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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军事格局的转变为孝文帝迁都洛阳提供条件

北魏时期的政局,摆在孝文帝面前的,是对皇权体制的重构。一方面,孝文帝面临维持统治、维护君主权威,以及摆TUO旧势力桎梏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试图更进一步,与南朝争夺汉室正统。所以孝文帝发出了平城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的感叹。

洛阳的文化优势,也成为孝文帝决定以洛阳为都的依据。邺城虽然是后赵、前燕的旧都,但两国从疆域上说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而北魏疆域广大,在孝文帝曾祖太武帝时代,就基本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一、孝文帝的志向

太武帝之后,北魏占据青、齐诸地,边境不断扩大。此时,作为小国旧都的“邺城”已不能满足孝文帝的政治理想。他理想的都城,当能定鼎河洛,以图谋天下。

所以,在群臣劝他迁都邺城时,他持鄙夷态度,非但对高闾不以为然,甚至“颇嫌之”。听了崔光的劝谏,孝文帝立刻表示:“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

由此可知,孝文帝从心理上说鄙夷后赵和前燕。而当孝文帝到洛阳,参观西晋旧址时:“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可知,孝文帝表现出的是对西晋政权的认同感。

这种对邺城和洛阳的不同态度,表现出的是孝文帝的政治取舍,对西晋大一统王朝的认同。逯耀东说,孝文帝取舍洛阳多以其雄心及文化理想。此言得之。

孝文帝在反驳崔光时,还列举了枉人山、列人县、柏人三个地名,对它们甚为忌讳。枉人山,据传为殷纣王杀比干之处。列人县的典故不甚详细,但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后燕建国的慕容农所率领的列人集团,以乌桓为主力,正是起自列人县。孝文帝应该正是从现实政治出发,才对列人县颇为忌讳。至于“柏人”的典故,则出自汉高祖刘邦。

据《史记》记载:“汉八年,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衣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这段史料说的是,赵国贯高等人因赵王张敖受辱而试图刺杀刘邦。

刘邦因厌恶“柏人”地名而去,躲过一劫。孝文帝此时,最怕受制于人,有此言语,正反映了他对‘迫于人’的忌讳。而邺城附近的大族势力,正是他所忌惮的对象。

反观孝文帝在洛阳的态度——“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表现出的,是对洛阳文物的倾慕。所以说,孝文帝在其文化取向中,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考量。他对邺城地名的嫌恶中,包含了对邺城所处政治军事环境的一种思考。孝文帝时代,北魏军事中心的转移,亦是导致孝文帝最终迁都洛阳的重要因素。

二、北魏军事中心的转移与孝文帝迁都

自道武帝天兴元年攻占邺城,掠定河北以来,邺城便正式归于北魏。自此,后燕的统治也趋于崩溃,驻守邺城的大将慕容德移兵滑台。继而,慕容德称帝,建立了南燕政权,疆域在今山东及河南部分地区。此时,邺城处在南燕政权与北魏的前线。

北魏初年,赫连夏、南凉、后秦及后燕残余势力尚存,道武帝虽然积极实行汉化政策,但效果不佳。内政外交的混乱不堪,使得北魏无暇南进。道武帝对南方采取守势,邺城驻有重兵,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

明元帝永兴二年,东晋刘裕击破南燕,青齐诸地从此归东晋管辖。此时,邺城又成为东晋和北魏对峙的地方。北魏统治渐趋稳定,明元帝在粮荒时意图迁都邺城。在崔浩的极力劝说下,方才作罢。明元帝晚年,将政事交由其子拓跋焘处理,而自身则致力于北伐的事业。此时,南北双方军事实力处均衡状态,并无大规模战争。

泰常八年,明元帝病死,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太武帝时期,北魏逐渐强盛。太武帝先是致力于平定北方,将赫连夏、北凉、北燕灭掉,最终于太延五年基本完成北方统一。太武帝晚年,先后数次大规模讨伐刘宋,占据滑台、虎牢等重镇。

自此,奠定了南北朝北强南弱的格局。不过,直到太武帝去世,北魏南部疆域拓展不大,邺城以南的青、齐之地一直掌握在刘宋手中。因而,邺城始终处于双方对峙的前方。

太武帝在位时,也多次于邺城附近巡行。太武帝死后十余年,南北双方并无大规模战争发生,其边界也处在淮北。洛阳所处的河洛一带,成为反复争夺的目标,战乱不堪。此时,邺城仍旧是迁都的首选。

献文帝时代,天安年间筹划南伐;到皇兴三年,北魏趁刘宋皇室内斗之机,出兵一举占领青、齐诸地。此后,又设立平齐郡,采取迁徙豪强等措施,青、齐诸地渐趋稳定。此时,南北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北魏边界大幅度向南推移,南北主战场也从淮北南移到淮南。洛阳所处的河洛之地,己成为北魏腹地。同时,随着疆域的扩大,邺城彻底远离前线。因而,其对外征战地位降低,境内军事统治成为主要功能。

孝文帝亲政后,试图吞并南朝。而对南伐最有利的地区,就是洛阳所处的河洛一带。因此,在孝文帝亲政前已然完成的军事重心的南移,给孝文帝时代政治中心的南迁提供了依据。政治中心的转移,对当地所带来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对河南之地造成最大的影响之一,是荥阳郑氏的崛起。

三、荥阳郑氏的崛起——北魏军事中心转移的证据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对荥阳郑氏的宗族请况作了梳理,指出荥阳郑氏在东汉初年成为大族,魏晋时却逐渐没落。待北魏建立后,与河北大族的显赫相比,郑氏直到孝文帝前期,一直被排斥于上层统治集团之外。

荥阳郑氏在当地有着强大的宗族基础,但在北魏前期,河洛一带是南北双方的交战之地,其地理位置不受重视。北魏从建国始,直到太武帝时代,其用兵的重点仍然在兼并各北方割据政权上。因此,荥阳郑氏在北魏政权中的地位,难以和崔、卢、李、王等几大家族相比。

在北魏初年的几次人才征召中,并未见有征召荥阳郑氏为官的记载。高允作《征士颂》,列举了太武帝点名征召的三十四人,他们出身各异,有雁门、广宁、上谷等边远地区出身者,唯独不见荥阳郑氏乃至河洛一带出身者。

荥阳郑氏在北魏政权的崛起,是自郑羲开始的。郑羲是曹魏将军大将郑浑的八世孙。其曾祖郑豁,官至后燕慕容垂太常卿。父亲郑晔,并无官职。郑羲因受出身赵郡李氏的尚书李孝伯赏识,娶其女,进入仕途。天安初年,正值北魏开始筹划攻占青、齐,平定淮北之际。献文帝派遣殿中尚书元石到淮汝一带安抚民众,命郑羲参军;这是郑羲崭露头角的开始。

此后,在平定淮北中,郑羲因功迁至中书侍郎。孝文帝延兴初,阳武人田智度反叛。郑羲以“河南民望,为州郡所信”,奉命安抚。结果,“旬日之间,众皆归散”,叛乱很快平定。献文帝、冯太后与孝文帝看重的,是郑羲在荥阳一带,乃至河南地区的威望。这也是献文帝遣他南伐的重要原因。郑羲与宠臣李冲结为姻亲,冯太后又为孝文帝纳其女为嫔。郑羲官至安东将军、西兖州刺史,封南阳公。

北魏迁都洛阳后,荥阳郑氏高官辈出。据陈爽总结,郑氏自太和以后,官至郡守、刺史的至少17人。而且,他们任官的州郡,大多在河南及青、齐诸州。这是北魏统治者的刻意安排,凭借荥阳郑氏的社会影响及声望,以巩固在地方的统治。应当指出的是,荥阳郑氏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北魏政治中心由平城转移到洛阳的结果。

这与太武帝大规模征召人才时,雁门边地尚有3人是一个道理。但郑羲在建功立业之时,北魏尚未有迁都洛阳的打算。可以说,荥阳郑氏伴随着北魏军事重心转移而崛起。而军事重心的转移,最终促成了北魏政治中心的转移,那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事件。

荥阳郑氏由式微到崛起,显现出北魏军事重心的转移。期间,经历了从北到南的转移过程。淮北的青、齐诸州陆续平定后,在孝文帝兼并南朝、统一天下的志向下,邺城军事地位下降,河洛一带军事地位上升。若以洛阳为都,则对北魏统筹调拨兵力提供了便利。

孝文帝在洛阳以东的洪池泛舟时,就对李冲说:“朕衣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这不仅说明孝文帝的目标是统一天下,也说明河洛一带对南伐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此前的军事重镇邺城,相对于河洛一带的军事优势不再。加之洛阳特有的文化优势,孝文帝最终放弃邺城,选择洛阳,也便顺理成章了。

总结

孝文帝为什么放弃经营已久的邺城而选择一片荒芜的洛阳?在孝文帝有了迁都打算时,首先考虑的两个地点分别是河北邺城与河南洛阳。自北魏建国以来,历代关于迁都的朝议看,邺城是北魏前期历代君主迁都的理想地点。

到孝文帝时期,北方门阀大族势力不断发展,北魏的军事重心也逐渐南移。邺城由军事前线转变为北魏的腹地,洛阳则成为新的军事重镇。相对于洛阳,邺城的优势不再。加之特有的文化优势及巨大的可流入人口承载量,洛阳理所当然地成了孝文帝迁都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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