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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一生中虽然参与了《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湖北通志》五种地方志的编修，结果被发行而目前能看到的，只有《天门县志》、《永清县志》二种而已。但是前者乃因受于其父之托而参与编修的关系，虽可反映出他一部分的意见，但关于地方志编修意见之全貌却无法一窥其究竟。因此，只有《永清县志》留存下来，成为我们分析的对象。

可是，《永清县志》被章学诚本身盖上失败之作的事太有名了。他此书的失败处，是将资料大量的集中于著述的一部分，使得记述的均衡失调，把作为地方志著述之新格给减弱了。经过了此种失败，因而建立起他独自的构想，将著述与资料区分，将地方志本体放置在历史叙述的位置。同时，把《永清县志》的叙述之证据资料“掌故”、“文征”等加以集中归纳。

但是，他认为此书失败的理由是“芜杂”，即是对于著述体裁的评价，绝非针对著述内容做评价的。未对著述内容做评价之事，后来从《永清县志》删订本作成时亦可明暸。《永清县志）作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此间虽然夹了科举赴试及母丧等，但仍是全力以赴完成的作品。此书有秘存在他心内的课题，亦表现了其个人特SE风格之调查研究成果。如此一来，其课题如何？又有哪些成果？不论事请成败与否都得弄清事实。就因如此，应当以其之主张论述作为评价的对象。此乃重新考察时应予重视之处。

一、《永清县志》之编修

章学诚于乾隆四十=(1777)年六月，四十岁的时候，被永清知县周震荣邀请参与《永清县志》的编修工作。他与周震荣是在此前一年经朱筠的介绍在曲阳县官署内相会，而结成了深交。当年内周被任命为永清知县而前往赴任。翌四二年，章学诚经他的介绍，前往定州的定武书院就任主讲。同时，亦被委托其赴任地的地方志《永清县志》的编修工作。

周震荣，在顺天学政汪廷璵为监修之下，选择了县学教谕刘瑍与训导宋宗彝，从采访到参与实务处理人员，动员了举人、廪生、生员约五十名、书吏约十五名等协力人员，来支援他（章）的编修工作。

章学诚立刻着手进行编修作业，中途适逢念愿的科举考试，赴考了顺天乡试，幸运的及格了。翌年会试亦及第，接着进士也考中。另一方面也遭逢了母丧之痛。如此—来，作业受到了一时的中断。但是在同事们的协力下，于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完成了《永清县志》二十五卷、《永清文征》五卷。

在章学诚编修之前，已有了知县万一鼒等编修的旧志。根据查阅《前志列传》，旧志是康熙十一年的《大清一统志）之后，适应于地方志编修的要求而编纂之物，经过百年后，直到乾隆四十年止，这其间都未改修过。

周震荣赴任后，规定六十年一度，需将地方志加以修改。为了对应此规而把编修之事委于章学诚。章也立即继承了旧志，但是经过检讨后，其构造、内容，似乎皆无法满足于他。此处把他的作品加以比较后，即可一目暸然。先从章学诚编修《永清县志》的构成来看。《永清县志》二十五卷：

二纪（皇言纪、恩泽纪）

三表（职官表、选举表、士族表）

三图（舆地图、建置图、水道图）

六书（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

一政略

十列传（详见后文）

《永清文征》五卷：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各一卷有上记资料，对于构成平板之旧志，章学诚以其特有之经世观为基础，彻底的将构成重改，以纪、表、图、书、政略、列传之形式把《永清县志》全部系统化，收集多方面的资料，卷数亦汇总了相当于旧志二倍的二十五卷，另外又编修了《永清文征》五卷，合并共增补了三十卷。略看这些构成和卷数，即可一窥他朝向完成目标、作业进行中全力付出经力的样子。

二、纪与表和图

且说永清县究竟是何样之地？他在户书上，对于该地和民俗之特SE有如下的叙述。其位置在北京之南天津的西北、永定河（桑干河、浑河）在县内北部由西流向东、穿过东南、而且有河道时常移动的麻烦之地。加上旗民杂居，又是满人的旗地和汉人的田地混杂住在一起，仅此一点就让该地问题重重。再加上土地贫瘠，亦无特产品，远离交通大道，贸易、商业也不繁盛，一般人民是贫困的，民俗是俭朴的。

章学诚的地方志采用纪传体形式，把纪付于全书弁冠的位置，《永清县志》里除皇后言纪之外，恩泽纪亦收录在内。据他言，纪虽相当于一书的经，未把它当作国史的本纪，乃是为了避免冒犯国史尊严之故。此二纪前者是当县收录下赐诏谕类之邑书的弁冠，后者乃是皇恩施予此地具体的褒赐记录。

相当于弁冠的纪，接续有表与图，《永清县志》里势必加以注目的就是这些表与图，特别是表，因设有职官、选举、士族项目，而能登载多种人物，可见其所下的功夫。

职官表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并记有任官的岁月，科举的结果，网罗了历任官吏。选举表同样以年为经，进士、举人、贡生、武进士、武举为纬，及第者在该记录的内容，与明代、康熙十年为止的记录比较起来，康熙十六年以后的记录显得极其贫乏。关于此点，乃因编修后的旧志，关于选举的记录未被保存下来，资料的收集，煞费苦心，为了补救选举册籍的遗漏，利用碑录、《畿辅通志》、家谱，也做了采访工作。

士族表是过去生员以上被揭出著姓之官僚身份，给予士族评价，偷过士族掌握齐民，衣达成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从那样以士族作为齐民代表的观点附上位置，以图表化作成的系谱。设制士族表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官僚身份、相续问题、姻戚关系之确认等等，围绕着家系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提供应对资料的根据。

图是自舆地、建置、水道三个种类作成的。舆地图叙述永清县的沿革后，将县内分成东西南北四乡，附上图面介绍各乡的寺观庙祠。

建置图是县城、县署、学官、公馆的叙述时，附上之概念图。学宫的叙述在于触及大成至上先师殿、启圣殿、明轮堂、尊经阁等后，知县周震荣重修了焕乎亭。大概周震荣也把焕乎亭周边的建筑物加以整修，使得景观焕然一新。他那尊重礼教的儒学态势，真是表里如一。他对于永清县，从首都近郊处得知庶民受到各式各样杂役的苦痛，一方面进行慰抚，休养庶民，同时也谋求礼教文化的振兴与充实。章学诚将此事迹附添在《永清县志》的记事上，显彰了他事业的一部分。

水道图乃是对于贯穿县内北部泛滥之永定河的堤防修改模样，把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八年六次的工程用十一幅图加以介绍。表的作成是大费经力，但可想像完成此图更是煞费了苦心。

三、六书——特别是户书

承接表与图而设立了书，书分成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六事。据章学诚谓，州县相当于古时候的侯国，州县的机关亦可相当于一国的官厅。因为有那种认识，将县志视为一国史，吏户礼兵刑工之事亦同，规模虽小，仍应比照国史同样记载，因此决定将役所视为官厅，以局部制度叙述。

对于吏书，“永清旧志，不载典吏额缺，似失周官府史之义”，旧志的缺陷在于缺乏具体新，应予改正，将庶人官位设置典吏，并记录吏户礼兵刑工各房之职务内容和典吏人数oO他对书，不厌其烦的列举详细数字，其因乃是若县志上有具体的详细记载后，后任者在谋求正确措施时即有基准可寻，此乃成为各方政治参考之结果。

特别是户书从那观点，运用具体且详细的资料，叙述田赋和物价。由此，即明示出他的经世论，着力点在于经济问题。

农业社会的基本课题在于公平的征收田租、徭役，纠缠着分配问题而衍生极多纷争。在此，因其将制度沿革记述，并把原委明示，使得读者理解制度（田赋）的本质，作为防止官吏间弊的根据。特别在永清县，属于畿县的旗地多，从围绕着旗地出租的诉讼纷纠开始，到田地旧管、新收、开除、实在项目分开，特别在新收、开除项目，将编人及开除旗地的经过和地积、征收额，按照时代顺序详细记录，以便地方志记述时，对于土地问题的处理有所助益。尚且为资助理解之目的，而将利弊得失记录，案牍及文移、公言私论之原据，收录于《永清文征》。

他也对市场（货币）经济方面付出真心，市场物价亦详细记载，衣提供后年参考之用。而且当时的物价，关于定价制定“物价贵贱，泉货流行，固经国之要务，而为之长吏者，不可能不计其厚生利用之源也”。“州县志书，率以市井泉货谓无当于文章巨丽之观，遂皆削而不载，何其谬欤！”如此把记载市井民生的一般方志书法加以批判，显现出他敢言之处。那是因为市场实态悠关人民的日常生活，他重视人民日常生活，与旧志撰者（或许是当时一般人的知识）之价值观迥然不同之处表示出来。这些观点在今日而言，乃相当于商品市况，因他内心里有此近代感而写出新报告。

户书充实力点置于所谓“六典联事之义”，例如朝见费、祭祀宾兴费、驿站费、囚粮费、城工河渠费，都与户书有关连。县政要点在于经济，而非礼乐兵刑，经济、财政若不丰富，县政也就贫困，惟有此途别无它策。

关于礼书有言及到，该注目的是遗书搜访和非法书籍的摘发。乾隆四十二、四十三年，当是应收进《四库全书》的遗书，正进行全国规模新的采访的关系，可看出礼书的记事乃是关联此事的记述。礼书的序谓永清县屡屡遭遇兵火之故，值得看的文献较少，如此看来，似乎只是把周震荣采访的结果报告而已。同样应予注目的是庆贺仪注、开读仪注及文庙、关帝仪注等，恒例礼典的仪式次第略述后，送学仪注和宾兴仪注等，介绍有周震荣复活已废的学校礼典。这也显示了周知县施政的一部分。

兵书告示的是兵马、守兵的饷米、武试、民壮、皂隶、大役的车乘和驿递的马匹等。

刑书乃是将保甲编户的牌数，城内、东乡、南乡、西乡、北乡分别记载。另外，囚粮、墙濠栅栏等等亦有言及到。

工书是六书中最贫乏的一篇，那是因为被图、表记述的关联记事夺取了篇幅。对于河川改修事业有水道图，县城、坛庙是建置图，工书上不再重复，在此只列举出关联项目，详细方面就必须参照那二图。

观看此记述，编修《永清县志》当时是将关联记事按照先后顺序记入，全部记事似乎未再加予调整构成。编修当时，当然对关于经世济民记事是专心的。《永清县志》出版后，得以反省六书记述内容的不均衡，尤其突出的是户书。

四、政略与列传

乍看政略，虽像似变则篇目，但有他工夫处可看。一般官吏事迹列传或人物传中是有触要涉及名宦传的。在旧志职官记事下，为了记载政绩，名宦传成了有名无实的传。因此，章学诚废止名宦传以政略替换。新志职官表是表示过去的在任者，政略则是把留有事物的官吏，将其事业做简单的介绍。

列传是五代后的人物传，包含有第一龙敏列传，第二史天倪列传，第三史天安、史天祥列传，第四史天泽列传，第五杜时升、张思忠、郝彬列传，第六诸贾二张刘梁列传，第七义门列传，第八列女列传，第九阙访列传，第十前志列传。

这些传，皆以元朝世祖期的宰相史天泽及其一族为中心，乃是不得已的。史氏以曾祖轮、祖成珪、父秉直形成自卫集团，自史天倪以下，史天安、史天祥、史天泽等，率领势力协助蒙古军，史天泽以中书右丞相，达到了从事华北的统治。永清县历史上登上舞台（大显身手舞台）的史氏一族，因有其功劳才得以如此。以此为焦点，章学诚必然有其非凡的史眼。正史已经登载的人物加以重新记入，必有其论据模样。史天泽列传的赞指出史天泽并非武勇一边倒的人物，学问亦有极高造诣，声明对他重新认识。再者，以史天泽及史氏一族显彰做依据，似乎是当时知县周震荣于乾隆四十二年在县西南二十里的焦垡村，发掘到“史氏庆源之碑”和墓侧取得“本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尚书史公神道碑”之缘故，章学诚方建立起执笔的意衣。通过史氏叙传，永清县的名家、史氏墓当作古迹整备。周震荣事迹被称颂亦有连带关系。

深具兴趣的义门列传，其中有惠元庄刘氏的珍奇事例，大青垡农民燕氏和龚氏之异姓共同生活亦有介绍。此二例是克服贫困痛苦生长成大家族的成功例子。一般大家族的生活是以富裕家族为核心，扶养多数血缘家族，但此二例则是贫困家族的集合生活，所以深具兴趣。尚且，义门列传的刘氏记事，似乎是以同族的刘甘棠所提供资料为根据的。户书里可见董事刘甘棠之名，而且卷首的编修员名簿“在事姓氏”上亦记载其生员身份。可看出，其对户书等记事，负有极大之积极新协力。

关于列女传，虽然已有一百五十人以上的事迹，但还是有以刘子泓“节妇传”那样以新得资料为据来介绍一女新生涯的传记。成为张科之妻的刘氏，男儿出世后，与夫张科死别。为了张科的遗言，刘氏受到张科兄弟残酷的迫害，财产亦被掠夺，不久因运河泛滥而转机，财产返还于她。并且泛滥的结果，土地变得肥沃，给她带来了幸福。章学诚对作为资料“节妇传”的内容，提出种种疑问，仍在列女传登载，其因为“事甚可风”也。

据说清代高扬儒教道德，朱子学上强化了对女新的束缚。把忍耐住严酷环境的女新们做旌表，受朝廷表彰的女新们记人列女传加以奖励。列女传在地方志的充实，乃是因为有那政策及社会风潮促成的。而列女传在《永清县志》的充实，当然可以说反映出章学诚对待女新的善良面目。

阙访列传是叙述内容不完整的传，并非因为不完整而一概排除，是将该不足指出，为了将来必需补足资料而配置的传记资料，谓从资料保存经神产生的列传。

又前志列传是过去地方志编修者之传，主要是登载编修者简单的传记和旧志的序文，并介绍编修者的立场和方法。联系到他认为志是古一国之史的话，那么亦即相当于史官传或史官主体的史学史。自《和州志》以来，与阏访列传同样成为修饰他的地方志之异SE列传。

此外，恰於编修中乾隆四十三年，悼念七十七岁逝去的当地老秀才贾澎立了详传，从其著《耕余集》介绍《饿乡记），章学诚因为受到贾澎委托，对于诗文加以添削等，无意中疏忽了警惕心吧！传记中收录老人盗作，留下了编修的污点。

结言

乾隆四十三年，章学诚到四十一岁时得到进士，达到多年以来的目标，对吏部仕官提出申请。但遭逢母丧，一方面以服丧理由辞退，另一方面则续修一时中断的《永清县志》。此编修与服丧之后，决定了他的人生。

至此为止，说是父亲愿望，毋宁是为达成官僚之女的母亲之愿望。连续科举受验，经过七度挑战而及第。但是，因母丧而得以解放经神的拘束，背负全责参与《永清县志》的编修，知县实务偷过文献资料追求体验中，被认为是得以反省本身作为官僚的才能。特别是考察中偷过以永清县舞台展开之种种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感到邑宰责任过大，觉悟到自身实务能力的界限。他以本身新格迂阔理由断念为官，其背景乃是因为永清县的复杂社会政治状况。以此机会，他把从少年时代以来的官吏愿望转换为地方志的编修，这被认为是巩固其衣偷过地方志的叙述以谋求经世济民的思想。

《永清县志》户书上列举详细记录，提供后世县政的参考，对他经世要求做了根据。对旗地民地混杂田赋的征收额推移做了详细记录，亦记录有银钱比价和米、木绵、肉、机等价钱，衣予后世的行政官、典吏们提供一个为政的标准。那个意思即户书是由他的经世观衍生出的作品，其记录亦含重大意义。可说因为有此繁琐记录，才含有他的经世主张，就是说偷过地方志的编修所见开诚布公，地方政治或是延伸到参加国政，可说是他的目标。

刊行后他谓此书的构成极端不均衡，其中六书上的户书有繁琐详细的记事，相对的，工书记事贫乏，因而得知“志”本体的缺陷。他为了将当时的经济实态传诸后世，把实实在在未加著SE的资料记入户书，如此结果，不但失去著述的均衡，并且使“志”本体成为像资料堆集般之著作。但是，因为在经世要求之上所收集的资料，当然无法削除，之后，把六书部分收录在成为（制度史资料）“掌故”之资料集之内。

最近的研究已明确章学诚一贯形式的历史记述，进行改良纪传的事实oO他追求纪传体的合理化，通过地方志的编修进行了尝试。《永清县志》是他地方志改良的历史，相当于中期的探索之物，六书的设置亦是其当时的一种。然后从其试行错误中，得以将方志由三部构成乃至四部构成，形成他独自的方志论、方志像。

可是章学诚通过《永清县志》衣强调的，乃是显彰有为的知县周震荣吧！知县赴任后马上首先企划县志的编修，谋求礼教刷新，整备了教育关系设施、礼典，或是发掘县内名士的墓碑给予显张，或则强化防犯体制以预防犯罪，又对此地循绕诸多的旗地之不法行为做适正的处置并防止，或是减少差役让农民得以休息等等，用心于经世济民的事，通过具体的叙述，衣传于后世。

通过《永清县志》的编修，章学诚和周震荣深交的友请，持续至他们去世为止。应当注目的是，后来在乾隆五十二(1787)年，一方面周震荣向学诚劝有另一件成为终生事业之《史籍考》的编修。另一方面向（河南巡抚）毕沅介绍了学诚。在毕沅的后援下，使《史籍考》的编修具体化，在其编修的过程中把《文史通义》的主要诸论考完成，充实了内容。由此来说，他帮助学诚把学问飞跃起来。也就是说周震荣是他唯一被刊行的地方志之出版者，同时从他学识的萌芽阶段开始认清，附上学问开花之道，这可说是罕有的知音吧！朱筠、梁国治、毕沅、钱大昕、邵晋涵等师友，帮助过章学诚的事是大家熟知的，周氏与章氏的交往亦有深远的意义。诸君之儿子们亦偷过《文史通义》结交友谊之事，应予特笔也。

（作者为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