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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经济、技术、文化、人口等指标，宋朝的实力那是杠杠的。它的弱，在于因制度而导致的效率低下。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央层面，权力分散、过度牵制。

在宋以前，那些强盛的朝代/时期，能臣的作用甚至比帝王更重要。

为人荒唐的齐桓公，有了管仲帮他草持朝政，可以成为春秋首任霸主；战国时期的燕国差点被齐国灭亡，而在请来乐毅主政后，不仅政通人和、国富兵强，还有机会反噬强齐。

至于明君贤臣，那更是盛世的标配，如隋文帝与高颎，唐太宗与房谋杜断和魏征，李隆基与姚崇宋璟张九龄......

这种现象，是古时政治生态中权力分配传统的功劳：皇室作为天下的拥有者，选用宰相为“职业经理人”，赋予其管理政府、协调资源的权力，皇权、相权互相配合、制衡，往往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宋朝前，历朝历代也许会对相权进行拆分，比如，隋朝设左右仆色、唐朝群相制，但宰相对人事、财政、政府管理乃至军事具有总揽全局的权力，这一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但宋朝却不一样。

宋朝也设宰相，专指中书省长官，他只负责行政，其机构也称政事堂。至于军事，则另外归枢密院，宰相无法参与。政事堂、枢密院并称“两府”；

而在过去归属宰相总揽或兼任的财政权，则分别归属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它们相互独立、互不统属；

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向来归属宰相统领的吏部，但宋朝则另外设立了一个考课院，将这一权力侵占。

另外，谏官一职由来已久，他们在以往朝代是专门用来发现、匡正皇帝的言行举止，归宰相管理（在汉代属于九卿，在唐代归门下省）。但在宋朝，谏官的任用权力从宰相转移到皇帝之手，属于单独存在的部门。如此一来，谏官的职责变成了只监督百官、尤其是宰相。

以上转变就造成了这么一种现象：北宋朝廷的军、政、财、人等各项权力分散，且互不统属，如果皇帝本身不够强势、出SE，其他官员想要协调各项资源相当困难。这自然保证了皇权稳固，但同时也带来了权责不明、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王安石变法时就曾试图整合三司、提高效率，但却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谏官的矛头转为盯着百官，加上宋朝“誓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祖训，导致谏官这一岗位出现了“变异”：他们一些人专门盯着百官的MAO病大做文章，甚至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以跟高官唱单调为骄傲。但任何政策都很难保证只有利而无弊，但一些谏官总是以找茬为荣，这就导致朝廷很难办成什么大事、好事，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会流产，这类人“功不可没”。

第二，地方几乎被榨干。

从汉到唐，地方制度较为简单直接，汉代分郡县两级（唐朝为州县），地方长官手握财、政权力，接受中央督查；财政收入一部分归中央、一部分留在地方。这种模式管理简单、职权分明，且地方有余力、有财力自我发展，这就是唐朝在安史之乱中，为何几乎整个河北沦陷、长安洛阳相继失手，朝廷却能拥有反攻且取胜的实力——因为地方也足够强大，每座城池都存有海量的粮食、器械、装备，以至于张巡能够仅凭几千人、背靠小小的睢阳城，就能把十几万叛军牢牢钉在江淮以北。

但万事皆有两面新，各地方的均衡发展，是唐王朝实力强盛、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但这也为中晚唐藩镇割据提供了可能。因此，为了改变这一问题，宋朝创立了另一套制度。

首先是将地方机构复杂化，行政单位分为三级，最高级为路，中级为府/州/军/监，基层为县；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不像汉唐那样只有刺史或观察使，而是分为了帅（军事相关）、漕（转运使，管财政）、宪（司法）、仓（赈灾相关），也就是说，地方官要同时应付四路长官的督查。

其次，宋朝的地方财政收入全部归属中央，其目的跟军事方面类似——强干弱枝，抽调地方的财力，彻底斩断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

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以北宋为例，朝廷抽调全国的财力供养汴京，结果京师一旦被金国拿下，整个王朝几乎瞬间崩盘，地方不具备组织抵抗的实力，只能退往南方、依靠天险才得以苟延残喘。

第三，养兵不但没有强国，反而吸干了国力。

从秦汉到唐，中原王朝的开国模式很一致：首先携初期的优势军事实力对外进攻，给外敌（主要是北方）以有效打击威慑后，减少军队编制、减轻财政压力。

西汉初年，刘邦的尝试虽没成功，但随后果断对外和亲、对内休养生息，待到国力、军力双双恢复后，再由汉武帝对外算总账；唐朝初期，面对强势的东突厥，李世民曾以便桥之盟稳住对手，其后趁对方内部出问题来了个致命一击。

但宋朝却以一种最糟糕的方式开国。

与汉朝的全民皆兵、初唐的府兵制不同，宋朝采取的是募兵制。这种模式其实也有可取之处，职业化的军人，理论上更具战斗力。像当初东晋的北府兵、李隆基年间的几大节度使兵马，都是战斗力强悍的职业军队。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无法持久，大量成年男子常年TUO离生产，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因此，若采取募兵制，就应当抱着尽快摆平敌人的初衷，本着“长痛不如短痛”的原则，短期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高效地解决问题。

但宋朝却不这样。由于失去了地利、对内重文轻武，宋朝无论对辽还是对金，正面战场都打不过；但即使议和，为了对抗对方的威胁，宋朝采取了以数量抵消质量的思路，常年保持着海量规模的军队，巅峰时期的军队达到120多万人（唐朝十大节度使兵马也才49万人，已经被人指责穷兵黩武）；而且军人一旦入伍、终生当兵，带来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因此，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搞笑的现象：宋朝兵员虽多，但却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来预防打仗，结果规模庞大的军队未能解决外患，反而造成了沉重的冗兵问题；军队规模越大，对朝廷的害处反而越大。纵观历史，好像仅有宋朝如此。

总而言之，我们之所以认为宋朝积贫积弱，并不是指它没钱、没实力，而是空有一身本领，却被自身的机制束缚了手脚。不过，也许这就是矫枉过正的代价，宋朝一扫五代十国黑暗的军人当政时期、恢复了文官政治，赵氏兄弟功不可没；但所谓物极必反，任何制度若只看到有利一面，却不注重与时俱进，必定有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