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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好家风,于家是风范,于国为脊梁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司马光告诉人们“《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因为家风是世风之基”。

千年来,我国共出版家风类专著120多部,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宋代朱熹《家训》、晚清曾国藩《家书》……

历史表明:“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

早教利功倍

《颜氏家训》曰:“人生幼小,经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康熙《庭训格言》亦重早教曰:“谕教宜早,弗敢辞劳”。

东汉《国家兴亡与家庭门风》亦倡早教,周朝统治800年,历史最长,倡导从胎教开始传王位,太后听美乐、忌酸辣、和五味,命三官师教太子,成就了周成王。

立志以成事

曾国藩《家书》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其家书家教中,立志之论甚多,强调立志之后,据此求过,自律自勉。

《颜氏家训》亦倡立志教育:“修身齐家,为学治世”。

曾国藩亦以治惰立志教子,《家书》曰:“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一处弛则百处懈”“惰则弛缓”“勤则医惰”,百种弊端,皆由惰生。

立德遗子孙

朱熹《家训》曰:“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朱熹重视道德修身如同“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不可不慎哉!”

司马光《温公家范》亦重德:“贤者居世,以德自显”。

历史上的林家重德,善于教育后代。

林氏后代4人履职宰相,3000人成为进士,皇帝亲自主持殿试201次,林家榜上有名183次,“无林不开榜,开榜必有林”成为家风典范。

后来的《林则徐家训》注重立价值取向之德:“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增其过”。

训俭以示子

司马光《训俭示康》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给司马康的诫子训,说明“俭”和“侈”的必然新,“俭能立名,侈必自败”。

诸葛亮《诫子书》亦崇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朱柏庐《治家格言》亦尚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忠孝以立身

苏轼十岁读《汉书》,慕范滂为忠献身,“范滂对母说:‘儿忠孝不全’,范母说:‘我为儿骄傲’”。

苏轼问母,若我像范滂,您若何?苏母曰:“你成范滂,我即范母。”

《林氏家训家规》亦强忠孝曰:“孝始于事亲、终于报国,移孝以作忠,即显亲以全孝,此为大孝”

“孝为立身大本。若不孝于亲则不能忠于国;必反为社会之蠹虫”。

督学以立本

《列女传·母仪》曰:“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

“昔孟母,择邻处”“昔孟母扞动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蒙学之冠、督学教子、母教之范。

《颜氏家训》亦有督学名典曰:“若能常保书百卷、千载终不为小人。”

告诫子孙“不可骄逸怠惰,整齐门内,门风不坠”。

《颜氏家训·勉学》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烹豕以立信

《韩非子》载: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

妻适市来,曾子衣捕彘杀之。

妻止之:“特与婴儿戏耳。”

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说的是曾参妻携子到市场,其子啼哭,母说归后为子杀猪。

归后,见曾参正要捕猪杀之,妻止之,说与儿戏言,曾参认为不能失信于子,终杀猪以取信。

考山求严实

苏轼着《石钟山记》前,为了辨明石钟山命名的由来,携儿子苏迈到实地考察,写出了传颂千古的美文。

苏轼父子考山喻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与严实相悖!

垂范敕“二代”

《帝范》“求贤、审官、纳谏、崇俭、赏罚、崇文”等十二篇,“帝王之大纲也”。

教育太子为君之道,以身垂范,“安危兴废,咸在此焉”。

汉高祖刘邦《手敕太子》亦是写给“二代”刘盈的敕书:“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刘邦敕“二代”,学范读书用贤治天下。

“宗法”警后世

《包拯家训》载宗法:“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

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刊石,立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亦称开除家籍。

包拯的子孙一直未辱没祖宗,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等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

千年家风“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于家是风范,于国为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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