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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的政局，摆在孝文帝面前的，是对皇权体制的重构。一方面，孝文帝面临维持统治、维护君主权威，以及摆TUO旧势力桎梏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试图更进一步，与南朝争夺汉室正统。所以孝文帝发出了平城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的感叹。

洛阳的文化优势，也成为孝文帝决定以洛阳为都的依据。邺城虽然是后赵、前燕的旧都，但两国从疆域上说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而北魏疆域广大，在孝文帝曾祖太武帝时代，就基本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一、孝文帝的志向

太武帝之后，北魏占据青、齐诸地，边境不断扩大。此时，作为小国旧都的“邺城”已不能满足孝文帝的政治理想。他理想的都城，当能定鼎河洛，以图谋天下。

所以，在群臣劝他迁都邺城时，他持鄙夷态度，非但对高闾不以为然，甚至“颇嫌之”。听了崔光的劝谏，孝文帝立刻表示：“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

由此可知，孝文帝从心理上说鄙夷后赵和前燕。而当孝文帝到洛阳，参观西晋旧址时：“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可知，孝文帝表现出的是对西晋政权的认同感。

这种对邺城和洛阳的不同态度，表现出的是孝文帝的政治取舍，对西晋大一统王朝的认同。逯耀东说，孝文帝取舍洛阳多以其雄心及文化理想。此言得之。

孝文帝在反驳崔光时，还列举了枉人山、列人县、柏人三个地名，对它们甚为忌讳。枉人山，据传为殷纣王杀比干之处。列人县的典故不甚详细，但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后燕建国的慕容农所率领的列人集团，以乌桓为主力，正是起自列人县。孝文帝应该正是从现实政治出发，才对列人县颇为忌讳。至于“柏人”的典故，则出自汉高祖刘邦。

据《史记》记载：“汉八年，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衣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这段史料说的是，赵国贯高等人因赵王张敖受辱而试图刺杀刘邦。

刘邦因厌恶“柏人”地名而去，躲过一劫。孝文帝此时，最怕受制于人，有此言语，正反映了他对‘迫于人’的忌讳。而邺城附近的大族势力，正是他所忌惮的对象。

反观孝文帝在洛阳的态度——“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表现出的，是对洛阳文物的倾慕。所以说，孝文帝在其文化取向中，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考量。他对邺城地名的嫌恶中，包含了对邺城所处政治军事环境的一种思考。孝文帝时代，北魏军事中心的转移，亦是导致孝文帝最终迁都洛阳的重要因素。

二、北魏军事中心的转移与孝文帝迁都

自道武帝天兴元年攻占邺城，掠定河北以来，邺城便正式归于北魏。自此，后燕的统治也趋于崩溃，驻守邺城的大将慕容德移兵滑台。继而，慕容德称帝，建立了南燕政权，疆域在今山东及河南部分地区。此时，邺城处在南燕政权与北魏的前线。

北魏初年，赫连夏、南凉、后秦及后燕残余势力尚存，道武帝虽然积极实行汉化政策，但效果不佳。内政外交的混乱不堪，使得北魏无暇南进。道武帝对南方采取守势，邺城驻有重兵，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

明元帝永兴二年，东晋刘裕击破南燕，青齐诸地从此归东晋管辖。此时，邺城又成为东晋和北魏对峙的地方。北魏统治渐趋稳定，明元帝在粮荒时意图迁都邺城。在崔浩的极力劝说下，方才作罢。明元帝晚年，将政事交由其子拓跋焘处理，而自身则致力于北伐的事业。此时，南北双方军事实力处均衡状态，并无大规模战争。

泰常八年，明元帝病死，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太武帝时期，北魏逐渐强盛。太武帝先是致力于平定北方，将赫连夏、北凉、北燕灭掉，最终于太延五年基本完成北方统一。太武帝晚年，先后数次大规模讨伐刘宋，占据滑台、虎牢等重镇。

自此，奠定了南北朝北强南弱的格局。不过，直到太武帝去世，北魏南部疆域拓展不大，邺城以南的青、齐之地一直掌握在刘宋手中。因而，邺城始终处于双方对峙的前方。

太武帝在位时，也多次于邺城附近巡行。太武帝死后十余年，南北双方并无大规模战争发生，其边界也处在淮北。洛阳所处的河洛一带，成为反复争夺的目标，战乱不堪。此时，邺城仍旧是迁都的首选。

献文帝时代，天安年间筹划南伐；到皇兴三年，北魏趁刘宋皇室内斗之机，出兵一举占领青、齐诸地。此后，又设立平齐郡，采取迁徙豪强等措施，青、齐诸地渐趋稳定。此时，南北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北魏边界大幅度向南推移，南北主战场也从淮北南移到淮南。洛阳所处的河洛之地，己成为北魏腹地。同时，随着疆域的扩大，邺城彻底远离前线。因而，其对外征战地位降低，境内军事统治成为主要功能。

孝文帝亲政后，试图吞并南朝。而对南伐最有利的地区，就是洛阳所处的河洛一带。因此，在孝文帝亲政前已然完成的军事重心的南移，给孝文帝时代政治中心的南迁提供了依据。政治中心的转移，对当地所带来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对河南之地造成最大的影响之一，是荥阳郑氏的崛起。

三、荥阳郑氏的崛起——北魏军事中心转移的证据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对荥阳郑氏的宗族请况作了梳理，指出荥阳郑氏在东汉初年成为大族，魏晋时却逐渐没落。待北魏建立后，与河北大族的显赫相比，郑氏直到孝文帝前期，一直被排斥于上层统治集团之外。

荥阳郑氏在当地有着强大的宗族基础，但在北魏前期，河洛一带是南北双方的交战之地，其地理位置不受重视。北魏从建国始，直到太武帝时代，其用兵的重点仍然在兼并各北方割据政权上。因此，荥阳郑氏在北魏政权中的地位，难以和崔、卢、李、王等几大家族相比。

在北魏初年的几次人才征召中，并未见有征召荥阳郑氏为官的记载。高允作《征士颂》，列举了太武帝点名征召的三十四人，他们出身各异，有雁门、广宁、上谷等边远地区出身者，唯独不见荥阳郑氏乃至河洛一带出身者。

荥阳郑氏在北魏政权的崛起，是自郑羲开始的。郑羲是曹魏将军大将郑浑的八世孙。其曾祖郑豁，官至后燕慕容垂太常卿。父亲郑晔，并无官职。郑羲因受出身赵郡李氏的尚书李孝伯赏识，娶其女，进入仕途。天安初年，正值北魏开始筹划攻占青、齐，平定淮北之际。献文帝派遣殿中尚书元石到淮汝一带安抚民众，命郑羲参军；这是郑羲崭露头角的开始。

此后，在平定淮北中，郑羲因功迁至中书侍郎。孝文帝延兴初，阳武人田智度反叛。郑羲以“河南民望，为州郡所信”，奉命安抚。结果，“旬日之间，众皆归散”，叛乱很快平定。献文帝、冯太后与孝文帝看重的，是郑羲在荥阳一带，乃至河南地区的威望。这也是献文帝遣他南伐的重要原因。郑羲与宠臣李冲结为姻亲，冯太后又为孝文帝纳其女为嫔。郑羲官至安东将军、西兖州刺史，封南阳公。

北魏迁都洛阳后，荥阳郑氏高官辈出。据陈爽总结，郑氏自太和以后，官至郡守、刺史的至少17人。而且，他们任官的州郡，大多在河南及青、齐诸州。这是北魏统治者的刻意安排，凭借荥阳郑氏的社会影响及声望，以巩固在地方的统治。应当指出的是，荥阳郑氏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北魏政治中心由平城转移到洛阳的结果。

这与太武帝大规模征召人才时，雁门边地尚有3人是一个道理。但郑羲在建功立业之时，北魏尚未有迁都洛阳的打算。可以说，荥阳郑氏伴随着北魏军事重心转移而崛起。而军事重心的转移，最终促成了北魏政治中心的转移，那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事件。

荥阳郑氏由式微到崛起，显现出北魏军事重心的转移。期间，经历了从北到南的转移过程。淮北的青、齐诸州陆续平定后，在孝文帝兼并南朝、统一天下的志向下，邺城军事地位下降，河洛一带军事地位上升。若以洛阳为都，则对北魏统筹调拨兵力提供了便利。

孝文帝在洛阳以东的洪池泛舟时，就对李冲说：“朕衣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这不仅说明孝文帝的目标是统一天下，也说明河洛一带对南伐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此前的军事重镇邺城，相对于河洛一带的军事优势不再。加之洛阳特有的文化优势，孝文帝最终放弃邺城，选择洛阳，也便顺理成章了。

总结

孝文帝为什么放弃经营已久的邺城而选择一片荒芜的洛阳？在孝文帝有了迁都打算时，首先考虑的两个地点分别是河北邺城与河南洛阳。自北魏建国以来，历代关于迁都的朝议看，邺城是北魏前期历代君主迁都的理想地点。

到孝文帝时期，北方门阀大族势力不断发展，北魏的军事重心也逐渐南移。邺城由军事前线转变为北魏的腹地，洛阳则成为新的军事重镇。相对于洛阳，邺城的优势不再。加之特有的文化优势及巨大的可流入人口承载量，洛阳理所当然地成了孝文帝迁都的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