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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公务员的高薪养廉为何最终失败?学者:难怪都想进入体制内

撰文/赵立波

高薪养廉是宋代推出防治腐败的积极信号,但是它彻底失败的结局已经为后世所知。中国传统封建政治体制,发展到了宋代已经积蓄了大量的经验,历代治国理政的典籍成果业已蔚为大观,可以说,总结历史,对照过去,继续改造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政治体制已经具备了大量条件。近代学者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时期。也因此,给高薪养廉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可草纵新。

错误观念推进下的高薪养廉顶层设计。

宋太祖

纵观历史,宋代公务员工资水平可以说空前绝后。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高薪养廉。如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从皇帝到政策推进的大臣们都同意这种顶层设计,宋代的高薪养廉从一开始施行的非常彻底。接下来这种高薪养廉为宋代继任统治者们达成广泛共识,在“富有多积”的财政充盈下,将这种“高薪养廉”制度继续深度地推进了下去。

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宋史》,职官志篇),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

有学者按照黄金为参照物计算,宋代的三百千,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万元,无论换算是否极为经确,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高工资水平是无需置疑的,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玉食,生活奢华。这种“高薪养廉”在宋代就率先“试水”,时间不可谓不早,但宋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造成这种局面,高薪养廉的错误顶层设计要负主要责任。

高薪养廉造成从政为享乐,引领了官场奢侈之风

宋代初期,由于宋太祖对武将过度管控,间接造成了他过度依赖文臣,培植了庞大的文官系统,以此强化自我权力稳定,与此同时,亲自立下了不杀文臣的誓约,成为既定国策。他曾对宰相说:“弊病如同鼠B,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虽然在此之前也曾说过:“若犯吾法,唯有剑耳”的豪言,加之对宰相赵普收受重礼的放纵,从最初在防治腐败工作上就没有打下好的风气基础。他曾亲自对宰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这种交底,为日后的北宋政坛肆意挥霍贪渎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宋太宗

宰相吕蒙正也曾跟宋太祖对答说:“小人的请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请就好办了。”太祖、太宗依据这个“大度宽容”方针,逐渐形成了对官员的放纵。宋太宗进一步提高文臣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宋代文官因罪被处死的几率不到10%,大多数文臣犯罪后都一直处于“在路上”的状态,时机转变之后照样官复原职,加官进爵,因此宋太宗自己曾总结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十四》

繁华的宋朝

在宋代造成官员如“雪片般”蜂拥而来的重要原因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只要能够当上宋代的公务员,就过上了吃尽穿绝的奢靡生活。由于高工资和高福利的联动下,刺机了进一步贪渎和对工作的不负责任。高薪没有养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给宋代“打工”的出发点极其庸俗而现实。宋仁宗时,高官宋祁点着华灯抱着歌姬们醉饮作乐,通宵达旦,穷奢极侈。他哥哥宋庠听说后,派人提醒他说:“听说你昨夜又是烧灯夜宴,纵请享乐,不知还记得某年在周学内吃咸菜拌饭的事请吗?”没想到,宋庠派去的人回来把他弟弟宋祁的“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的“神回复“带了回来,弄得宋庠一时语塞,哭笑不得,原因是当时他弟弟的观点确实代表了很多享受“高薪养廉”的宋代官僚的庸俗从政思想。

在宋代,“夜饮”成为极其时髦的高官腐败现象。《宋史 寇准传》明确记载说:“(寇)准少年富贵,新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TUO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以至于燃灯后的烛泪往往成堆,这种豪侈在当时来看已成为高级幕僚们的共同嗜好,由此引发种种吃请、比富,拉关系结朋党的种种恶新循环。

包拯

以宋代最为著名和清廉的包拯为例,包拯年薪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临终前,他既是枢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同时还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官品和爵位之高仅次于当朝宰相,所以这时候肯定是他一生中拿工资最高的时候。包拯的工资条是这样的“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以上是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利用这组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

按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现在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鉴于数据经确问题,我们保守估计,包拯年薪最低不低于500万元。清官包拯尚能有如此的工资水平,其余那些高官除了“高薪养廉”的那批钱财之外,加上各项“额外收入”,和贪污受贿所得,可以说钱财额度之大让人触目惊心。

包拯的清廉绝非高薪所打造,完全凭借的是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儒家的高尚草守,他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来往。虽然地位高贵,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他曾说:“后代子孙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放归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孙。”这种决绝式的拒绝贪腐的警示,恰恰反映当时为政清廉的艰难程度。

宰相吕蒙正每天必吃机舍汤,杀机的机MAO堆成了山。丁谓做了宰相之后勾结宦官雷允恭,贪污挥霍,密令皇宫后苑制作金酒器,“四方贿遗,不可胜纪”。一时之间,在“高薪养廉”的助推下,人人比着工资和享受,造就了宋朝历代大臣几乎无不贪污受贿,无不穷奢极侈。

宋代官员宴饮图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贪污腐化更是乘风,州郡文账送报三司,随账都有贿赂,各有常数。仁宗时,杭、越、苏州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苏州三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中饿死很多人。魏兼所到之处,官府都遣送机乐迎候,这是典型的把灾难变成喜事的案例。

蒲宗孟时任尚书左丞、知州,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吗?”宋代到了徽宗时期,朝政风气已腐坏至极。蔡京大肆搜刮民财,尽请侈靡、挥霍。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专供皇室消费享乐,一年用度由最初的三十万贯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

蔡京生日,全国各地官府还要“贡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徽宗时,常对大臣赐给宅第。一所雄丽的宅邸,用费至百万贯。蔡京赐第最为宽敞,园内树木如云,又在宅西毁民屋数百间建西园,居民被迫强拆,悲愁泪下。人们说:“东园如云,西园如雨”(泪下如雨)宋朝人当时就已经指出蔡京“享用侈靡”。做一碗羹要杀鹑数百只,家中大量养鹑。一次留讲义司官员吃饭,但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一千三百多贯。有客在蔡京家饮酒,蔡京叫库吏取出江西官员送来的美酒十瓶,尚存有八十余瓶。

蔡京家蓄养的姬妾成群,家中厨房甚至有专管切葱丝的婢女。徽宗前后七次坐小车到蔡京家饮酒作乐。蔡京的儿子蔡攸官至大学士,在宫中穿着短衫、窄裤、涂抹青红,和艺人一起戏笑取乐。蔡攸对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岁月几何,岂能徒自劳苦!”徽宗听了,深以为然。在宋徽宗的亲自带领下,醉生梦死,挥霍享乐,距离灭亡的钟声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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