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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是拿着破轮子?清代考场上的大笑话,其实是时代隐痛

笔者的一位老师曾经在上课时讲到了《春秋》三传,他开玩笑地和我们说,你们的学长学姐曾经将《春秋》三传写成了“公羊传”“母羊传”和“小羊传”,我希望你们不要闹这样的笑话。这样的笑话,在清末进行科举改制时也闹了不少。1898年和1901年清朝曾经进行过两次科举改制,当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们面对陌生的考题时,不免笑料百出,但是和今日考场闹笑话不同,士子们闹的笑话反映出身处“新”“旧”时代交替时的尴尬与阵痛。

一、1898年和1901年的科举改制

清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与殿试,乡试与会试都分三场考试。乾隆二十一年之前,乡、会两试第一场考四书题三篇,五经题四篇,之后科举考试改为乡、会试第一场考四书题三道、诗一道,第二场考五经题五道,第三场则考策题五道。

殿试

在清政府的官方预想中,士子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还要具备一定的经世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第三场要考策题。但是在科举的具体实践中,却产生了“重首场”的风气。所谓的“重首场”也就是在乡、会两试中只要第一场考的好,接下来的两场考试只要随便糊弄糊弄就行了。咸丰元年,王茂荫在《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中就提到:“近时考官专取头场首艺,二三篇但能通顺,二三场苟可敷衍,均得取中。”《清稗类钞》中也记载:“乡、会试虽有三场,实重首场,首场又重首篇,余亦具文而已。”

这种风气下的科举考试,就连五经都被读书人视为边缘书籍,就更别提其他纷繁浩杂的书卷了。虽然第三场考策题,但士子们对第三场考试极尽敷衍,有些士子就是将第三场考试的试题抄了一遍,然后再将试题中的一些语气词改掉就行了。

因此,深受当时科举考试影响的士子们阅读面极其狭窄,一般只阅读一些与考试相关的指导书籍,一般的经史书籍是绝对不会涉猎的。夏曾佑曾经这样描述清代士子们对历史知识的匮乏:“汉、魏、隋、唐,不知为何物,而但知有朱子;礼、乐、兵、刑,不知为何事,而但知有时文”,以至于当时笑话说是“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史记》是何科朱卷”。

这种知识上的缺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日益严重与紧迫起来。当西方的物理、化学学科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的读书人还埋头于无用的八股文,这种云泥之别让当时的有识之士十分担心,乃至于上书提议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废除八股文,增加关于西学的考试内容。

这一提议在戊戌变法中得到了回应。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之后,举国震惊,所谓的天朝上国竟被一个弹丸小国痛打,最后的遮羞布也被这场战争给震掉了。因此,许多读书人幡然醒悟,抛弃了无用的八股文,决定学习“实学”。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之前的清朝,“实学”一直被认为是考证、训诂以及史学等等,但到了19世纪,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实学”逐渐与“西学”划上了等号。

甲午海战

民间对科举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官方也对这些呼声做出了回应。清廷下令,废除八股文,改试时务策论,且开经济特科。但可惜的是,戊戌变法很快就被顽固派扼杀在了摇篮中。顽固派重新掌权之后,下令废除了一切变法措施,只保留了京师大学堂,所以那一年的科举改革并没有真正实行。

京师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科举改革真正发挥实效是在1901年,此时的清廷开始施行“清末新政”。这一年清廷延续了1898年的科举改革,下令:“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1901年的科举改革,第一场考的是中国史事,第二场考的是西学内容,而第三场考的才是四书五经。这道命令还特意强调:“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清廷雷厉风行的诏书虽然获得了好评,但却苦了士子。这道诏书是在1901年8月份下达的,但次年就要举办乡试了,不到一年的备考时间让士子们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之中,对西学一窍不通却只能硬着头皮上考场。

清朝读书人形象

二、天大的笑话

在1901年科举改革之前,除了少部分有志于西学的读书人以外,绝大部分读书人都对西学极为陌生。在突如其来的科举改革面前,他们变得惊慌失措,以至于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首先要说的是,印象中科举考试极为严格,为保障考试公平公正,实行“搜检”“锁院”“誊录”制度,但是到了晚清,这些制度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例如,以前是不允许携带相关书籍进入考院的,但到了晚清,这一制度遭到彻底的破坏。吕海寰在同治三年第一次参加乡试时,以为考场规矩甚严,因此不敢带片纸进入考场,结果一场考试下来他才明白,这些规矩全都是“具文”,之后的考试他就将书籍顺利带进了考场。

防作弊考场

科举改革之后,首场的中国史事与西学内容纷繁复杂,士子们难以掌握,因此极度依赖当时出版市场上的各种史学、西学书籍,考试时夹带书籍几乎成了惯例,大家都心照不宣。但是就算是夹带书籍进考场,对西学知识极度陌生的士子们,还是笑料百出。

《选报》上曾经刊登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士子在自己所携带的书籍中看到了“拿破仑与英将威灵顿战于某地”一条,就误将拿破仑认为是法国人拿着破旧的轮子与威灵顿作战,由此得出法国十分落后的结论。

拿破仑

这样贻笑大方的例子不在少数。《新小说》里面收录了不少当时的科举笑话。其中一则还和大名鼎鼎的路德有关。当时的考题问的是:“问西方文艺复兴,与路德新教最有关系,能言其故欤?”凑巧的是,当时中国也有一位路德,是一位专门研究八股文的先生,他出版了大量关于如何写八股文的著作,而且他的著作流传甚广,当时的读书人对他都很熟悉,就像现在考研党熟悉肖神一样。音差阳错之下,这个士子就将中国的路德误认为了西方的路德,在试卷上豪气干云地写下了这段文字:“自百年以前,人心不古,士皆骛于奇邪之说,文风殆将扫地……有路闰生(路德)先生,著《仁在堂》九种,而文艺正宗始以复兴。”这就是著名的“东西两路德,傻傻分不清”的笑话。

西方的路德

另外一个士子在翻《新民丛报》时在《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中看到了一句“噶氏手写报纸一条”,就断章取义:“外国各种机器皆好,可惜无印字机器,其报纸皆用手写,实不如中国之文明。”于是又添一笑料。

不仅科举士子闹笑话,就连考官也对所谓的西学一窍不通,以至于出的科举题目奇奇怪怪,有些看似是西学的题目,其实还是中学的范畴,有些甚至存在着不少知识上的硬伤,遭到不少的批判。考官与科举士子在面对西学时表现出来的尴尬,实质上是过往的知识新缺陷在“新”“旧”交替时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反映出中国近代迈向新时代所遭遇的困境。

但是既然1901年清廷已经进行了科举改革,为什么还要在1905年废除科举呢?因为科举考试虽然已经将西学纳入了考试的范围,但实际效果却不怎么好,考官们依然坚持“中体西用”的意识形态,出的试题和取士标准依然带有旧学的音影。而且当时考风浑浊,有些士子靠写类似八股文的空文就足矣高中,而另外一部分人靠从夹带的书上东拼西凑,凑出一篇文章就可中举,以至于选拔出来的士子素质良莠不齐。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科举制度本身。科举制度历来重视“选材”,而不是“育才”,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政府是否直接承担着教育民众的职责。在科举时代,政府虽然兴办有各级官学,但相比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官学的作用也不仅仅是教育民众。因此,即使是在科举改革之后,有些人还是呼吁废除科举,实施学堂教育,让清政府承担起教育民众的职责,这样才能真正促进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清末国立山东大学堂

文史君说

无论是1898年和1901年的科举改制,还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实质上都是关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变革。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读书人局限于科举书籍,而无心经史,更无心实学,他们面对现实问题有着天然的困或,这种困或在西学传入中国,时代剧变之时被无限放大,导致官方不得不做出回应。在突然起来的科举改制之下,对西学陌生的科举士子们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但在如今看来,这都是近代中国迈向新时代必然承受的阵痛。

参考文献

曹南屏:《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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