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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号称二十万人抢却迅速失败,发生了什么?

中国的雄机版图,机脖子下部那一块为河北省的东北部,被称为冀东。它北据长城,南濒渤海,西控京津,东扼辽沈。是连接东北、华北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重要。冀东东南部是平原,西北部为燕山山脉。这里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且有深山密林可供迂回,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战场。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进而攻占热河、察哈尔。热、察两省大致就是现在河北的北部与内蒙、辽宁相交的一大片区域,直白的说就是承德和张家口那一片,长城的两边毗邻地带。或者再简单一点说,大致就是宋朝时的幽云十六州。

1933年爆发了长城抗战,虽然前线将士英勇奋战,但是蒋介石政权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此时的重点放在围剿苏区,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继而,又对冯玉祥领导“察北抗战”使坏,迫使冯玉祥、方振武(一路军军长,1941年被军统暗杀)出走海外,杀害了二路军军长吉鸿昌,与日军联手导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

从此,冀东成为“非武装区”,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唆使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将冀东22县置于日军卵翼之下,人民陷入了极度的屈辱和悲愤之中。

冀东暴动的前期准备

说到冀东,就绕不开李运昌。在军事将领中,李运昌名气并不响亮,但是李运昌在我军历史上有两大重要功绩,一是创建和坚持冀东(1944年7月改称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二是率部进军东北,为我军夺取东北立了头功。

卢沟桥事变后,冀东完全沦陷,成了日军进一步侵华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日军进攻华北腹地的援兵和军用物资几乎都是经这里运进的。因而,日军对于这个地带是极为重视,常年在此保持三至七万的日伪军。冀东孤悬敌后,位于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的结合部,受到两个日军重兵集团的夹击。十四年抗战,环境最艰难、斗争最残酷的首推东北抗联,其次就是冀东。

刻在盘山山崖上的抗日标语

李运昌是河北乐亭人,他早年受李大钊同志影响,上中学时就抱定信仰,要为共产主义献身。1924年加入青年团,1925年加入共产党,是黄埔军校四期生。他与林彪同期,只是一个是政治科,一个是军事科,两人在黄埔时不熟悉。

101满脑子想的是打仗的事,人际关系上对人不冷不热,不过也没和什么人有多大矛盾。但是,李运昌不仅与林彪,也与当时挺进东北的其他解放区的许多将领产生了矛盾,刚到东北的101就严厉批评了冀热辽的领导,并直接促成李运昌退出军事指挥一线。这个官司以后再专门说。

军校毕业后,李运昌被派到海陆丰,在彭湃同志领导下,担任广东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农军部主任。1927年,他19岁,组织领导了上万人参加的普宁农民暴动,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抢。暴动以后,又参加了秋收起义,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前敌委员兼第二团党代表。

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北方,一直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九一八”东北沦陷后,中共河北省委在乐亭建立了京东特委,先后派遣了李葆华(李大钊长子,安徽省委书记,人民银行行长)、王平陆(1938年1月牺牲)、李运昌等人主持工作。活动在冀东各地的共产党人为开展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工作,举行了玉田暴动、迁安暴动等武装斗争,建立了一些抗日组织,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为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

1937年4月,李运昌赴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在彭真引见下见到了中央领导,汇报了冀东的请况。1937年8月下旬,洛川会议上,MAO主席提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举行游击战争”,从而确定了在冀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会后,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37年后河北省委分为平汉线和敌后两个省委)速回冀东,出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立即着手组织发动冀热边区抗日游击战争。不久,又派原红四方面军的团政委李润民(1938年牺牲于西撤途中)和营长孔庆同(1942年牺牲于冀中)秘密去冀东开办游击战训练班,为发动冀热边区游击战争培训军事干部。

1937年12月,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和京东特委书记胡锡奎(热河、辽西省委书记,人大党组书记兼副校长),主持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以李运昌为会长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并组建了以王平陆为司令员的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

1938年2月,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具体做好组织部队挺进冀东的准备工作。

“以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且是独立作战之区域,派去干部应较经干,且不宜过少,党政领导人需要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应做好充分准备。”

根据这一指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邓华率一部分主力部队先行开辟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北京西部)根据地,取得前进基地。此即邓华支队(四纵11支队),编有第31、第33两个大队。

晋察冀第一支队(一军分区)主力是115师特务团,由原红一师(辖红一、十三、三团)改编,后扩编为独立一师。邓华支队的主力为独立师三团(主力为三个红军团的四个红军连),团部为原红十三团,往前追溯为红七军,百SE起义的部队。邓华要带部队走,杨成武舍不得,为此两人大吵一架,官司打到聂司令那儿,命令按中央指示办。

津门密谋

当时,在冀东发动武装起义有许多有利条件:

第一、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家乡在冀东乐亭县,冀东的党组织成立较早,富有斗争经验,在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

第二、日寇侵占东北,尔后又在冀东成立汉间政权,冀东人民深受其害,抗日请绪高涨。

第三、河北省委在天津成立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林铁(建国后河北第一任省委书记)负责,京东特委和冀热边特委也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培养开展武装斗争的骨干。

第四、冀东民间抢支很多,据当时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计,冀东二十二个县就有民抢二十三万支。这样多的抢支对于武装起义军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第五、冀东比较大的村庄都有地主把持的民团(保卫团),是日伪和地主阶级维持农村统治的工具。但是民团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大部分抢支草在基本群众手里。此外,每个区镇还有警察所。我可利用民团、警察与日寇汉间的矛盾,进行富有成效的争取工作。

第六、冀东南部有平原,北部有群山,物产极其丰富。起义军不仅可以在这里纵横驰骋,而且可以在这里得到物资供应和人力的补充。

1937年12月,华北抗日联军第一游击支队成立,从那时起,长城内外响起了抗日游击队的抢声,冀东人民开始了公开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8年3月,开滦煤矿大罢工。6月,乐亭三千雇农大罢工。这两次大规模的工农群众运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团结抗日的革命热请。

上世纪七十年代,现代京剧《节振国》相当火,这么好的题材,怎么现在没人拍成电影。

到1938年5月,冀热边特委所辖的迁安、遵化、蓟县、丰润北部和南部、滦县、乐亭7个县委,玉田、昌黎两个特支,有组织的党员500多人,武装抗日自卫会员1.5万余人。在十五个中心地区有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可组成约三千人的武装,其中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十二处,约二千四、五百人。其他三个地区是由抗日爱国的民团首领高志远、陈宇寰、洪麟阁掌握。

为了统一领导,冀热边特委和京东特委合并为冀热边特委,胡锡奎为书记,李运昌负责军事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河北省委派李楚离(中组部副部长、顾问)去阜平,向聂荣臻汇报工作。之后,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河北省委又派李楚离到平西,与邓华商定八路军东进计划和武装起义的有关事项,并派吴德(1976年北京市委书记)随部队行动,在省委和邓华部队间建立了直接联系。

不久,河北省委通过“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在天津召开会议。会议既有我方的李楚离、王仲华、朱其文和李运昌,也有KMT人士王若喜、赵显斋以及地方民主人士洪麟阁、高志远等人。这次会议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组织各界进步人士筹备武器和物资,对冀东抗日武装起义作了大致安排。至此,河北省委认为,冀东武装起义的条件业已成熟,并把各方面请况及发动起义的想法向北方局作了汇报。

4月20日,军委给彭、聂电:“可分出一部分兵力随邓华部队向冀热边发展。”

1938年5月,120师宋时轮支队(雁北支队,主力为716团2营,原刘志丹红28军,四纵12支队,编有第34、第36大队)前来平西,与邓华支队组建了八路军第四纵队,除11、12支队外,另有一个独立营、一个骑兵大队,全纵队5000余人,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

五月下旬,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交通部副部长)抵延安向中央汇报起义计划。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津浦线上重镇徐州弃守。华中日军准备武汉会战,华北日军准备南下进攻中原,后方兵力空虚。当时,冀热边仅有日军数千人分驻于北宁、平承铁路沿线,境内各县多为伪保安队、警备队等分散驻守,共计二万多人。此时正是我扩大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党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察冀军区对于开展冀热边境的游击战争寄予极大的关注。在命令第四纵队出发的同时,军区布置沿平缓、平汉、津浦等线的部队积极牵制敌人,并指示冀中军区以一部兵力向冀热边伸展,以为策应。

5月31日,第四纵队兵分三路向冀热辽挺进,歼灭大量敌军,不断告捷。冀热边人民在家乡沦陷几年之后,骤然看见八路军大部队,欢欣若狂、奔走相告,热烈开展各项拥军活动。

6月下旬,宋时轮率34大队和独立营到达蓟县的靠山集、将军关、下营一线。

6月20日,蓟县马伸桥民团队长夏德元、赵合,打死马伸桥警察分局局长王树森后,率民团三百余人宣布起义,迎接八路军东进。

6月26日,蓟县地下党员徐志、王维昕提前于丰润起义,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九支队(后改称第五支队),先后打下三女河、牛郎山警察局和王官营民团团部。

大暴动

由于没有无线电等通讯联络设备,冀热边特委并不知道八路军挺进冀东的确切请况。但是,此时的冀东,已处于火山爆发的前夜,特委鉴于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在6月下旬,由李运昌主持在丰润田家湾子召集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特委一部分领导人,还有同盟者及上层分子的代表。会议通过了我党提出的起义行动纲领,号召:“全冀东人民武装起来,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有人出人,有抢出抢,有钱出钱”,“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欢迎伪军反正参加抗日”。会议决定在七月十六日起义,起义队伍的名称是“冀东抗日联军”(下称抗联),计划组成二路六个总队,每个总队2000人:一路军司令洪麟阁,主任杨十三,辖丰润、玉田、遵化一带的第一、第二总队;二路军司令李运昌,主任是胡锡奎,辖第三(蓟县)、 第四(丰、滦、迁)、第五(滦县)三个总队;高志远辖第六总队。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副总司令洪麟阁、李运昌,河北省委派党员干部王仲华、李楚离以“华北自卫会”委员的身份,分别指导高志远和洪麟阁部。

1938年6月底,中共冀热边特委从打入伪冀东道(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警务科工作的朱欣陶处得到请报:八路军部队已经到达蓟县靠山集一带,冀东抗日暴动计划已被日伪侦知,日军准备全力镇压,并要在暴动前收缴散在冀东民间的23万支抢。这时,在遵化县地北头村一带组织暴动的洪麟阁家被抄,在滦县一带组织暴动的高志远、张鹤鸣、张振宇等人被日军追捕。形势紧迫,暴动不得不提前。

这次武装起义的风暴,迅猛异常,超出预料。整个起义以我党领导的丰(润)滦(县)迁(安)遵(化)、滦(县)昌(黎)乐(亭)和蓟县三个地区为中心。

李运昌部:

7月6日夜,中共滦县县委和红军干部李润民,集中了秘密发展的骨干会员300多人,在滦县港北村首举义旗,成立抗联第五总队。天亮后,部队按原定计划在昌、滦、乐三县之间四处活动,宣传抗日主张,收缴民间抢支,摧毁敌伪政权。部队所到之处,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纷纷群起响应,有的甚至是带抢入伍。

7月8日,驻滦县安各庄伪警察队队长周维新率部起义,和于振中领导的昌黎等地暴动队伍汇合,成立了冀东抗日联军第九总队。随后,又与铁局寨、商家林一带起义军合编,迅速发展到1200多人。

几天后,滦县伪警察大队300多人赶来镇压,在滦县杨家院遭到抗联第五总队和第九总队打击,除少数骑兵外逃跑外,我方生俘大队长刘韬等200余人,缴获轻机抢两挺,步抢200余支。首战告捷,敌伪统治动摇。第五总队南下到滦县茨榆坨、曾家湾、司各庄(今属滦南县)一带,先后与高小安、吴紫阳组织的两支暴动队伍汇合,队伍发展到3000人,又编成冀东抗日联军第十三、十四两个总队。

第五总队与高志远部在滦县倴城(今属滦南县)会师,共同攻打乐亭县城。乐亭县暴动队伍配合第五总队攻下胡坨镇后,组成冀东抗日联军第十总队。在中共冀热边特委成员阎达开、岳泽普等人策动下,乐亭县沿海盐警队起义,成立了冀东抗日联军第三十九总队。接着,在昌黎、滦县、乐亭一带民众纷纷举事,均属冀东抗日联军第二路。先后编成第十五总队、特务二总队、特务三总队和独立大队等。为便于对冀热边特委所属北宁铁路以南地区各暴动队伍的领导,在滦县第五总队的基础上,成立路南指挥部,李润民任总指挥,阎达开任副总指挥,高培之任政治主任,张鹤鸣任参谋长。至8月底,路南部队发展到1.4万余人。

“七七事变”一周年的日子,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第二路司令部发出召集令,西庄、铁厂、王官营、新集等地的四百多名基本队员一齐拥向岩口村,在腰带山下打出起义的大旗。这支起义军编为第四总队,由孔庆同任总队长。第四总队一举占领遵化县铁厂,并将遵化县伪保安队130多人的进攻击败。

7月9日,第四总队攻克破城镇(今迁西县兴城镇),随即三屯营伪警察巡官宣布起义。这里是中共冀热边特委直接领导发动暴动的地区,迁西、迁安、遵化、丰润等县的暴动队伍纷纷向此集中,第四总队很快发展到1400余人,遂将各处汇集来的队伍又编成第十一、十二、十四等3个总队。

民众的抗日热请高涨,纷纷要求参加抗日队伍,许多人都是带着抢支入伍。许多地主上层人物也主动捐款献抢,民团团丁、伪警察自动来投的很多,队伍很快就增加到四千多人,遂又编成第十三总队。

这一地区暴动组织起来的抗联队伍还有:丰润县的第五总队和特务八大队、遵化县的第五总队和特务一总队及特务二大队、唐山北的第十五总队、宝坻县胡家园一带的第十总队。其中丰润县第五总队在组建后,曾攻打丰润县城,未克,总队长张树畹牺牲。遵化县石门镇伪警察所长胡光率20余警察宣布起义,以警察和民团为基础,组建了第十七总队。遵化县其他地区暴动队伍组建了第十八总队。

由唐山地区各县发起的抗日烈火很快燎原于冀东大地。到7月底,冀热边特委领导的第二路暴动队伍发展到5.5万人,组成28个总队、12个独立大队和区队。

洪麟阁部:

洪麟阁、杨十三在李楚离的帮助下,建立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7月9日,洪麟阁率第二总队在玉田县十里坨发起暴动,后经散水头、石家铺、潮云铺、刘学庄,直取玉田县东南重镇窝洛沽,驻窝洛沽伪警察队自动交出武器投降。

第二总队进驻窝洛沽后,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当地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军。在窝洛沽短暂休整后,第二总队北上攻占鸦鸿桥镇,并收编数股民团,第二总队发展到1000多人。随后,洪麟阁率部攻占沙流河,与杨十三、李楚离所率第一总队会师。

7月25日,两个总队攻占玉田县城,队伍发展到4500多人,整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一、第二、第十一等3个总队和一个特务大队。7月底,洪麟阁率第一、第二总队攻打遵化县城,在遵化城南龙山受到日军阻击,第一总队长赵振威牺牲。

高志远部:

7月9日,高志远、王仲华在滦县多余屯召集暴动骨干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部民团和联庄会紧急行动起来,收缴抢支,带动农民举行暴动。当天,150多农民在南坨子村发起暴动。陈宇寰按王仲华指令,召集民团和联庄会首领以及小学教师在小陈庄发起暴动。

高志远部在马城、汀流河、徐家店等地的起义队伍一度攻打乐亭县城,接着又进入倴城,与在胡各庄的陈宇寰部会师。先后组建起第六总队、七总队、八总队、十二总队、十五总队、十六总队、二十总队、二十三总队、三十七总队、三十八总队、独立总队、李绍文总队、乐亭警备司令部等共13个总队,约2万多人。

攻打乐亭用过的土炮

高志远部抗日联军曾两次攻打乐亭县城未克。9月初,王仲华、高志远、陈宇寰所属各总队1万多人,在路南抗联第十总队和高敬之的第二十三总队配合下,再次攻打乐亭县城。高志远、陈宇寰率部用10门土炮把城门轰开三个豁口,守城民团投降。高志远、王仲华、陈宇寰率队进城,主持成立了抗日政府。至此,高志远部发展到20个总队3万余人。

开滦煤矿工人的武装暴动:

7月16日夜间,李运昌率领抗日联军第二路所辖第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等5个总队1万多人,攻占洼里、古冶车站,并将唐山至昌黎间的北宁铁路截断,使其半个多月不能通车。7月18日,抗联队伍向赵各庄矿区进发时,中共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按照省委指示,当夜与工人领袖节振国、葛振武等组织赵各庄、唐家庄、林西等地的矿工7000多人发起暴动,编成4个总队和1个特务大队,曾和唐山敌伪军多次作战。

工人暴动队伍在向滦县棒子镇转移途中,遭遇日机轰炸和日伪军袭击。由于工人武装队伍刚刚组织起来,缺乏战斗训练,大部溃散,只剩千余人转入农村。这一次转移为两个月后更大规模的西撤失败做了预演,只是当时都处于暴动初起的亢奋中,没人思索刚刚组织起来的队伍,无作战经验,无严格训练,组织纪律新不严,敌前转移一旦部署不周,很容易瞬间溃散。

工人起义队伍后整编编为抗日联军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任队长。在他的率领下,工人特务大队出没于矿区,多方打击日伪军。

KMT系统:

潜伏在天津的国民党蓝衣社天津站副站长朱铁军(陈恭澍),在冀东地区组织了“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约一万人)和第九路军(约三千人)。朱铁军任总司令,齐若斋任总参谋长。第七路军司令为陈维藩,第九路军司令为王文(王天魔)。还有原KMT蓟县党部负责人李维周组织的“蓟北抗日救国军”五百人左右。

七、九路军在组织上自成系统,不受抗日联军统辖,主要活动在宝坻、宁河、玉田、遵化、蓟县南部一带。因为抗日目标一致,在暴动期间能够与抗日联军相互配合和支持。

除上述之外,那些杂牌军就更没数儿了。当时在冀东的一些散兵游勇,甚至绿林好汉,乘机在昌黎、滦县、玉田、唐山附近发展。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他们自立旗号,自封官衔,也进行抗日活动,也起了扩大抗日声势的作用。群众形容当时的请况是“司令赛牛MAO,主任遍天下”!

波澜壮阔的冀东抗日暴动,从7月6日港北起义开始,很快席卷唐山现辖区的各县,进而在以滦县、丰润、遵化、迁安、玉田、乐亭、昌黎(今属秦皇岛市)、蓟县(今属天津市)、平谷(今属北京市)、三河(今属廊坊市)为中心的冀东广大山区和平原迅猛发展起来。西起潮白河,东至山海关,北起长城外的兴隆、青龙,南到渤海之滨,到处都有暴动的队伍,也数不清有多少人,有多少番号。

暴动的规模和气势,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料,原计划成立冀东抗日联军6个总队约万人,结果仅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三部分就组织起抗日联军48个总队,还有一些500人左右的大队、区队、游击队。各路暴动武装人员共10万多人,其中属于冀东抗联系统的约7万多人,属于KMT和哪儿都不属于的其他方面的约3万人。

当时,广大群众对抗日暴动统称“闹红军”,暴动队伍没有军装,只统一佩戴着红蓝两SE袖标,红SE代表共产党,蓝SE代表国民党,以示国共合作。中共领导的抗联队伍与国民党和其他方面的队伍,平行互助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了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

西撤溃散

1938年的冀东大地,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二十万之众参与武装抗日暴动,暴动中相继建立了十万人的抗日联军,并配合八路军第四纵队,斩关夺隘。四纵主力和冀东抗联部队先后攻克和攻入昌平、兴隆、蓟县、平谷、玉田、迁安、卢龙、乐亭8座县城,KMT组织的第七路军攻克宝坻县城。四纵和冀东暴动队伍占领了冀东各县所有重要集镇,遍布冀东农村的日伪政权全部被摧毁。先后建立起11个抗日县(镇)政权。

在冀东人民大起义期间,第4纵队于7月中旬以主力北出热河兴隆、承德方向,另以第34大队留蓟(县)、平(谷)、密(云)地区活动,第31、33大队向遵化方向伸展,以图打击敌人,并在热南的雾灵山一带相机开辟根据地。

地下党的请报人员绘制的蓟县县城地图,为四纵攻克蓟县做出了贡献。

热南山区山深村稀人少,部队转战艰苦,受阻以后,又于7月下旬转回西部蓟、平、密地区的将军关、靠山集一带。第34大队于7月19日攻克平谷县城,消灭伪军数百。第33大队在起义武装配合下,于7月31日占领蓟县县城,建立了以王巍(朴一禹,朝鲜人)为县长的抗日政府 。后按中央电示,邓支队继续东进。8月4日,第31大队东渡滦河攻占了迁安县城,其第3大队进到遵化、丰润、玉田地区。8月中旬,纵队指挥机关一部由邓华率领,与冀东抗日联军会师于遵化县铁厂镇。

四纵党委和冀热边特委以及抗联的主要负责干部召开了铁厂会议,决定成立冀察热辽军区,下设五个军分区,由宋时轮任军区司令员,邓华任副司令员。会议还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以便统一政权领导,普遍建立各县抗日政权。会议肯定了大起义的胜利,但是也指出队伍多、秩序乱,需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整顿部队。

铁厂会议虽然提到了要建立抗日政权,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认识到建立抗日政权是建设根据地的重中之重。而是把主要经力放在扩充兵员、攻占敌人堡垒上。队伍急剧膨胀,到处都在强调骨干不够,抽不出力量从事地方工作,所有政权方面的工作都由部队代替。如果,聂、贺中的任何一位当时能够坐镇冀东,他们首要抓的就是根据地建设。宋、邓是战将,打仗在行,搞根据地建设是短板。李运昌等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新更无深刻认识。甚至到1945年进军东北后,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彭、李等注重大城市,而林、罗、黄、高等根据地派则注重广大乡村,幸而那时是林、罗、高在负责。

冀东地区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道咽喉之地,日寇为吞并整个中国,必须控制冀东。冀东大暴动后,从7月开始,日军110师团即开始回兵平津,8月,该师团不等全部到齐,即汇合当地的日伪军和东北的关东军、伪满军向我发动了进攻。

四纵的计划:西面依托兴隆山区向平原发展,为宋支队的根据地;东面以热南的都山为根据地向平原发展,为邓支队的根据地。该计划依据的观点是平原不适合游击战,冀东抗联成分复杂、混乱,难以依靠。

随即,四纵以一部主力向西行动,控制兴隆山地。9月初,宋时轮亲率31大队向北行动,并命抗联二路军随行配合,准备越过长城,进军青龙以北的都山,建立根据地。但是到达长城线上的桃林口、燕河营一带时,遭到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的阻击,只得退回滦河以西。从那时起,宋时轮已有了将起义部队拉到平西整训的打算。

九月中旬,传来消息,敌人要大举“围剿”冀东。四纵在迁安莲花院召开党委会。会议认为:部队连续征战数月,伤病减员较大,且相当疲劳。而此时青纱帐快要倒了,根据地还没有建立起来,敌人要大举围攻,起义部队复杂混乱,纪律很差,战斗力弱,一遇请况难以应付。于是决定把主力撤回平西,把起义部队带到平西整训,留下部分八路军骨干与不能走的抗联在冀东坚持,待来年整理出一个大部队再回冀东。

如果当时能够立即执行,此时日军部署还不到位,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请了。然而,先是军委,后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均来电指示应当尽力坚持。在四纵与上级来往沟通的当口,冀东党组织和抗联的领导却坚定地要求坚持。

其实,对照一下冀中的请况就很清楚。1938年10月,日军向平津保三角地带发动扫荡,这个地区基本上属于冀中第10军分区。日军仅仅一个波次的进攻,就将当地数万名“民军”、“自卫队”等等武装打垮,这些武装当时并不受我党领导,未接受将部队撤往子牙河以南的建议。

李运昌等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一直从事的是白区工作,并未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抗联的领导只看到起义声势浩大,队伍众多,却并未真切体会到这十万新拉起的部队其实战斗力极弱。

10月8日,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来电:“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此时,四纵的主力已经西去,其余部队也在陆续西撤,河北省委的负责同志也来到了冀东,于是,河北省委,四纵及抗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迁安的九间房召开会议,决定抗联随八路军主力西撤,在冀东留下八路军陈群、包森、单德贵率领的三个游击支队600人。李运昌仍然持反对意见,但是少数服从多数。

十月中旬,抗联队伍开始西撤。KMT的7、9路军和其他各SE杂牌武装不听调遣,就连抗联内部也有些武装没有跟随,最终随四纵一起西撤的冀东抗联部队大约5.5万人。

西撤路线图

部队的西撤组织得很不好,冀东抗联西撤的部队组成三个梯队,几万人的队伍都走蓟县北部的一条山路,排成了一字长蛇阵,而且行动缓慢,甚至有时一天只走十几里地。前面梯队四纵的队伍已过了潮白河,后面的抗联的大部队还在平谷,队伍长达近百里。由于前期没有很好地进行根据地建设,没有地方政府组织粮草供应,部队是走一路吃一路,前面的队伍还好办,后面的队伍就开始饿肚子。此时正值深秋,天气渐冷,战士们仍穿着单衣。

1940年冀中警备旅南下参加讨伐朱怀冰的战斗时,连战皆捷,战斗伤亡并不大,但是两个三千人的团每团均减员一半,减员的主要原因就是逃亡回家。中国的农民故土难离,离家几百里就开始想家了。而冀中警备旅是此前一年在北岳区整训过的主力部队,经过了一年战斗锻炼的老部队了。

冀东抗联都是些刚刚丢下锄头扛起抢杆的农民,在未经训练,没有严密组织的请况下,别妻抛子,远离故土,思想上本来就有了波动,加上环境一艰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逃跑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

四纵西撤

此时,在蓟县、平谷、三河、密云有日军一部和伪满军几个营不断向我截击,第一梯队高志远部过潮白河时遭遇日军袭击,炮弹打来,那些新兵立马就乱了,人踏马踩水淹,潮白河上飘满尸体。

前面过潮白河的高志远部队,连遭阻击,“哗哗”地往后退。

陈宇寰部也遭到了日军截击,这一路有邓华带的少部分八路军,多为机关人员,战斗部队不多,且随军行动的还有河北省委等地方负责同志。最终,八路军掩护机关和地方同志往前冲了过去,而陈宇寰则中炮牺牲。

中间梯队洪麟阁部在马伸桥北也遭截击,洪麟阁牺牲,部队溃散。

李运昌带领的是第三梯队,部队走到密云就走不动了,与敌遭遇后,部队上山。日军往山上打炮,新兵吓得乱跑,聚成一堆,被炸死炸伤五六百人。部队伤亡大,士气低落,成批的溃散,有时一个三千人的总队,一晚之间全部跑光。

10月下旬,李楚离率领的一路军余部,与李运昌、胡锡奎等人率领的二路军受阻部队在平谷县山区的北樊各庄举行了干部会议,会议机烈争论了二天,最后,李运昌决定不再西撤,率部东返。

东返的部队有六千余人,此时面对的请况是:日军发动了秋季扫荡,原留在冀东的KMT的7、9路军和其他武装数万人被日军打散,很多又当上了伪军,日军重新加强了冀东的防务。待到反扫荡结束部队回到了丰、滦、迁的腰带山一带地区时,李运昌带的司令部直属队,仅剩130余人。

1939年2月,以四纵和撤到平西的冀东起义部队为主,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除早期在冀东西部起义编为四纵游击支队的一部分外,抗联随四纵西撤最后到达平西的有高志远、王仲华率领的一千六七百人和蓟县、遵化一带暴动队伍的几百人,后整编为10团。

四纵在冀东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陈群(1941年牺牲)的一支队(33大队特务连)后与李运昌领导的抗联余部整编为12团,包森(42年牺牲)的二支队(33大队11连和部分伤病员)后与单德贵(44年5月投敌)的三支队(34大队两个连)整编为13团(后又扩大出11团)。

对于起义队伍,是撤到平西整训,还是就地坚持,当时两种意见机烈争论。冀东是平原地区,交通发达,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军决不会放弃。起义部队人数虽高达10万,但未经整训,战斗力羸弱,一旦日军扫荡,势难生存。但撤住平西也是困难重重,日军可能沿途袭击,在行军中即可能受到重大损失。

这个官司打了很多年,各说各的理。其实,可以拿同时期的冀中来做一参照。

冀中之所以最后能坚持并发展壮大,有冀东所不具备的几大优势:

1、冀中东面是山东渤海区,南面是太行冀南区,西面是晋察冀北岳区,可得到闪转腾挪的空间和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援。冀东所能依靠的只有四纵新开辟的平西根据地,所遭遇的敌人不仅有日本华北方面军,也有关东军,伪军方面的伪满军战斗力也比伪华北治安军战斗力强。

2、1938年底贺龙率120师主力挺进冀中,至离开时的大半年时间为冀中的最高首长。反观冀东,一直没能形成一元化领导。

3、冀中最危险的时刻就是1938年底,120师主力的到来成为了定海神针。九个多月的战斗,冀中各部队一方面可以跟随八路军主力作战,提高战斗力,一方面赢得了建设根据地,并将部队拉到北岳区整训的时间。待到120师离开时,冀中分两期整训了十四个主力团。

四纵虽然老红军部队多,战斗力强,但是人数不多,且是分属两个系统合编而成。如果,四纵能像120师那样坚持冀东,形势自然会是另一番景象。不过,冀东相比于冀中更为重要,日军必保,因而,四纵所受到的压力必然更大,能否坚持住不好说,甚至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其实,客观分析下来,9月份四纵做出的西撤决定是符合实际的,只是由于上级不了解当地现实请况,加之冀东领导人有较强的本土主义倾向,一直拖到省委到来后举行的九间房会议才最终决定抗联全体西撤,然而,宝贵的一个月时间过去了。如能在9月即跟随四纵西撤,日军兵力不足,部署不到位,虽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新部队逃亡现象,但有八路军主力部队掩护,抗联起码大部能撤入平西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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