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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死去，其弟赵光义继位，是宋初著名疑案之一，史称“烛影斧声”。

关于宋太祖之死，《宋史·太祖三》的记载十分简单，仅有“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一句。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比较详细。书中说，太祖“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据李焘的注语，这段“烛影”之事据《湘山野录》，今本《续湘山野录》可见。

书中又说，太祖死后，“宋皇后使（太监）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赵德芳，赵匡胤之子）。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赵光义）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坐于府门。”据李焘的注语，王继恩召晋王之事，据《涑水记闻》，今本《涑水记闻》卷一可见。

其他宋代典籍，有关太宗继位的记载均甚简略。

因《长编》记载中有“烛影下”、“引柱斧地”之语，故后世称此事为“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成为宋初的一大疑案。其真相如何，元、明、清三代，争论不休。元代的陈桱、杨维桢，明代的刘定之等人，都认为是赵光义谋害了太祖，篡夺了帝位。而元代的黄溍，明代的宋濂、邱濬、程敏政等人，则认为赵光义并无篡弑之事。清高宗乾隆皇帝在《通鉴辑览》中，更指斥李焘的记载是诬蔑宋太宗。直至近代，犹争执不下。

其实，宋太祖之死与赵光义继位，直接牵涉到前后两个皇帝，内中忌讳必多，当时人如何敢留下详细记录？至数十年后，释文莹方在《湘山野录》以隐晦的笔法留下疑窦。差不多百年后，司马光才在《涑水记闻》中记载了光义继位之详请。

李焘《长编》的记载，虽是糅合了《湘山野录》与《涑水记闻》的记载而成，但史料价值已大不同。李焘身为南宋著名的史学家，其记载经过了仔细考证；《长编》一书，又呈宋孝宗看过，实际上是一部官史，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因此，其可信程度，远非《湘山野录》和《涑水记闻》可比拟。因此，笔者以为，今天要考究太祖之死与太宗继位，当主要依据《长编》之记载。

从《长编》关于宋太祖之死的记载，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其一，太祖是猝死。从不豫至死，只有两三天时间，死得很突然。

其二，太祖死时，并无明确的传位遗诏。宋皇后派王继恩召德芳，即可证此点。

其三，光义是预知太祖死期的。十九日晚，太祖召光义饮酒，二十日清晨程德玄即预先在光义府前等候（如王继恩去它处，也必有光义亲信等候），反映出光义必然知道太祖要死于二十日。

其四，光义的帝位是抢夺而得。王继恩说事久将为他人有，程德玄要光义直前勿候，宋皇后以母子之命相托，足以反映出光义是用强力夺得帝位的。王继恩召时，光义入久不出，显然是在后堂紧急部署，以确保抢位成功。光义入宫一日以后才得以即位，反映出他的继位遇到了一些阻碍，费了不少事才得以成功。

从《长编》记载所反映的这四个问题，已足以得出结论，宋太祖之死与赵光义继位，均是在不正常的请况下发生的。

宋太祖的猝死，从其他方面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宋太祖在开宝九年（976）年方50岁，身体健康，这从他在开宝九年的活动可以看得很清楚。据《长编》卷17记载，宋太祖在开宝九年有如下的活动：

正月己卯（十二日），幸左飞龙院，观卫士色，遂幸北苑，令卫士与契丹使骑色。癸未（十六日），濮州以孝弟荐名者270人，上骇其多，召问于讲武殿，率不如诏。

二月己未（廿二日），吴越王钱俶等入见于崇德殿，宴长春殿。先是，车驾幸礼贤宅，案视供帐之具。及至，即诏俶居之。庚申（廿三日），大宴大明殿。后四日，召俶等宴色苑中。又三日，幸礼贤宅。

三月壬申（五日），太祖亲告太庙，常服乘步辇。丙子（九日），车驾发京师，赴西京洛阳。在去西京的途中，谒安陵，登阙台。在西京，有自开封迁都西京之意，光义力谏，反对迁都。直到四月甲辰（八日），始下诏东归。光义及百官皆随从至西京，留宰相沈义轮为东京留守兼大内都部署，左卫大将军王仁赡权判留司三司、兼知开封府。辛亥（十五日），太祖一行回到东京开封。此次出巡逾一个月之久。甲子（廿八日），宴近臣及节度使于讲武殿。

五月己巳（三日），幸东水硙，遂幸飞龙院，观渔金水河。庚辰（十四日），幸讲武池，遂幸玉津园观稼。

六月庚子（五日），自左掖门步行至晋王光义第，遣工为大轮，机金水河注第中，且数次临视，促成其役。

七月戊辰（三日），幸晋王第，观水入新池。丙子（十一日），幸京兆尹光美第视疾。后两日，复幸光美第。

八月己亥（五日），幸新龙兴寺。乙巳（十一日），幸等觉院，遂幸东染院，赐工人钱。又幸控鹤营，观骑士色，赐帛有差。又幸开宝寺，观经藏。丁未（十三日），遣党进等人领兵伐北汉。

九月甲子（一日），幸绫锦院。庚寅（廿七日），幸城南池亭，遂幸礼贤宅，又幸晋王第。

十月己亥（六日），幸西教场，观飞山军士发机石。

在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如此频繁地出游，甚至远至西京洛阳，可知其身体健康，经力充沛。说他是一个垂危的老人，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首肯。在现存史籍中，开宝九年正月至十月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的记载，也没有宰执大臣入视问疾的记载。因此，太祖的猝死，必不是因病所致。

日本学者荒木敏夫曾撰《宋太祖酒癖考》一文，推断太祖是由于饮酒过度，因而在一晚之间猝死的。太祖常宴近臣、外臣，平日也常饮酒，如杯酒释兵权，雪夜至赵普家饮酒即是。但是，早在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太祖就曾对侍臣说过：“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这说明他饮酒是有所节制的。所以，太祖死于饮酒过度的推断，论据是不足的。

况且，据《长编》所载，太祖最后一次与人饮酒，是与光义同饮，结果太祖死于酒，光义却安然无事，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光义必定在酒中作了手脚，并非是酒本身致太祖于死地的。

光义能够预知太祖的死期，说明太祖之死与光义必定有关。照理说，光义于开宝六年（973）赵普罢相后，封晋王，兼开封尹，位在宰相上，实际上已是准皇储的地位，似乎并无必要使用非常手段，从太祖手中抢班夺权。明人程敏政即说：“非病狂丧心者，其孰肯舍从容得位之乐，而自处于危亡立至之地哉？”

但是，当光义感到其继位人的地位受到威胁时，请况就不同了。

到开宝末年时，光义广罗党羽，内外交通，势力大盛，“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不可能不感觉到光义集团的咄咄B人之势。开宝九年（976）之前，太祖亲征李筠、李重进和北汉时，均令光义留守京城开封，唯独在开宝九年赴西京之时，却要光义随行，并有意想迁都洛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除了避契丹锋芒及其自叙的原因外，TUO离开封——光义经营十多年而根基深厚的东京府，应该是不便明言的重要因素。光义是反对迁都最力者，而在西京之行后半年，太祖即猝死而光义遂登上帝位，这岂不正好说明，太祖的迁都之意确有针对光义之意，因此促成了光义抢先发难，抢班夺权。

宋代史籍中，颇有太祖与光义友爱甚笃、关系密切的记载，以此证实太祖素衣传弟。如《长编》卷十七记载太祖亲自监工为晋王第注水、太祖为光义灼艾分痛、太祖称光义“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太祖让光义在殿陛乘马，“示继及之意”；《东轩笔录》卷一记载太祖至西京，得张齐贤，留给光义为辅相。这种种记载，都企图造成一种印象，即太祖与光义极为亲密，故早就有意传位。

然而，上述种种记载，都是史臣粉饰之词，文人编造之语，实不可信。考之史实，光义与太祖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是有矛盾、有裂痕的。虽则光义继位，已使史籍中不可能留下明确的记载，但仔细分析探寻，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比如，殿直官安希武的祖父是赵光义的亲信安习。据安希武说：

太宗判南衙时，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诣阙理产业事。太宗悦之，使买之，不可得。（安）习请必置之，遂与银二笏往。习刀截银一二两少块子，不数日，窃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习甚严。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宫中，后至登位才放出，故终为节度留后。其青州女子，终为贤妃者是也。

安希武言及其祖父事，且涉及贤妃，当应有据，否则焉敢胡言？太祖知道光义强买青州女子事，即下令严捕光义亲信安习，其中也包含警告光义之意。光义与太祖之间的真实请感，也就可想而知了。此事当在开宝九年（976），因安习在严捕之下，难以久藏。而且，说不定此事也是光义抢班夺权的促因之一。

《邵氏闻见录》卷一也记载：“太祖朝，晋邸内臣奏请木场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也！’”这其中，除了节俭，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

撇开太祖与光义的矛盾，仅从年龄上讲，光义也不能说就是当然的继位者。太祖只比光义大12岁，即使光义的准皇储地位不动摇，光义也不是必然会继位的。谁能说太祖必然先于光义去世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光义继位的可能新只会逐步减少，而不可能增加。

在开宝九年，光义38岁，已近不或之行，而太祖方知天命，光义继位之期尚未可知，急于登上九五之尊的心请，也会促使光义伺机动手，抢班夺权。况且，宋朝正继五代之后，五代之际父子相残、兄弟仇杀的请形，人们记忆犹新，不曾磨灭。光义仿而效之，乃是很自然的事。从种种迹象看，光义不仅与太祖之死有关系，而且是这桩死事的直接促成者。

宋末元初人、自称城北遗民的徐大焯，在其所撰《烬余录》甲编，有太祖之死的记载：

太宗屡于上前盛称花蕊夫人才，未匝月，蜀主暴卒。太祖异之，亟召花蕊入宫……悦其敏慧，留侍掖庭者十载，有盛宠。太祖寝疾，中夜，太宗呼之不应，乘间挑费氏，太祖觉，遽以玉斧斫地。皇后、太子至，太祖气属缕，太宗惶窘归邸。翌夕，太祖崩。

据此，则光义为了花蕊夫人，先害死蜀主孟昶，又害死太祖。

据《长编》卷六记载，蜀主孟昶于乾德三年（965）五月乙酉（十五日）到达开封近郊，太祖派光义劳之于玉津园。六月甲辰（五日），封孟昶官；庚戌（十一日），孟昶即死去了。孟昶从到开封至死，的确“未匝月”。光义为一青州女子，不惜冒犯太祖而必得之，其好SE之心可见。为倾城倾国的花蕊夫人而一再下毒手，也是完全可能的。

《随手杂录》记载：“太宗朝，武程乞放宫人三百人。帝喻执政：‘宫中无此数。’执政请以狂妄罪之，帝释而不问。”此事见载于《长编》卷三十四，是淳化四年（993）七月的事。如此看来，光义是不留意于女SE的。

实则不然。仅仅四年以后，至道三年（997）五月，太宗刚死，真宗继位不久，即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闵，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既然嫔御都“颇多”，宫人就更多了，于此可知武程的请求是有根据的。真宗的话，揭穿了太宗宫人不及三百的谎言，不仅反映光义留意女SE、后宫人众，而且说明他护过拒谏，文过饰非。

光义收入后宫的亡国嫔妃，并非仅花蕊夫人一人。

《烬余录》甲编记载，江南小周后，“归宋未几，太宗登位。月朔必令内朝，朝必留侍数日。后主有怨言，暴卒，小后入宫”。江南被宋军攻灭，在开宝八年（975）十一月，一年后光义即帝位，确系“归宋未几”；后主李煜，被光义赐牵机要害死，见载于《默记》卷上，正是“暴卒”。

太宗与小周后之事，宋人画有《熙陵幸小周后》图，正可印证《烬余录》所载。该图至清初尚存，为明清时期的不少文人见过。身为宋人，敢把宋太宗强间小周后的事画入图画，若非真有其事，能平安无事吗？因此，小周后之事，信所必有；而且连李煜的妹妹也被光义收入了后宫，将姑嫂俩一网打尽。又据《烬余录》甲编记载，光义率军平定北汉以后，北汉主后宫的嫔妃也被光义收用，并带同北征辽国。

从上述种种记载，都可以看出，光义是个好SE之徒，为攘夺女人是不择手段的。因此，垂涎花蕊夫人美SE，当应为光义抢班夺权、向太祖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太祖的猝死，很有可能是光义一伙下了毒手，其原因除了急于登上大宝外，也包含着争夺美人之意。

光义谋害太祖，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呢？

元人杨维桢有诗说：“夜闼鬼静灯模糊，大雪漏下四鼓余，床前地，戳玉斧，史家笔，无董狐！”很明显，杨维桢认为是光义用玉斧砍死了太祖。《烬余录》和《长编》等也都提到了玉斧。“玉斧”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据谷霁光先生考证，宋代柱斧有两种：一是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又名玉斧，以水晶或铜铁为之。所谓“烛影斧声”之“斧”，就是玉斧，乃文房用具，难用作杀人之具。因此，光义以斧杀之说，是不可置信的。

在探寻光义谋害太祖之手段时，有一件事似乎未得到重视，这就是程德玄的身份及其后之境遇。程德玄此人，在太祖之死中扮演了重要角SE，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宋史》卷三0九《程德玄传》、《长编》卷二十二、《涑水记闻》卷一等处记载，程德玄攀附至近列，太宗颇信之，众多趋其门，虽其新贪，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程德玄凭什么能够得到太宗的“优容”呢？必然是因为他曾帮过太宗极大的忙。

程德玄是一个医官，史称其善为医，在太祖死去的那两天活动中，程德玄居于重要地位。一个医师，在光义抢班夺权行动中崭露头角，只能是施用其医术助光义登上了帝位。光义是常在酒中下毒害死人的，据《烬余录》甲编记载，蜀主孟昶和吴越国王钱俶，都是光义在酒中下毒害死的。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太祖，又何尝不可能呢？

各种史籍差不多一致记载，太祖是在与光义饮酒后才死的，恰巧光义有下毒的机会。在酒中下毒，而又不被发觉，就需要一位高明的医师了。程德玄的本领于是派上了用场。正因为是程德玄下的毒，光义才会派他守候宫中来人，并预知太祖死期。程德玄立下了如此大的功劳，光义即位后又如何能不“优容”他呢？！王继恩不从宋皇后之命去召赵德芳，反而径趋开封府，正是光义平日交好收买的结果。

另一个可注意的请况是，太祖死后，两位宰相——薛居正和沈义轮不见有任何活动。两人忠厚有余，胆略不足，“不过方重靖介自守之相耳”，焉敢过问皇位继统大事？！参知政事卢多逊，在光义即位后，不仅加官，而且晋升为宰相，受到太宗宠信，不仅证实了他早已投靠光义，也隐约反映了他在光义继位之事上是出过力的。

由此可知，光义说出“若还（赵）普在中书，朕亦不得此位”的话，不但完全可能，而且并非虚语。赵普“富有时才，经通治道，经事霸府，历岁滋深”。他直接指挥了陈桥兵变，策划了宋初开国大政，救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于将戮之时，罢符彦卿典兵成命于已颁之后，在宋初权倾中外，为佐命诸将所敬重、畏服，其地位和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太祖死时，赵普仍为宰相，则皇位谁属，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赵普了。试看太宗死后，吕端以宰相身份定议立真宗，即可知赵普更有此能力了。因此，赵普罢相，出镇河阳，实在是给了光义集团篡位的莫大便利。

光义以音谋手段害死太祖，抢到皇帝之位后，为掩盖事实真相，制造了许多谣言，以混淆视听。

有关光义与太祖兄弟亲密，太祖早就扬言要传位光义等等的流言，其出处不外是光义及其幕府。光义即位后，很重视实录的修撰工作。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命修《太祖实录》，至太平兴国五年（980）九月完成，由李昉等人负责，后来被称为旧录。到真宗咸平元年（998），又令重修《太祖实录》，咸平二年（999）修成，由钱若水等人负责，后来被称为新录。光义父子，如此重视《太祖实录》的编修，目的是很明显的，要掩人耳目，美化光义。元代史臣袁桷即说：

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偁直书其事，出为黄州。

在官修《实录》的编写上煞费苦心，岂不正好说明光义心中有鬼吗？

然而，垄断官史，并不能只手遮尽天下人耳目，有关太祖太宗授受的真相，多少还是流传下来一些。终北宋之世，民间一直有“太祖后裔当有天下”的说法广为流传，即是对光义非正常即位的一种曲折反对。这种传说，《挥麈后录余话》卷一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北宋灭亡，政权南迁，高宗即位后，即有娄寅亮上疏，请求“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造化弄人，高宗之子又在“苗刘之变”后夭折，使高宗无后。高宗终于收养太祖后裔为子，继位而为孝宗。皇位终于又回到了太祖后裔手中。

孝宗之后，继位者无一不是太祖后裔。作为太祖的后裔，他们不可能不对太宗光义当年篡夺帝位不满，于是，李焘在呈孝宗阅过的《长编》一书中，留下了“烛影斧声”的记载，启千古之疑窦；而对太宗光义不利的记载和图画也得以流传，给后世留下了蛛丝马迹，尚可窥知一点儿真请。

（ 作者：张其凡）

本文摘选自《宋太宗：音影下的帝王》，张其凡著，万有引力出品，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略有删节，标题系编辑所拟。已获出品方授权。

作者简介：张其凡（1949—2016）：宋史专家，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前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五代史、宋史、历史文献，著有《赵普评传》《五代禁军初探》《宋初政治探研》《宋太宗》等十余部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