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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易媒介，货币自然是政权威信的象征。它对于经济体系、经济活动都相当重要。在元狩五年，汉武帝进行了四次的币制改革，并最后决定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就是这样，五铢钱便因此确立了它在经济上的头衔，甚至到了唐朝，五铢钱依然受到广大民众的使用。只是大家有想过在历史上流通739年的五铢钱为甚么最后会被大家弃而不用吗？

唐代以前，钱币的名字都是以铜钱的重量而命名，所以“五铢钱”简单来说就是重五铢的铜钱。虽说五铢钱的铸造始于西汉，但其实在后来的东汉、蜀汉、魏晋和隋都有相关的铸造活动，只是钱的重量、形制、大小都不一样了。至于为甚么唐朝要废除五铢，很大程度是因为私铸钱问题严重。

说实话，私铸钱犯罪猖獗是因为早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百姓已经习惯自铸钱币了。《汉书 食货志》中言：“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汉文帝继位后，便承祖策之“无为而治”，实行铸造钱币非国家化的政策。除了中央自身不铸造钱币，中央亦不会规定良币与劣币的价值和交换比例。很多时候，在相应法例的缺乏下，民众都是要靠自律和自主新去用良币驱逐劣币。可想而之，当人在行为、意识上习惯了自铸币的合法新时，往后即便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国有，也很难根治私铸钱泛滥问题。

再者，汉初汉高祖因鉴于秦孤立而亡实行的郡国并行制也不利解决私铸钱的问题。在武帝确行五铢钱时，郡国们因拥有其封地的财政大权，而被允许自行铸造五铢钱。只是各地铸钱技术水平参差，以及各地铜矿的产量和成份都有差别，以致于郡国五铢的质量不比中央制的赤仄五铢。加上，郡国官吏都有阳奉音违的想法。为了在铸钱中抽点油水，便会选择铸薄钱，从而中饱私囊。有的郡国五铢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就是说，五铢钱发展到后来都有偷工减料的弊端。不仅越铸越轻，钱面还越来越粗劣。一枚官铸的赤仄五铢甚至可以当成五枚郡国五铢来使用，因此民间疯狂盗铸的请况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到了后来，汉武帝也发现货币信誉面临崩溃、私币泛溢等问题，于是汉武帝便马上把各郡国的铸币权给收回来，改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统一发行货币，实行钱币标准化。

只是到东汉末年，频仍的战事和频繁的政权更迭使官铸货币越铸越小，导致民间私铸活动随着货币贬值而变得活跃起来。那时人们会将两汉时期足值的五铢钱进行剪凿，把一个钱币凿成两枚使用。私铸者亦会把钱币的外廓、边缘磨走，把这些边角料当为新私钱的原料。这种请况到了北魏孝明帝当政间可以说是更为猖狂。在《通典 钱币下》就有提及“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 殆衣不沈”的请况。从引文可以得知，当时的私铸钱薄如叶，甚至可以浮于水。虽然当中不乏夸张请况，但也能证明私铸钱越铸越薄的请况。

除了减轻重量外，私铸者亦会从原料方面着手，以其它材料来取替铜。早在西汉初，民众因为铜锡贵，而选用较便宜的铅铁铸钱。他们会把铅铁掺杂在内，以提高收入。只是后来到了隋朝，请况便日溢严重。私铸者开始连铅铁也不用，直接以铁皮、皮糊纸掺杂其中，以省去更多成本。

私钱的增加，自然便会令货币贬值。昔日能买到五百钱的东西，如今只能够买到五十钱的货品。比起使用铜币，不少百姓更喜欢以物易物。而在刘宋时，着名将领王玄谟就曾试过用一匹布换来了800颗梨子。《隋书·食货志》也有记载，在六朝最强盛的梁武帝时期，因市面上的五铢钱过于混乱，而致于铜钱仅能在南京、苏南、湖北等地使用。在农村区域，铜钱更是没有一点用武之处，只有盐、米、布帛才能够成为交易媒介。这些都是因为私铸钱的盛行，以致百姓不信任国家铜币的恶果。倘若货币的出现是被视为人类经济活动模式的进步，那么私铸钱使“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重现，又可否视作为退步呢？

其实私铸钱的出现很难避免的，只因古时缺少相应的钱币管理制度和百姓民智未开，只知道从铸钱获利而忽略了后果的严重新。不过所有事请都是双面向的，私铸钱虽坏，却同时令我们的制钱史变得更为丰富及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