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从四千万暴增至4亿，这种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娱乐

清朝人口从四千万暴增至4亿，这种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更新时间:2022-07-15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世界人口大国，公元元年，世界总人口为2.5亿，中国占据30%。到宋朝，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了1亿。

清朝之后出现了一个人口快速上涨期，顺治八年时人口有4000多万，到雍正年间，则突破了一亿大关，而在道光年间，清朝总人口则达到了4亿。

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受战乱影响，人口增长几乎为0。从1958至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大饥荒，中国人口又经历了负增长。困难时期结束后，到1970年我国人口达到了8.3亿。

从上述简短的历史中，很容易总结出人口增长的基本条件：

其一，社会环境稳定，对于清朝来说，康熙为后世子孙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

其二，经济上呈上升趋势，平民的社会压力相对可以承受，赋税负担不重。清朝人口至道光年间达到一个峰值，离不开康乾盛世。

其三，作为人口生产大军的普通平民，他们愿意贡献人口，充足的生活资料是前提，有饭吃才有可能哺育后代。

稳定的政治环境

战乱一直是影响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拿三国时代人口来比较分析一下，便可看出一二。

不可否认，三国时代是一段英雄辈出、军事思想革新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段战乱、分裂灾难深重的时期，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人口的锐减上。

MAO主席曾感慨，说“原子弹不如刘关张大刀长矛”。在东汉和帝、顺帝时期（约公元89-144），人口接近六千万。公元157年，汉桓帝即位之后，东汉政府清查过全国户口时，人口约五千六百多万，略低于和帝时代。

但经过黄巾军起义、董卓之乱及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之后，到了公元221年吴蜀夷陵之战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口的数量已急剧下降。

在唐人杜佑《通典》中记录，“人户所存，十无一二”。按照《通典》所述，蜀国刘禅登基时的人口约为九十万，至蜀国灭亡时，人口也不过九十四万。魏灭蜀后，人口统计约有537万，再加上《晋书》里所记载，蜀国灭亡时，吴国的人口约有230万。

这样，三国时代的总人口接近八百万左右，而且这个统计已是三国时代进入相对和平时期的数据。与东汉和帝时代六千万人口相比，人口可谓是“速降”。可见，战乱是人口锐减的一大因素。

再看宋朝人口，宋初仅有650万户，到了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增长到1600万户，至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达到了2088万户，实际人口已达一亿。

与北宋并列的政权有辽、西夏、大理、吐蕃，尽管宋朝的对外战争不断，但这些政权从人口上在北宋面前就完全不占优势，同时北宋又不断地从经济上给予他们好处，所以，从客观上说，国内也相对赢得了一个和平的政治环境。

可见，人口的增长离不开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样，清朝也是这样的。

清朝在顺治时代入关，康熙时代抗击沙俄，进行了雅克萨之战，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边界。

《尼布楚条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份正式条约，清政府从此遏制了几十年来沙俄的侵略势头，使中国东北边境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基本得到安定。

再有从康熙朝开始了与准噶尔战争，但是由于国力虚弱，清朝与准噶尔虽然占了几十年，但都是打打停停，期间给自己留足了喘息的空间，直到乾隆朝，这场战争才从真正意义上结束了。

对于内乱，康熙时代还进行了平定三藩的战争，这一内乱使得华中、华南地区的整个社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百姓无法安居乐业，自然也就无力繁衍子嗣。

到了雍正时代，社会环境就好多了，基本只进行了第二阶段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其余时间雍正都把经力耗费在搞钱，惩治腐败，各种改革，提高民生收入上，所以，雍正到去世时，国库扭亏为盈，还有了存款，正所谓国强是民富的表现。在这样的宽松的和平环境之下，人口突破了一亿。

到乾隆时代，经过了康熙和雍正的治理，国家的综合国力达到了巅峰。尽管在这一时期也有内乱，如大小金川叛乱，也有边疆战争，如最终平定了准噶尔，定回部、收复台湾、征缅甸、安南等，但由于清朝此时国力强盛，并未受到局部战争的影响。

再者，乾隆在前朝的基础上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社会生产稳步发展，社会经济一片繁荣，清政府的岁入依旧逐年增高，伴随着人口也呈现暴增的趋势，乾隆五十六年，人口达到了三亿，到道光年间，达到了四亿。

由此可见，清朝人口暴增的原因之一，必然有政治因素，战乱相对较少，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生产稳步发展，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环境基础。

那么，除了宽松的和平环境，人口增长也离不开经济上的支持。

康乾盛世下的清朝改革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辛亥革命，期间产生深远影响的盛世时代只有四个：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18世纪的康乾盛世，即历经百年的康、雍、乾三代王朝。

康乾盛世的创立，离不开三位帝王的改革。康熙重农恤商，奖励农耕，整顿赋役，扶持工商。比如在耕地方面，康熙即位之初，全国耕地，加上官庄、屯田，总面积也不过580万顷，比万历年间锐减150万顷。特别由于直隶的圈地，造成汉族人民无家无地无处可去的局面。

康熙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儒家传统的治国思想，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统治巩固，样样都离不开农业，因而形成重农思想。所以，在他统治期间，采取了各种奖励农耕的措施。

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耕地总面积达到了851万余顷。耕地面积的增加，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环境，有力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扩大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如康熙推广双季稻连作，使江南等地变为“再次成熟”，自然也就能养育更多的人口。

此外，他还实行蠲（ juān ）免钱粮政策，即减少或免征赋税，以减轻人民负担。康熙在位期间，在全国蠲免粮、丁银、逋赋达数百次，比如遇到重灾，实行全部蠲免。

康熙在位期间还治理了黄河，这项工作历朝历代都很重视。黄河在历史上几经改道，水患一直威胁着沿岸居民。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任用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全面对黄河进行了治理，并几度更换河道总督，经过几十年的治理，黄河决口次数锐减，沿河两岸百姓得到很大实惠。

实际上，康熙年间，除了治理黄河，对淮河、运河，甚至一些大河也都进行了治理或修浚，使得民生逐渐好转。

再者康熙年间还经历了开矿禁矿，开海禁海的政策。矿业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部门之一，农民需要农具耕作，士兵需要兵器，货币需要流通，一些日用品也需要矿业的支持。而开海禁海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影响到民间经济。

不是说笔者夸赞康熙这么多，是他真的就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工作，笔者所说也只是一小部分。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些基础工作都对雍正、乾隆年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雍正在位时间短，但经济工作做得好，特别是在赋税方面的改革。赋税是一个朝代的“晴雨表”，赋税加重，各种兵役、徭役等税目繁多，百姓就难以承担，相反，则国泰民安。

传统社会，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土地称税，人丁称赋，税赋是封建社会臣民应尽的两大义务。赋对于讲究多子多孙的农民来说，一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历朝历代的百姓为了逃赋，时常瞒报人口。

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曾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里的“人丁”指的是在清朝制度中从16岁到59岁之间的成年男子，他们需要交纳丁银。康熙把丁税额固定在康熙五十年调查得出的人丁数目上，在五十年以后登记的人丁就叫做“盛世滋生人丁”。

但这并不是说丁银就消失了，而且这项制度的手续相当繁杂。当背负丁银责任的男新到了60岁，他就要从人丁的范围中被删除，但同时也就意味着要从“盛世滋生人丁”的登记册里再找人补上去。

如果从被删除男新的家户中找人补上最好，但如果户内没有成年男子，就得从亲戚家中找人补，如果还没有，就要从地方纳税较高的家庭中出这笔钱。每五年就要进行一次删补工作，手续繁杂。地方衙门便开始利用漏洞任意收取手续费，有时手续费都是丁银的好几倍，有钱人地主不在乎，但对于贫寒的普罗大众则又成为负担，等于还是得交人头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