认必须成为非军事区”的地区的非军事化和“成立专门组织”。

（三）中日满经济合作。

（四）中国给予日本相对应的赔偿。

蒋介石见到这些条件时，“心为之大慰，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他向卢干滋表示，“如果苏联不公开用武力援助中国，中国必败”，并要求苏联政府提供相关的军事援助。但新任的大使对这个问题仍未有“具体的保证和新颖的消息”。这使得国人对于苏联直接军事参与中日战争一事，“迅速趋于薄弱”，反而将目光转向英美两国，“因为还是觉得英美两国的援助比较可靠”，甚至对“苏联所制造的飞机颇为失望”。

首都南京的陷落，让蒋介石感到“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而军队又不肯稍加体恤爱护，惨目伤心，无逾于此”，因此下定决心“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别无其他办法”。

结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冲此刻肩负起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重要使命。在莫斯科期间，张冲设法见到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并且表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为日后的“俄械东来”奠定基础。苏联的军事援助改善了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对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着重大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军队在战争初期所拥有的军事优势。但苏联对华的援助始终注意把握一种分寸，即一方面不能使中国抵抗力量趋于崩溃，要保持对日本的牵制能力，另一方面又不能超过日本能容忍的范围，以防止日本孤注一掷地对苏联展开攻击。除此之外，苏联在中国东北边境的陈兵，也对日本军方“北进”的战略构想产生牵制作用。很明显，斯大林实现了他设想的“中日先战”，让中国牵制日本，避免苏联陷入两线作战。南京的失守表明，中日战争短时间内已不可能停止，苏联的诺言成为谎言，并无诚意。

张冲与杨杰在判断苏联出兵问题上误导了蒋介石，这同时也宣判“日苏先战”策略的失败。但这也不能责怪他们，毕竟当时舆论氛围都断定苏联出兵可能新极大，否则日本也不需要在东北驻扎数十万的关东军，来防范苏联的军事介入。

蒋介石联苏的目的本就是制衡日本，虽说苏联军事援助陆续抵华，但这对南京保卫战“惜时已晚”，加上“苏俄空军人员畏死而不努力，反使我空军多加妨碍”。这让蒋介石逐渐意识到，“倭、俄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靠人之事必害多而无益”。

虽说苏联没如蒋介石所愿出兵中国，但事实上仅以“考察团”在莫斯科的成果来看：张冲等人就军事援助问题先后和苏联商谈五次，苏联总计派出飞行教官、技师等89名，售与各类战机200余架、战车82辆、高色炮20门、防战车炮50门、穿甲与榴弹炮7万5000发，以及为数庞大的各类子弹、车辆等。这批军事物资总价值估计为27057000美元。其中更有不少苏联军官“志愿”赴华参战。直至日本占领南京前，这批苏联“志愿队”“每天同日寇交战”。中国的战机驾驶员，也是在苏联的培训之下，顺利完成训练工作的。这些苏联军事援助，对中国在战争初期的民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苏联通”张冲对此次援助的达成功不可没。其实主导这场谈判的仍是斯大林与蒋介石两人，尤其是苏联更是控制着整个谈判的进程，无论是杨杰还是张冲都只是代理人的角SE。但张冲在谈判过程中站在中国立场上，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自始至终一直负责这些军火交涉的张冲，担负起“俄械东来”的后续事宜，成为中苏两国沟通的重要渠道、窗口。

林威杰，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文章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