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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问儿子:哪个地方官最坏?儿子说出县令之名,县令却被升6级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外交各方面都发展到一个比较昌盛的阶段。后人曾经评价明朝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以此夸赞明代君主和贤臣们的贡献。

明代涌现出了一批流芳百世的帝王将相,譬如说鼎鼎大名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其中内阁首辅杨溥的名望最盛。这一盛名的取得离不开他的诸多政绩和为朝廷慧眼识英才的本领。

杨溥曾经身陷囹圄长达十年,期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常常看书修身养新。出狱之后他获得皇帝重用,直上青云,成为了四朝元老。他曾经因为儿子的一句气话就提拔了一位县令,使得他连升六级,这到底是是昏庸还是慧眼识珠呢?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寻

杨溥是湖广两府的石首人士,他和杨荣同年考取了进士,进入翰林院负责编修。

永乐初年的时候,杨溥担任太子洗马一职,效劳于当时的皇太子朱高炽。有一次,太子在案上阅读《汉书》,看到张释之的事迹之后称赞他富有贤才。

一旁的杨溥补充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张释之纵然是个人才有,但若不是汉文帝赏识并重用他,他的胸怀抱负也无法施展。

杨溥还一一摘取了汉文帝的任用贤才的事迹,将他们分类归档,进献给朱高炽学习借鉴。皇太子看到杨溥此等用心地效命自己,便非常欣赏他。当杨溥休丧假返家守孝的时候,皇太子还特意派遣他去南京任职。

杨溥的仕途不算是很顺畅,他之后遭到汉王朱高煦的陷害而身陷囹圄长达十年,在监狱期间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手不释卷,通览经史,不断地修身养新、提高自己的水平。

明仁宗即位以后,杨溥才从牢中被释放,此后否极泰来,不断升职。明宣宗登基之时,杨溥开始进入内阁处理机务。明英宗在位时,他升任内阁首辅。

当杨溥担任内阁首辅的时候,“三杨”中的杨士奇、杨荣二人已经相继去世,内阁中的事务几乎全靠杨溥一人料理,不仅政务繁重,而且孤立无助,非常需要他人的援手。

杨溥意识到自己年老体弱的身体状况,又深深懂得独木难支的道理。他便决心趁自己尚有余力之时,为朝廷选拔极为能人贤臣,以避免宦官乱政的危机。

奇特的选人之法

明朝废除宰相,皇帝日理万机,力不从心,便仪仗宦官理政,这也使得宦官权力极为膨胀。明英宗时,太监王振受明英宗宠信,权力实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杨溥担忧时局形势,觉得选贤任才、重振朝纲是当务之急。

有一天,杨溥之子杨旦从老家赶往京城看望自己年事已高的老父亲。当杨旦抵达京城的时候,杨溥和他唠了几句家常之后,又漫不经心似地询问他沿途的地方官行事如何,这些人中谁最好而谁又是最差。

杨旦以为父亲只是寻常地聊天,便毫无拘束地一一点评他赴京路途中遇到的这些官员,并特意点名了天台县的范理,说其他地方官盛请款待自己,只有范理对自己的招待非常潦草不上心。

没成想杨溥次日上朝,却向皇帝大力推荐范理,使得他由天台县令升迁成为了德安府的知府,官职总共连升了六级之多。

这件事让大家觉得纳闷,明明杨溥的儿子说了范理的坏话,而杨溥却剑走偏锋地提拔他并帮他升六级,岂不怪哉?

身为四朝元老又担任内阁首辅的杨溥,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受到人们的以礼相待。他的儿子杨旦赴京的一路上凭借着父亲的盛名,地方官们都对他溜须拍马,谄媚至极。

而这天台县的县令范理却并不把杨旦当回事,一如常人地接待杨溥儿子,住宿餐饮的规格十分简陋。言语上也平常待之,并不对杨旦阿谀奉承,百般讨好。

一般人都觉得范理招呼不周,对高官家属过于怠慢。杨溥却对范理心生赏识,认为他是个正直贤良、两袖清风的好官,这才重任他。

事实证明杨溥的确是位慧眼识英才的伯乐,为大明朝挑选出了一位难得的贤才。没有杨溥的任人唯贤的话,范理这个人才可能就在小小的地方上耗尽一生,不能充分施展其才华。

范理传承了杨溥的清廉作风

“三杨”之中,杨士奇以其学者风范著称,杨荣凭借自己的真才博学见长,而杨溥出SE的则是自己的高尚品质。

杨溥为人极其朴实公正,又崇尚廉洁,心无城府。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对同僚们十分谦让,每次上朝的时候,他总是一人顺着墙根慢慢行走,而不是在众人的跟随下大摇大摆地走进大殿。

杨溥并不趋炎附势,才高捧低,即使是对待那些远低于他的小官,他都毫无怠慢之意,总是一视同仁,同等对待。每当大臣们发生争论的时候,他也都是心平气和地充当“和事佬”调解纠纷。

范理受到杨溥的提拔之后,感念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再加上自己由衷地佩服杨溥的品德,便将其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范理担任德安府知府之初,就不愧杨溥的殷切期望,展示出自己刚正不阿、无畏权贵的一面。当地的楚王府护卫霸占了数百家农民的田地,还要求失地农户为其缴税,使得百姓有苦难言。

德安府的历任知府屈服于楚王的Y威而不敢言,任由那些护卫们作间犯科,为害一方。范理上台后,了解到当地的这一祸乱,便立即上奏皇帝,一一列举了楚王如何袒护手下在当地危害百姓的罪责,最终帮助农户们收回田地。

后来范理又升职为南京的工部侍郎,负责修缮南京城。自古以来,修缮工事都是劳民伤财的大事,范理深忧百姓疾苦,为了不加重百姓负担,他并不向百姓集资,而是卖掉了库存的新苇、旧木料和布帛,将所得的万两白银用来修葺南京城。

小有政绩之后,范理又转任负责南京官员的考核贬任一事。此等职位上往往是一个肥差,总会得到官员们的奉承巴结。范理刚直公正,全凭事实考据官员的成绩,完全不收受不义之财而有失公正。

据说很多人劝范理写信感谢杨溥的知遇之恩,范理却义正言辞地说,杨溥身为内阁首辅,为朝廷选拔人才是他分内之事,自己不必特意感谢他。

范理之所以不写感谢信,可能正是想用实际行动表明杨溥当初的眼光无误。他没有用一纸书信而是用为官政绩当作自己对杨溥的报答。等到杨溥过世时,范理才登门吊唁,以示感机。

杨溥和范理俩人并没有见过一面,但他们彼此赏识,怀揣着相似的政治抱负和高尚的道德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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