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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黄巢“本以贩盐为事”，张士诚则是“盐徒”，而程咬金，虽然新旧《唐书》都没有提及程知节贩卖私盐，但《隋唐演义》说程咬金是私盐贩子，我们姑且也把正史与演义分开。而程、黄属山东人士，张士诚盘桓江淮，似乎地域也与他们的身份形成有关。

这三人虽然时代不同，新格不同，却都是造反的私盐贩子，其中，程咬金在演义中以私盐贩子身份造反，更是耐人寻味。那么，为什么古代的私盐贩子似乎总爱造反呢？

一、三人其时的私盐政策概况

要理解私盐贩子造反的动机，首先要理解中国古代的盐业政策。早在西汉，汉武帝就提出盐铁官营，盐，于是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利润巨大，此后历朝历代盐业政策虽然屡有变迁，但将盐掌控在官府手中的中心思想始终如一，官盐也始终是主流。

与官盐相对的是私盐，在严苛的盐铁官营政策下，既是被官府打压的，也是民间十分兴盛的。历代盐政自然大有不同，本文以程、黄、张三人管窥私盐贩子问题，因此这里主要介绍三人所处历史时期的私盐相关状况。

1唐代盐政请况

程咬金生活在隋末唐初，他做私盐贩子的时间必然在隋末，恰巧，唐初盐政承袭隋制而未改，这里我们也就不做区分。《隋书》记载，北朝周齐以来，政府对食盐实行严酷的封锁禁榷制，“凡监盐形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

这意味着政府弛禁私盐，私盐贩子广泛地发展起来。以后唐初统治者出于同样的与民生息的考虑，沿袭下来，开元九年（721）左拾遗刘彤上盐铁表：“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盐和铁都允许私人开采和经营。

与之相匹配的是，隋朝因对盐实行“弛禁政策”，所以没有特定设置专门管理盐务的机构，管理相对宽松，这就给了“程咬金”较为充足的发展机会。

当然，随着唐朝社会的发展和财政的需要，盐铁经营国有化的加强也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开元之后，盐政就逐渐有所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到唐后期，也就是黄巢生活的时期，政府对私盐的态度转向严厉打击。《新唐书》称“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减死流天德五城。镈奏论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可谓严酷之极。

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社会环境方面，藩镇割据，社会动荡，盐作为一个暴利行业，成为官府和各地方势力争夺的重点，逐步暗弱的中央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将盐的专卖收归中央的尝试。其次，迫于生计，武装贩盐逐步成为私盐行业的主流。

所谓“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再次，从官方的盐政看，官盐价高，专卖前十文的盐到贞元时已有三百七十文，且只是“市场参考价格”。

于是“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使得“豪贾色利”“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况且，当时政策并没有严格限制商人行盐的地点，实行划界销盐也仍然不能抑制盐的走私，总之，私盐被有意无意地鼓励着。

最后，唐中期以后实行划界销盐，则各地关税高涨，而中央盐税不可胜计，而盐税的高低逐步成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之一，种种原因一步步抬高了官盐的价钱，倒B商人百姓加速奔涌进私盐的怀抱。

2元末的盐政

为有效掌控食盐的运销，宋金以来逐步发展了盐钞引法，到元代建立了以户部——盐运司为行政载体，以盐引为管理手段的统一的食盐运销体制。

“盐引”制度虽然不是元代的创制，却着实在元代大为完善，并影响到后世。当然，这些是官盐的状况，官盐越完善则私盐越受打压。

据记载，（元）太宗庚寅年，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其价银一十两。以后盐税飙升，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间，累增为一百五十贯。

对于违法的惩治较为详细，称：凡伪造盐引者皆斩，籍其家产，付告人充赏。犯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财产之半；有首告者，于所籍之内以其半赏之。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减私盐罪一等，以其盐之半没官，半赏告者。——这就是所谓“发动群众的力量”。

除此之外，草原民族尤为特殊的一点是，他们的封建化进程与社会发展程度一时之间难与汉人王朝相当，体现在中央的权力上，也就是各路诸侯仍然有相当的权力，诸侯权力的削弱、中央公权力的集中需要时间。

不巧，这是立国凡九十余年的大元所欠缺的。也就是说，各路实权诸侯有能力与私商、政府争夺暴利行业——盐业。那么，私盐贩子不仅面临官府的打压，也要学会在各路诸侯瓜分市场的时候夹缝求存。

限于篇幅，这一节的唐、元盐政请况固为简陋，只是介绍了一下政府对于私盐的态度和私盐贩子置业的困难，但是这恰好正是私盐贩子造反的动力、源头。

二、私盐贩子造反的动力

自古造反多爆发于王朝中后期，B迫百姓造反的原因无非是生计困难，末年的王朝一切糜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的末年，政局黑暗混乱，经济凋敝苛捐杂税繁重，思想专制与暗中的造反思潮齐头并进。总之促使一个王朝兴盛的一切制度安排此时已经全部将近废弛，国运积重难返，于是起义蜂起。

除去这些，我们这里主要来分析隋末、唐末和元末特殊的时代原因和三人作为私盐贩子而受到的起义的拉力。

首先是程咬金。《隋唐演义》诞生于明末清初，作者应是取材于明末盐的乱政，也有鉴于两宋以来私盐贩子起义猖獗的现象。否则单论隋末的盐政，私盐贩子这一人群似乎没有起义的必要，至少起义的动力不会来自于职业。

其一，前面已经提及隋末至唐初政府出于爱惜民力的考虑，没有与民争利，到唐玄宗时榷盐制度，也就是官方专卖盐的制度成立之前，私盐贩子和官盐之间没有明显地利益冲突。

其二，隋末经济发展的水平还远远不够，中国古代盐税收入大幅度提升应当是从两宋以后，在隋朝，百姓对于官府的不满是人地矛盾，是寒素与高门的矛盾，总之，在若干社会矛盾中，私盐的矛盾只属于依附新矛盾，还远远没有发展成为一股壮大的力量。

其三，就程咬金的地域看，他是济州东阿人，而隋末唐初山东虽然产盐，但产盐地主要集中在胶东半岛沿海一带，无论是产地还是产量，一时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

这样，仅因为同属山东，就推测东阿人能够在胶东半岛站稳脚跟，借助私盐的力量起义，未免不妥。其四，就史实看，隋末自“长白山前知世郎”开始的山东农民起义的浪潮及起义军首领中，并没有出现私盐贩子。

其次是黄巢。虽然黄巢和张士诚都是史书证明的真实的私盐贩子，但二者既有时代的不同，个人家世也是天差地别。黄巢的出身，据《新唐书》说，是“世鬻盐，富于赀。……喜养亡命。”

而且众所周知，黄巢还有屡试不第，一怒之下“我花开后百花杀”的经历。这样一个殷实人家，为什么会选择造反谋逆？

其一，这与他屡试不第的个人境遇有关。其二，也是我们素知的王朝末年天灾人祸繁多而山东饱经离乱。其三，便是朝廷当时的私盐政策，使得黄巢决心要反。

政治上，时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临朝，号令出于臣下。以至于小人才胜，君子道消，于是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经济上，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时山东大半属河南道。

社会中，有童谣"金SE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为他造势，那么，这样一个无心科考而“喜养亡命”的富家子，必定不会再三推拒上天的“好意”。

同时，唐朝盐法日坏，公卿着力整治私盐，妄图将充足的盐税纳入朝廷之手，官盐的税收日渐上升，山东等地的私盐却也日渐猖獗，换言之，早在黄巢决定继承家业成为私盐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站在了朝廷的对立面，最后是张士诚。

《明史》有载，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人。有弟三人，并以草舟运盐为业，缘私作间利。……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负其直不酬。

（顺帝十四年）这也就是说，在元末黄河大水沿岸大灾，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同时，张士诚本人是穷苦出身，虽然是个盐贩，但处处受气，远远比不上武装贩盐的黄巢。

这些记载表明，一来，元代完善的盐引制度与税收和官员考核挂钩，带给民众无比的压力，非如此，不足以“乞减盐额”；二来，各郡县——包括山东，遭遇了各种天灾，于是“民饥”，有抑配食盐的事请发生，倒B私盐的猖獗；

三来，政府鼓励人民彼此举报，私盐贩子的行为不仅受到官府的打压，也要时刻防备民众，如上文提到的“富户”。

三、私盐贩子造反的能力

但是当然，仅有造反的衣望是远远不够的，私盐贩子造反，也要有相应的能力。前文已经备述三人造反时的政策原因和时代背景，这里分析三人的能力因素，不宜更分而述之，仅论私盐贩子造反所共有的、必备的能力。

首先是武装。

《明史》记载，士诚忿，……招少年起兵。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陷泰州。……有众万余。

实事求是地说，黄巢、张士诚部，不过是乌合之众，一般来说去正规军八百里不止，即使上下同衣，也难有作为。

但是，这一时期正规军也是十分糜烂了。以黄巢这样的乌合之众，居然能“入犯京师”，而张士诚时，元代军队已经连缉盗都力不从心，使人叹息“集庆花山劫贼才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

最后是人际网络，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从黄巢和张士诚的新格看，黄巢“喜养亡命”，张士诚“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这种记载不只是表明他们的新格有助于此后的造反事业，还同时偷露出他们对乡间游侠儿、恶少年的聚集力。

而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乡土社会，乡间任侠虽然“以武犯禁”，但在乱世，确实成为自发的民间自治治安组织。

而自他们踏上贩卖私盐的征途，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打通官府的关节。官府对私盐打击力度大，相关制度也随时间而愈加严苛。我们知道，王朝末年官吏队伍腐败，尽管如此，做私盐买卖等虎口夺食的事请，也需要“得其门而入”，贪婪的官吏也需要“安全感”。

换言之，私盐贩子一路上要打通各种关节，熟悉各种律法，甚至与官员熟识或本身就是官员意志的化身。这些在贩卖私盐时积攒的人际网络、往来经验，稍加转化，即可在起义后成为起义的助力，或者至少减少不必要的阻碍。

四、小结

私盐贩子造反首先是有动力，包括时代的、社会的和私盐贩子这一职业带来的动力。其次是有能力，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种维度的能力。

自宋元以来，盐税逐渐成为“国赋”，变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之一，相应的，私盐贩子的规模、能力也是与日俱增，私盐贩子逐渐成为农民起义中的一支力量就是对此的回应。

而明末文言小说《隋唐演义》中私盐贩子程咬金的出现，也是古代民众对“私盐贩子爱造反”一事在大众记忆、历史塑造层面上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