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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解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吴晓波。

在中国所有的经济变革当中，晚清的洋务运动是最最惊险的一次了。

当时，外敌环伺，国力积贫积弱，政府财政匮乏，民间财富凋敝。从改革范式上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输入式改革，意识形态上需要破冰何其之难。同时，这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惊险一跃。

所以，李鸿章才会在变法之初惊呼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建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拘守成，恐危弱终无以自强。”可见当时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困境。

我们“迟到”了吗？

后世人们常常感叹说：“我们错过了现代工业的萌芽时期。”但是，如果把洋务运动放到全球中进行横向对比，我们似乎并没有迟到。

1840年，鸦片战争，处于农业文明下的中国面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洗礼处于工业文明下的英国，不堪一击。然后是1851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内乱还没平息，紧接着又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为了报复满清皇室，打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

到1861年的时候，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的贸易特权基本上算是喂饱了西方侵略者的肚子。同时国内的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清帝国算是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

这一年，清廷中央，咸丰皇帝驾崩，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通过“辛酉政变”获得了国家的实际掌控权。恭亲王以及一些朝中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在见识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之后，都认为想要富国强兵，徐图中兴，必须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想要跟西方人抗衡，就必须要先向他们学习。于是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的洋务运动拉开序幕。

我们记下这个年份，1861年。那与此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又是什么请况呢？

1861年，美国刚开始打南北战争，一直打到4年之后的1865年才结束。当时的美国不过是跟在英、法身后的一位小兄弟罢了。在1865这一年，后来成为美国首富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创办了第一家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廷上折要置办我们国家自己的钢铁厂。

德国呢？10年之后的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到这个时候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才告成立。

日本呢？7年之后的1868年，西川隆盛北上勤王，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迎回明治天皇，日本这才进入明治维新时代。

所以，单从时间上来看，中国1861年开始的这场“洋务运动”并不算晚，我们并不是因为迟到而错失了现代化转型的机会。

清末中兴

但是，我们的洋务运动，只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只学习西方科学应用的成果。

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唯独火器万不能及。”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非常优秀完备了，远超西方，唯一不足的就是军事实力，是抢炮。所以我们只需要学习这方面的东西就可以了，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不需要改。用张之洞的说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有效果吗？当然。

当时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像是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等一批近代化军事工业，都是在那时候由李鸿章这些洋务派主持创办的。短短几年，我们就拥有了制造大炮，抢械，蒸汽轮船等等新式武器的能力。同时洋务派还创办了北洋、南洋水师学堂，江南路军学堂这样一批军事学校，培养出来都那是优秀的近代军事人才。

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中国就此拥有了一支可以震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

随着军工业的发展，又带动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最有代表新的就是李鸿章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办了3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成效显著。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造局，也成为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随后，民间的矿业、电报、邮政、自来水厂、发电厂、印刷厂、玻璃制造厂都开始建立起来，这为中国近代化工业奠定了基础。

所以，当时从各方面来看，真的是一派中兴景象。

但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一战而溃，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刚才我们就说，日本1868年才开始明治维新，短短26年时间，一个千年来都以我们为师的蕞尔小国，竟然打败了他的老师。日本当时部分坚守“唐学”的学者跪在日本街头嚎啕大哭，为自己的老师如此脆弱而哭泣。

“洋务运动” 、 “明治维新”？

几乎同时间开始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我们输在哪里呢？

日本变革提出的口号是“TUO亚入欧”，抛弃唐学，接受西学，从根本上全面学习西方。派留学生、派政治考察队出去，之后就连议会制度和虚君制度都全面带回，对日本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

日本在变革之初，也试图“日体西用”，以西方的学识加上日本的经神作为变革的指导思想。但是随后进行的一次欧洲考察，彻底颠覆了变革者的观念。日本人意识到，这样的改革方式与实现近代化是完全相背离的。

伊藤博文认定：“要想让国家富强，必须唤醒全国民众，破除往日陋习，开启民智，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你看，这和我们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很像。

确立了这样一个全民觉醒的理念，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首先是教育改革，奠定了现代教育制度。其次是大刀阔斧的宪政改革，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建立议会，实行宪政，“万事决于公论”，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

这是我们的洋务运动完全不敢触及的部分，洋务运动只停留在工商业经济变革，是清政府维护统治的一次自救运动，所以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允许动摇的。

在甲午战争中，梁启超就说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完成了近现代国家的转型，军民一心，是一个上下协调统一，拥有高效组织与动员能力的国家，是以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姿态去战斗。而反观中国，是李鸿章靠自己的个人威望与私家班底去跟日本打仗。在老百姓看来，这就是朝廷和日本人之间的战争，与我们毫不相干，焉有不败之理呢？

参战甲午的除了李鸿章的淮军，还有湘军、回军、广东、广西等部队，但是这些部队的指挥权并不集中在李鸿章手上，有的归两江总督管，有的又归提督指挥，一场战争同时有六个权力不分大小的统帅，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复杂而残酷的权利斗争，各自心里都有小算盘，想要保存实力，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协同作战。

有一件事请特别能说明问题：

北洋舰队在刘公岛海军基地投降的时候，有一艘广东水师的战舰也被日本人掳走了，广东水师还去和日本人交涉，说这艘船是属于广东的，跟你们和北洋水师之间的战争没有关系，能不能还给我们？日本都听傻了，我和你们清帝国打仗，我还管你的船是广东水师的还是北洋水师的，竟然还说和战争没关系？这件事请后来沦为国际笑柄。

可见，当时我们就连现代化国家的认同都没有构筑起来，那就更谈不上之后的资源组织与动员能力了。这场战争完全就是两个时代国家之间的不对等较量。

再看经济改革上的不同。明治政府也相继办了大量的国营工业企业，和我们的洋务运动似乎是一样的。

当时我们办企业即便引入了民间力量，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导，要么官办，要么就是官督商办。

李鸿章办的轮船招商局是第一家民用企业，很具代表新。在公司章程里面第一次提出了官督商办，就是允许民间商人参股，官商合资。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官员高高在上，商人在官员面前要么站着要么就是跪着，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来办一家企业了。

为什么要办轮船招商局？

一方面，《南京条约》之后，长江上尽是西方的轮船，和平时期运货物运粮食，打起仗来，这就是运兵船啊。只要吴淞口沦陷，洋人就可以长驱直入，贯穿整个中国内陆。另一方面，李鸿章看到了长江漕运的巨大利益，为了打破外国轮船公司的垄断，在其中也分一杯羹，所以决定办轮船招商局。

办企业的人去哪里找呢？当年广州十三行专门和洋人做生意的这些人，鸦片战争之后，广州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垄断利益消失，这些人就此星散。他们的后辈还是和洋人打交道，很多就去到了洋人的公司里打工，当时被称为“买办”。这些人一直被贬低为殖民侵略者的走狗爪牙，其实他们是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方管理思想的职业经理人。

李鸿章的官督商办就吸纳了这些人进来经营，让轮船招商局和外资企业进行市场竞争。朝廷层面在开始的时候也给予了支持，李鸿章直接把把军粮运输业务交给了他们。后来，轮船招商局真的在长江航运业务中崛起，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刚才我们也说，三年创造了一千多万两白银的红利。

发展十多年之后，招商局在这些买办的手里经营得非常好，于是他们就写了封信给李鸿章，大概意思就是说：“大人您看这么多年了，招商局在我们这些职业经理人手里发展得非常好，活都是我们干的，朝廷也就是在公司最初的时候投资了一笔钱，现在我们把钱还给朝廷，从此就不要管我们了，招商局盈亏都由我们自己承担。”

李鸿章看到这封信勃然大怒，因为在他看来：“我办洋务的唯一目的就是富国强兵，政府当然要掌控商业经营的主导权，并且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当年让你们这些人参股经营，是迫于人才资金短缺的权宜之计。现在你和我提放松管制的市场化要求，根本不可能。”于是，官商之间的矛盾爆发。

随后找了机会，李鸿章将这些买办“净身出局”，招商局重新回到朝廷手中。

我们反观日本，李鸿章将轮船招商局重归官僚管制的同时，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行动。明治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的弊端太大，政府在完成了引进先进技术和培养技术人才的历史使命之后，毅然决然的把除军工以外的所有企业全部卖给了民间商社。

私营化运动带来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并且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这样的财阀型私人企业。

甲午获胜之后，日本获得了2.6亿两白银的赔款，再加上俘获的战利品，合计3.4亿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的6.4倍。拿着这笔钱发展国力之后，中国与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

甲午战败就标志着洋务派发动的这一轮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改良运动的失败。

所以，正是两种不同路径的选择，导致了两个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

最后的挣扎

1900年，爆发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这些人烧教堂，杀洋人，自称刀抢不入。慈禧觉得民气可用，借势驱洋，竟然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是为“庚子国变”。

为了防止战火蔓延，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和刘坤一四大总督和各国列强签订了互保协议，说“皇室和你们宣战，那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我们都不承认，我们保证辖区内洋人的人生安全，你们也就别打到我们的地盘上来。”

到这里已经表明清朝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土崩瓦解，皇权陨落。

随后，李鸿章被慈禧叫去跟列强谈判，签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付清，连本带息总共要给9.8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11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这个条约一签，清朝的中央财政实质上已经破产。代表朝廷签约的李鸿章也被视为“千古罪人”，谈判完两个月就忧愤而死。过去30多年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洋务派在民间信用尽丧。

关于李鸿章这个人，我们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一生对清廷忠心耿耿，竭尽了自己的能力与智慧，大清朝军事、政治与外交第一人，中外重望系于其一身，鞠躬尽瘁但也无力回天。他凭借自己的才智，从容应对西方列强，找遍全世界也少有能与其比肩者。李鸿章的实干能力和不避责任的担当，让他在世界舞台上，乃至是敌对的日本那里，都赢得了一份谅解与尊重。

之前我们做过一起节目专门讲他，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听一下：解读《曾国藩传》的第11期节目“薪尽火传，门生长者李鸿章”。

1894年，甲午一战全民皆醒。此后由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取代了以高级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了改革的主流。工业化运动也从政府推动变为民间崛起，出现了高级知识分子集体下海经商的景象，中国的资产阶级群体正式出现。

“庚子国变”《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也尝试机进的推动制度建设和民间经济开放，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业法律体系，这意味着中国沿袭千年的特许经营制度向近现代商业制度的大转变。在政策的推动下，民间商业活力被机发，创办新公司的数量很快就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创办的总和。1905年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起点。

商人阶层壮大独立的同时，知识经英也被释放到了体制之外。同样是1905这一年，朝廷废除了科举制，让经英阶层从落后刻板的孔孟儒学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体系上向现代文明靠拢。

但这也意味着集权者失去了对全民思想及经英阶层的控制手段。科举制的废除，让经英阶层从科举的定轨上散溢出来。

当商人与社会经英在体制的大门外完成“会师”之后，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便成为必然。变革的主题随即就从经济领域推向了政治领域，由体制外文人与商人推动的一场要求效仿日本的立宪运动拉开帷幕。

但是，清政府在政治改革上不断的犹豫摇摆，期间还武力弹压各地的立宪请愿活动，在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级的信任之后，颠覆式革命已成为必然。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帝王统治。

“洋务运动”的四大先天缺陷

从1861年到1911年晚清在这段时间的变革确实取得了成就，为日后打下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工业化基础。但是呢，这场变革的先天新缺陷使它无法让中国真正告别过去，开启未来。

吴晓波总结了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四大制度新缺陷：

第一、缺乏顶层设计。

和之前的所有经济变革都不同，洋务运动并非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动，而是地方洋务派官员们自发开展的，无论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还是袁世凯这些洋务派官员从来就没有真正执掌过朝政。而真正的掌权者慈禧一味的以保持稳定为第一要义。所以洋务派根本无法站在最高处完成制度新的顶层设计。

第二、改革并不深入。

财政、货币和土地是历代经济变革的核心命题，成败的关键，但是洋务运动从未涉及。整个变革期间，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白银体系风雨飘摇，土地改革更是无从谈起，所有的变革只密集的发生在工业经济领域，虽然轰轰烈烈，却没有造成社会机制的转变。李鸿章自嘲说：“我就是大清朝的裱糊匠”，确实贴切。

第三、改革的普惠新远远不够。

对于亿万基层民众来说没有什么实惠，经济改革犹如久旱闻雷声，雷声颇隆却滴雨未见，缺乏民众基础。更要命的是中央财政完全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利益，整个工业化运动中，朝廷的收入还是来自农业税、盐税和关税。所以在最高执政集团看来，他们既要承担改革的风险，又看不到政权因此巩固的迹象，甚至到后期，改革直接危机到政权本身。所以从始至终，朝廷一直对改革保持戒心和敌意。

第四、改革的现代新不足。

任何经济变革都是政治理念在经济领域的投色新体现，经济是政治的影子，影子无法背叛本体。从变革之初开始的指导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因而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等到民间喧嚣于立宪的时候，政府没有任何的预备，一味拖延弹压，导致整场温和改革以失败告终，最后只能是暴力革命将其终结。

关于“洋务运动”，就聊这么多，顺着时间线，下期节目我们该去到民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