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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

【原文】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贵宠，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上尝衣登永安候台，宦官恐望见其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上自是不敢复升台榭。

【译文】汉灵帝非常宠信宦官，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都被封侯贵宠。他甚至常说：“张常侍是我父亲，赵常侍是我母亲。”因此宦官无所畏惧，都建造了宅第，规格跟宫室差不多一样。有次汉灵帝曾经想要登永安候台，宦官们怕皇帝望见他们的宅第，就派中大人尚但劝谏说：“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汉灵帝自此不敢再登台榭。

诸葛亮在其大名鼎鼎的《出师表》中讲过：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这里的“灵”指的就是汉灵帝。

受多年传统教育影响，汉灵帝在后世被简单粗暴地描述成为一个软弱无能、偏听偏信的昏君形象，他身边始终环绕着一帮祸乱朝纲、贪污腐化的宦官，是导致东汉王朝走向覆灭的“罪人”之一。

历史也许果真如此，但历史未必仅是这样。

一个直接的疑问就是，人人都知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那么为什么汉灵帝偏偏要“亲小人，远贤臣”呢？

从汉灵帝的人生经历看，他父亲早逝，虽继承了父亲世袭解渎亭侯的爵位，但远离政治中心，与母亲相依为命。12岁的时候，汉桓帝的去世，让他音差阳错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一个心智尚未成熟、在中央朝廷毫无根基的小皇帝，实际上就是一个傀儡皇帝。“以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实际上的权力完全不在他这里。加上同时期朝廷权臣、贵族与宦官争权，汉灵帝内心的不安全感、失落感甚至屈辱感自然不会少。而始终陪伴他左右、给予他无限慰藉的只有身边的宦官。

这些宦官虽然可恶，但至少对他是忠心耿耿，这使得从小在宦官呵护长大的汉灵帝，对宦官产生了无限的依赖和先天的信任。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汉灵帝非常需要宦官作为权力的一方，维持朝廷各方力量的平衡。

首先，汉灵帝的权力，是宦官和外戚给的。他之所以能以外藩小诸侯的身份被扶上皇位，全凭宦官及临朝称制的太后看重。因此，宦官及太后对汉灵帝有再造之恩。这是他保住皇位、保住权力的第一选择。

其次，宦官的权力依附于皇帝的权力，汉灵帝有绝对的控制力。汉灵帝的权力是宦官所有权力、地位、利益的来源，他们两个的相互依存关系，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第三，朝廷的大臣、贵族，要么有自己的世家背景、要么有独特的聪明才干。他们垄断了知识和地位，控制了社会舆论，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时不时为了自身利益挑战皇权，甚至不把年幼的汉灵帝放在眼中。对于这些人来说，换个皇帝，他们照旧掌握权力，继续治国管民。

施展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史纲50讲》中谈到：

历史书上说党锢之祸是“宦官专权”什么的，实际上只不过是皇帝通过宦官之手，跟这些世家大族进行PK，党锢之祸就是皇帝进行中央集权的努力。

宦官的力量过强，皇帝还可能再去用外戚来压制他们，东汉后期的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世家大族面对皇帝的这些对抗举措，便会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天下为己任”的形象，获得道德制高点，宦官和外戚就进一步被还原为“小人”。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帝制时代，皇权、宦官与朝臣的权力斗争一直都是常态化运行，共同推动着王朝的发展。而保持彼此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失衡的状况。而一旦平衡局面被打破而无法及时修复，这个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由于宦官的根本利益是依附于皇权的，他的扩张不会危及皇权，反而皇权对其有充分的制约手段。

所以皇帝不怕宦官，反而需要宦官来作为皇权的外围，来隔离和对冲朝臣的冲击。

综上所述，汉灵帝宠幸宦官，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可能发自内心请感，但更多应该出于权力运行规律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