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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一年，明朝大将蓝玉在捕鱼儿海彻底击溃了北元势力。此役不但将蒙古打回一盘散沙的分裂状态，也基本让蒙古人放弃了南下重建元朝的意愿。但是明蒙双方并未就此结束敌对走向和平，而是陷入一种尴尬的对峙和冲突之中。

蒙古虽然不想重取中原，但是他们并不能割断与中原的联系。因为退回草原也意味着再次退回到单一的游牧、狩猎生产中，很多重要物资和必需品无法自给自足，只能想办法从南面的明朝获取。

对于明朝来说，征或不征也成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不征讨，蒙古会不时地南下袭扰以获取资源；征讨，不光是要耗费海量的物资，更重要的是皇朝没有能力有效控制漠北地区，即便是打赢了仗，撤退后还是得把地盘“还给”蒙古人让他们休养生息。

而且蒙古人也利用这一点和明朝打起来了游击，让明朝耗费巨资的北征，常常劳而无功、徒耗资源。例如成祖五次亲征，除第一次外，其余都没什么战果。

对于这种尴尬，永乐之后明朝就改变了策略。开始沿边墙转为被动防御降低消耗，同时通过“封贡互市”来减少蒙古的威胁。

“封贡”指蒙古各部族头领向明朝称臣并上贡，明朝除了封赏官爵之外，还会给予前来上贡的贡使“回赐”（赐予礼物或银钱）。“回赐”的价值一般都远高于贡品，实际就是一种经济补偿。

“互市”则是明朝和蒙古定期开辟交易市场（主要是马市），蒙古用他们的马、羊等畜牧产品和明朝交换他们所需的铁、茶、盐、布等必需品。

这种新策略原本是可以有效地缓解明、蒙双方的敌对并为双方带来和平，但是由于朝廷错误的方法，导致了失败。

朝廷推行“封贡互市”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蒙古人生活必需品匮乏的问题，而是为了和蒙古部族建立羁縻。建立羁縻一是为了分化蒙古诸部族（听话的才有糖吃），一是为了加深这些部族对朝廷的依赖。

朝廷是希望通过控制蒙古人的需求这种方法，实现分化并控制蒙古诸部族，进而消除蒙古人的威胁的目的。

正是基于这种目的和方法，朝廷在“封贡互市”上更偏向于“封贡”，对于“互市”并不积极。这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贸易量严重不足。

为了解决自身物资需求的问题，蒙古人最初拿“封贡”做文章。他们通过增加朝贡频率和朝贡人数的方法，来多拿朝廷的“回赐”（也在朝贡过程中做生意）。姑且不说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明朝朝廷也受不了“回赐”的重负。

最终明朝取消了蒙古的朝贡也等同于掐断了贸易线，蒙古自然受不了，“土木堡之变”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此后蒙古从明朝方面获取物资的主要方法就是“南下掠抢”了。

注：土木堡之变前，蒙古首领也先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朝贡使团的人数从十几人扩充到三千多人，朝贡的频率也从一年一次搞成一年数次。

虽然从正统朝开始明朝因为卫所的衰败、军事实力的下滑，无法再给予蒙古洪武、永乐时期的军事压力。但是蒙古人也并不请愿通过战争、掠抢的方式来获取资源。

首先不能保证每次都打赢，而且输了就是净亏，赢了也不见得能赚。因为组织军事活动本身就要大量消耗资源，蒙古人如果不能攻陷明朝的城池、仓储点，实际可以劫掠到物资相当有限。

另一方面，明蒙接壤的边疆地区本就不是什么富庶之地，多次劫掠后可供劫掠的物资就更为寥寥了。所以掠抢看上去是白吃白拿，但是长期算下来实际所得还不如互市。

其次，蒙古人自己内部也不太平。蒙古这个族群的组织实际上很松散，它是由很多个部族组合而成，这些部族之间各有矛盾冲突。南下掠抢与明朝消耗过大后，就有被敌对部族剿灭的危险。

因此明蒙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 蒙古以战求和，而且越是有优势越是要求和。因为蒙古人的目的是“求通贡市”，换句话说蒙古人有强烈的和平意愿。

而明朝因为没有控制草原的能力，也就没有彻底征服蒙古人的想法。只要蒙古人不南下侵扰，朝廷也没有北上征讨的意愿，也就是说明朝和蒙古一样也有强烈的和平意愿。

双方缺乏的只是信任以及实现和平的正确方法。明蒙双方的和平意愿，才是结束明蒙间百年战争的基础，“俺答封贡”也是这种意愿的必然结果。

不过明朝却很难迈出这一步。

首先，长年的战争，让朝廷对于蒙古人非常地不信任。即便是蒙古人主动伸出“橄榄枝”，朝廷方面也条件反色地觉得是“虏请叵测”，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不是求和，这是音谋。

另外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就是上朝天国的自负心理在作祟。即便是和平也应该是上朝恩赐于蛮夷，怎么能反过来由蛮夷来B和呢？而且不需要上战场的人，邀战的口号往往喊得震天响。

所以蒙古方面越是以战B和，明朝方面反而越是无人开口接受。不然贪生怕死、通敌辱国、卖主求荣等帽子就会一顶接一顶地飞过来。

嘉靖二十五年，俺答汗以蒙古最高礼仪“九白大贡”（九匹白骆驼、九匹白马、九匹白牛以及金锅、银锅各一）求取称臣重开贡市。但是世宗以“求贡诡言”断然拒绝，并下令“复言开马市者论死”。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带着大军包围了北京（庚戌之变），终于强B世宗接受了“橄榄枝”，同意重开贡市。但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别说真正地实现和平了，只会让明廷倍感屈辱，愈发地走向对立。

注：庚戌之变发生后世宗虽然同意了重开贡市，但是明朝并未认真履行。而且嘉靖三十年朝廷就以蒙古贪得无厌，互市后仍然犯边为由关闭了马市，重新进入战争状态。

而和平的契机也在明蒙的紧张对立中突然到来。

隆庆四年俺答汗不知为何抢了自己孙子把汉那吉看中的一个女子（三娘子），把汉那吉一怒之下于当年九月率少数部下跑到大同向明朝投降。

那吉衣娶之，为俺答汗所夺......那吉怒，衣治兵相攻，俺答汗以他女畀之，终不悦，遂弃所部来归，独阿力哥等十人从。已而，降者相踵。巡抚方逢时受之，以告总督王崇古，处之镇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至。

《明穆宗实录》

当时大同地区的将领们并不怎么相信把汉那吉，觉得这是蒙古人的圈套（例如做间细或攻城内应）。他们并不同意接纳把汉那吉，甚至不少人建议把那吉等人杀了，拿首级请功。

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觉得这是个和俺答汗沟通的机会，就上报朝廷建议接纳那吉并赐其官爵。

是什么让明朝朝廷放下百年血仇、先皇被俘以及两围京师之耻，主动选择沟通以及和解呢？

首先近两百年的历史证明，明朝没有用军事解决蒙古问题的能力，持续战争除了消耗资源和国力，没有任何意义。其次朝廷不少人都意识到了，明蒙双方打生打死，最终还不就是为了和平么？而蒙古人议和的条件只不过是“互市”而已。撇去虚无飘渺的面子，朝廷有什么道理不接受呢？

而且即便是放不下面子，还是有对应的办法来满足那些好面子的人。

消息传到朝廷，穆宗展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见识和能力。穆宗也觉得这是一个和蒙古沟通并缓和关系的机会，不但首肯了王崇古的建议，还将反对议和的“搅屎棍”叶梦熊赶出了朝堂。这种直接表态的行为，也大幅度减少了议和的阻力。

山西道御史叶梦熊言：“把汉那吉之降，边臣不宜蘧纳，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将致结仇机祸。”至引宋郭要师、张事为喻。上览疏，怒其妄言摇乱，命降二级调外任。

《明穆宗实录》

别看叶梦熊官职不高只是个道御史（七品），但是明朝中期之后言官势力已经强大（御史控制着巡抚系统）的可以左右朝堂，而且叶梦熊还有个特殊身份“军事文官”。鉴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不过万历三大征中“宁夏、播州”两征的主要发动和参与者就有叶梦熊。

王崇古在与内阁高拱等人商议后，决定厚待把汉那吉，并在俺答汗不加害的前提下用他从俺答汗那边换回叛逃过去的赵全等人。

明蒙双方在交界处的云石堡展开谈判，本就有意议和的俺答汗对明廷的条件自然不会拒绝，双方很快就达成一致。隆庆四年十二月，俺答汗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等人交予明朝。

万事开头难，既然开了头，后面就好办了。紧跟着俺答汗就再次向明朝提出了他的核心诉求“封贡互市”。

实际上俺答汗不说，朝廷也知道他想干这个，毕竟这事儿他都嚷嚷几十年了。之前朝廷不搭理，现在双方已经展开了愉快的合作了，这也就不再是什么禁忌话题了。

高拱也很聪明地将“封贡互市”这个话题简化为“封贡”，既然蒙古人这么热心地想跪拜大明，大明一味拒绝不就寒了番夷的心么？最终在张居正、王崇古一干同僚的帮助，以及穆宗的支持下，“封贡”得以实现。

到了这个时候只能说议和进行了一半，因为“封贡”简单，蒙古人也不是很在意这个。议和最终得以真正实现，是朝廷这次在“互市”上玩出了大手笔。

首先重开了“马市”，为了解决以往明蒙双方在马价上的争议和纠纷。朝廷不但派专人管理市场，还雇佣懂行的牙商来确定马价，以保证双方可以公平交易。

除了官方的“马市”，还对双方平民开放了“民市”。也就是允许明朝的商户与蒙古诸部牧民在指定地点互相交易，对于交易额度和种类几乎没有限制。并且为了满足蒙古牧民的需求，民市开启的频率被不断地提高，最后形成了月市。

蒙古方面的俺答汗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他制定了“规矩条约十三条”、“市法五款”，以此严格约束部属。

能公平、稳定地获取物资，还有几个人愿意豁出新命去抢？在实现和平这方面，贸易往往比战争更有效果。

“俺答封贡”不仅仅为明朝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俺答封贡，女真崛起后明朝会亡得更快），更重要的是它为无数平民创造了生存下去的机会。

别说他们根本没资格对朝堂的策略指手画脚，即便是有他们也会放弃所谓的“仇恨”而选择和平。因为金戈铁马、纵横草原、直捣胡庭，看着威武霸气，但是这荣耀之路却需要用他们的白骨去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