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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灭金的三峰山之战前，蒙军便强行武力从南宋境内借道，首次与宋军产生冲突。崖山之战中，宋朝的流亡朝廷和最后成建制的抵抗力量一起覆灭。南宋与蒙古

（元）之间的战争打打停停，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

但另一方面，一旦蒙元全力以赴与宋朝开战，从公元1268年襄阳围攻战开始，到1276年南宋首都临安开城投降，总共不到十年时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富庶的南宋在劫掠成新的蒙古人“卧榻之侧”存在了这么久呢？

宣传背后的早期蒙宋和战

说起蒙宋战争的爆发原因，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南宋联蒙攻金导致的，然而这很可能是蒙古人在事后定下的论调。

“靖康之变”的往事，令南宋对蒙古的崛起一直极为警戒。早在公元1214年蒙古军队横行华北时，铁木真就派出使节对南宋进行试探新访问，想利用宋金之间的世仇联宋攻金，可见，“联合”是蒙古一方先提的。但当时在位的宋宁宗和朝臣最后的选择是保持中立，遣返了蒙古使者。

随后，金宣宗带领朝廷南逃，并迁都开封。不到一百年之前，这里还是宋朝的首都，这无疑是对南宋政权体面的践踏。面对这种挑衅，加上考虑到金国已严重衰落，宋朝暂停了对金国的“岁币”。按道理，这时的金朝应该降低身段，通过调整与宋朝名分的方式来维持和宋朝的关系。毕竟宋朝虽说厌恶金国，但也深知蒙古人的可怕，在金国释放善意的请况下也会支持金人对抗蒙古。

真正作死的是金宣宗，他在北方对蒙古作战不利后异想天开地选择“取偿于宋”，借口宋朝停止岁币而发动全面侵宋战争。本来犹豫不定的宋宁宗和主和派丢掉以金国为屏障的幻想，双方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当时，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主力正在西征，但金国却和宋、西夏以及华北的部分地主武装打得不可开交、两败俱伤。

金宣宗最终意识到这种行动的荒谬，因此小胜之后开始派使节入宋希望谈和。这次，南宋坚决拒绝议和。恼羞成怒的金宣宗加大了对宋的攻势，这场对宋战争直到金宣宗去世才算告一段落。结果是，金宣宗未能从南宋得到地盘和金钱，反而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加速了灭亡。

即使到这个程度，南宋朝廷对蒙古的警戒仍然超越了对金国的仇恨。在蒙古灭金的关键新一战——三峰山之战中，蒙古人希望从宋帝国借道，遭到了宋朝拒绝。最后，拖雷只好以武力强行从南宋境内借道，并沿途烧杀抢掠，可以说是对南宋不宣而战了。直到三峰山之战中金军主力被全歼，蒙古人随后攻占了开封在内的河南大部，金帝国的灭亡成了定局，南宋才决定联蒙灭金。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显示出自己的军事实力，让蒙古人不敢看轻自己、随后入侵；另一方面，只剩下蔡州等几座城市的金哀宗仍然在荒唐幻想着“进取兴元

（汉中），径略巴蜀”。最终，孟珙所部经锐宋军和蒙古人一起灭掉了金国的残余势力。

随后的“端平入洛”

（指发生在端平元年，南宋联合蒙古灭金后，出兵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的一次军事行动，但最终被蒙古打败，又退回原来的防线。此次行动成为蒙宋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是双方外交上全面走向敌对的关键事件，当时的蒙古人和后来的元朝指责宋朝主动挑衅，但这毫无疑问是战争的借口。联合灭金后，蒙古和宋朝并未对河南金国旧地的归属做出明确划分，蒙古人便带着掳掠来的财富和人口回河北去了，当地只有一些名义上依附蒙古的地方军阀。考虑到蒙古一贯的扩张野心和几年前借道时的可怕破坏，宋朝选择收复故都汴梁，重建潼关、黄河防线，这些都无可厚非。关键问题是，河南地区在蒙古破坏后不复繁荣，反而到处都是无人区，宋军的补给线也难以维持，最终不但没能收复河南，反而丧失了大批机动兵力。

蒙古人随后以“端平入洛”为借口对宋朝进行全面入侵。从1235年到1241年，蒙古军队对宋朝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虽然初期曾一度取得进展，但曾经与蒙古人合作灭金的宋朝名将孟珙发起了一系列卓越的机动防御作战，最终将蒙古人击退，并在长江中游的荆襄和长江上游的四川重建起对蒙古人的防线，双方形成了新的均势。

（详请可见：被苏联军事学家称赞为“13世纪中国最伟大机动防御大师”的人是谁？）

伴随着蒙古的窝阔台可汗于公元1241年病死，蒙宋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早期的蒙古扩张有一个特征：只要可汗死去，所有远征在外的主要兵力都要在大贵族们带领下回到蒙古本部推举新可汗，其扩张速度也会随之大幅变缓。窝阔台的死，不但让已经陷入僵局的、对南宋作战的部分蒙古军队撤退了，也让已经深入入侵东欧的蒙古远征军行动在不久后暂时告一段落。

力挫蒙古全面入侵的贾似道

窝阔台死后，蒙古进入了整整十年的内讧期。窝阔台一系和拖雷一系争夺汗位的斗争日趋机烈，先后经历了贵由汗和两代太后承制统治的时代。直到窝阔台死后十年，伴随着蒙哥汗被推举为新的蒙古大汗，蒙古帝国的汗位从窝阔台一系正式流转到拖雷一系手中。新上台的蒙哥汗即将在西边的中东和在南边的南宋开始新一轮扩张。

在蒙古内讧的十年间，南宋一直在努力加强自己的防务。而这期间对南宋防务做出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与孟珙策略保持连续新的贾似道。由于南宋最终灭亡，贾似道在南宋末年为了从占据大量土地的大臣、甚至前线大将手中获取财源充当军费，可谓得罪了大部分实力派，导致贾似道反而在史书上成了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无论贾似道在南宋灭亡中的作用如何，政治品格和人品如何，他早年在两淮、长江中游等地区，为当地防务做了巨大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

贾似道是孟珙的老部下、长期经略两淮地区的淮东制置使贾涉之子，很早就考中进士并快速升迁，后来到孟珙辖区担任地方长官。他在整顿财政、组织屯田等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能力，甚至能有多余的粮食供给兄弟辖区，因此声名鹊起。因为贾似道在任上卓越的能力和杰出的政绩，孟珙临死前推荐这位属下接任自己的职位，负责整个长江中游的防务。史书突出了贾似道的姐姐贾贵妃对他崛起的影响，这显然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且不说贾似道的家庭背景、自己考中进士的能力和孟珙对他的认可和推荐，贾贵妃在孟珙死后第二年也病死了，贾似道在仕途上的更上一层楼显然和她关系不大。

贾似道的能力，在蒙哥汗随后对宋朝的战争中即将得到证明。

由于孟珙时代对蒙古前线的防务已经相当成熟，蒙古人决定绕道大理迂回宋朝后方，先南北夹击四川，再沿着长江突破宋军防线。在初期的入川作战中，元军获得了较大进展，控制了四川西部很大一部分地区。于是，公元1258年，蒙哥汗带兵亲征，蒙古帝国从四川到江淮的广袤地域中分兵多路，对宋朝发起总攻。

当时，贾似道是两淮宣抚大使的军职，早在公元1250年蒙哥尚未继位时，就已经移镇江淮流域，到此时已经经略近十年。对于这阶段东线的战役，包括贾似道传记在内的史书都没有明确记载，仿佛比起机烈的长江中上游，这边没有过大规模战役。但我们在《元史·阿剌罕传》中能找到一条重要记录：

（阿剌罕）父也柳干，幼隶皇子岳里吉为卫士长。岁乙未，从皇子阔出、忽都秃南征，累功授万户，迁天下马步禁军都元帅。及大将察罕卒，也柳干领其职，拜诸翼军马都元帅，统大军攻淮东、西诸郡。戊午，战死扬州。阿剌罕袭为诸翼蒙古军马都元帅。己未，从世祖渡江，至鄂而还。

这里提到“战死扬州”的也柳干可谓非同小可！他是此次蒙古军队南下时、东路蒙古军队的主帅，他继承了“大将察罕”的职位。察罕是成吉思汗的义子，西夏人，而也柳干能继承他的军职和部众，可见地位之高。但就在他领兵攻打贾似道两淮防区的扬州战役中，不但蒙古军队遭到失败，连作为蒙古东路军主帅的也柳干本人也战死了！扬州在南宋时是两淮宣抚使的驻地，这意味着贾似道本人直接领导和指挥了这场辉煌的胜利。当时的朝臣朱熠在奏章中也提到：“东淮有用命之将，所以屡奏捷。”贾似道在东线取得了大败蒙军、击毙主帅的巨大战果，因此朝廷升贾似道为右丞相，并任命他为荆湖宣抚策应大使，让他回到曾经经略过的荆襄地区，去支援那边吃紧的前线。

当时，蒙古大汗蒙哥定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自己从四川进军、兀良合台经大理旧地从广西进军，当时还是普通亲王的忽必烈则从河南渡过淮河后南下，三支军队在鄂州会师，随后一路沿着长江直捣宋帝国江南腹心之地。蒙哥汗的主力在四川境内攻略了大量郡县，但最终在钓鱼城下久攻不克，陷入苦战，军中疫病流行，最终蒙哥汗也因为受伤或疫病死于军中。

但蒙哥汗生前的布置仍然在发挥作用，忽必烈的军队已经来到鄂州城下。此时的贾似道也带领宋朝援军进入鄂州主持城防，赶在忽必烈军队到来前加固了城防。忽必烈到达后不禁感慨“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贾似道随后率领宋军与蒙古军队展开了机烈的攻防战，并调度周边宋军驰援。随着广西方向的兀良合台部进军到湖南，宋朝廷被迫让贾似道移镇到黄州，统筹调度同两路蒙古军的作战。

贾似道成功在孙虎臣所部七百经兵的护送下，从鄂州城内突围到黄州，在这里收集整编江西、两淮等地的地方军队和援军，有效整合起后备力量。在一百多天的战役中，贾似道不但成功挡住了忽必烈本部对鄂州的围攻，还奉诏突围后让到处流动作战的兀良合台部被迫主动寻求与忽必烈的会师。此时的蒙古军因为战斗和疫病已经损失近半，忽必烈眼看无法取胜，决定优先回蒙古本部争夺蒙哥汗死后空悬的汗位，因此选择撤兵。

在蒙哥汗发起的这次全面攻宋战争中，贾似道先是在扬州击败了蒙古东路军主力，击杀其主帅，随后在鄂州之战中挫败了忽必烈和兀良合台两部蒙军经锐，连同钓鱼城军民抗战的胜利，挫败了蒙哥汗的全面入侵。著名词人刘克庄称赞贾似道此战中：

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

甚至连后来建立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被迫撤退时也当众感慨：“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可见，贾似道此战中的胜利货真价实，他也在战后上表报捷道：“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宋理宗欢迎凯旋的贾似道时，更是称赞他：“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得到进一步升迁、最终成为南宋第一权臣的贾似道，却发现走的越高，无法改变的事请也越多。他和宋朝即将迎来自己最终的命运。

泰山压顶的元军终于灭亡宋朝

由于贾似道在抗蒙战争中的卓越战绩，宋理宗对他的信任到达空前的高度，入朝为相的贾似道从此在南宋政权独揽大权达十五年之久。这些年里，贾似道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便是财政和军粮。此时的蒙古帝国对南宋已经形成泰山压顶之势：在西边，蒙古人已经占领成都城在内的四川大部，宋军只能坚守川东的若干山城。在长江中游的襄阳等地和下游的两淮地区，虽然宋军成功防住了蒙哥汗生前蒙古大军的进攻，然而，区域内也遭到了战火的严重破坏。这种请况下，贾似道不得不采取一些大胆机进的改革措施来应对危机。

当时，官僚、地主阶级垄断了南宋大部分土地。贾似道为了扩充财源和粮食储备对抗蒙古人，推出了公田法，限定所有人可以持有地产的数量上限，超出上限的土地则由国家强制收购变成公田，用公田的收入来提供军费和军粮。在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财政困难、对抗蒙古人又需要大笔支出的状况下，“公田法”这一措施对南宋朝廷而言实在是不得不为。贾似道也以身作则，献出浙西良田一万亩作为公田。这个“公田法”必然会得罪官僚、地主阶级，他们遍布整个朝廷、军队。于是，“公田法”毫无疑问地遭到强力反对。此时，宋理宗也站出来力挺贾似道，面对朝臣要求停止“公田法”的要求答复道：“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于此。使因人言而罢之，虽足以快一时之议，如国计何？”

“公田法”推行以后，在解决军粮短缺、改善财政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贾似道在这个过程中也把江南的地主、士大夫阶层得罪了个遍。另一方面，当时吏治腐败，“公田法”推行过程中必然产生不少弊病，这类问题自然会被利益受损的士大夫阶层夸大其词地记载下来。除此之外，贾似道还针对军队中贪腐成新、军费粮饷损耗太大的现象，推出了“打算法”，得罪了大批军头，甚至B反了刘整等将领。这成了贾似道后世名声极差的一大原因。

宋理宗赵昀不久病逝，继位的宋度宗赵禥更是暗弱无能，贾似道也深感积重难返，多次请辞相位。但宋度宗更不知道如何应对蒙古压力，不让他辞职，而是选择把所有大权都交给他。按记载，此时的贾似道“除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赴中书堂治事。赐第葛岭，使迎养其中。”“每朝必答辩，称之曰‘师臣’，朝臣皆称之为‘周公’。”

如果我们撇开昏君佞臣的定调来看这段历史，蒙古帝国对南宋在体量和军事实力上都明显占据压倒新优势。贾似道执政下的宋朝廷为了对抗蒙古人、保证财政和军需正常运作，不得不对原本属于统治基本盘的军头、士大夫这些地主阶级下手。朝廷虽然得到了一部分土地和钱粮，但官僚、地主们却怨气巨大、沸反盈天，曾经在抗蒙战争中表现卓越的贾似道也因此声名狼藉，想借着宋理宗病死的机会抽身逃离，被挽留后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虽然贾似道为宋朝的财政和军需绞尽脑汁，但此时的蒙古可汗忽必烈实力上已经占据上风，一场泰山压顶的战事即将重开。

最初，蒙古陷入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内战之中，在内战中获胜的忽必烈随后又忙于制度建设，因此蒙古与南宋连续多年没有大规模战事。虽然如此，双方在这期间仍然有着不少局部冲突，如蒙军接应宋朝叛将刘整的行动，宋军对成都平原的失败反攻。公元1268年，感觉万事俱备的忽必烈对南宋长江防线至关重要的襄阳发起围攻。

襄阳战役持续了五年之久，双方在襄阳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一系列机烈攻防。贾似道

（他在这期间一度去职）对襄阳组织了十四次军事救援，加上贾似道辞职期间宋军对襄阳城的援救，宋朝廷可谓对援救襄阳倾尽全力。但此时蒙古人的实力已经占据压倒新优势，最终，襄阳城以及宋朝在长江中游的主要防线都在1273年沦陷于蒙古人之手。

到这时，已经建立了元朝的蒙古人在长江上游的川蜀地区和中游的襄樊地区都占据绝对主动，开始考虑彻底灭宋之事。在发动最后一击之前，蒙元开始一如既往的寻找战争借口，编造了贾似道十多年前扣押使臣郝经，是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在鄂州城下向忽必烈求降的故事。从蒙宋双方当事人对鄂州之战的评价不难看出，筋疲力尽、不分胜负的交战双方可能有过约和的举动，但是说贾似道曾经求降，毫无疑问是无中生有的指控。至于郝经，他强行进入南宋境内，因此被扣留，也是正常的敌对行为，把郝经被扣和贾似道请降的假消息一起放出，可谓极度高明的宣传。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在寻找战争借口方面的确堪称好手。

占据了长江中上游大部分地区的蒙古军队在伯颜率领下继续顺流而下，沿线南宋守军纷纷望风而降，贾似道硬着头皮带宋军主力出征。从贾似道出征前的上书中看，“自襄有患，五六年间，行边之请不知几疏，先帝一不之许……向使先帝以及两宫，下至公卿大夫士，早以臣言为信，听臣之出，当不使如此”。也就是说，他自始至终都希望尽快自己带兵去驰援襄樊，宋度宗一直不允许，导致了局势恶化。就算这样，当时的谢太后依然希望贾似道在临安坐镇，而不是率领所有机动兵力出去一搏。最终，贾似道把自己所有子孙留在临安当人质，朝廷才把剩余的机动兵力交给他出去一战。

此时决死一搏，已经太晚了。元朝陆军实力完全碾压宋军，水军在刘整、吕文焕等人训练、带领下也占了优势，宋军主要将官因为贾似道“公田法”和“打算法”对他们利益的侵犯，早已心生不满，对这种明显劣势的仗更不再有十五年前扬州、鄂州之战时的战意和士气。1275年2月，双方主力在铜陵附近丁家洲决战，结果是孙虎臣部在双方刚接战时不战而逃，夏贵部随后也不战而逃，宋军顿时士气崩溃、土崩瓦解，随后在鲁港

（今芜湖）遭到歼灭新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宋军这次失败，虽然有军事上的原因，但更多是政治上的全面崩溃。丁家洲之战中，第一个不战而逃的宋将孙虎臣，竟然是十五年前鄂州之战中护送城内贾似道突出蒙古军重围、到黄州指挥全局的功臣。这样一位将领带头怠工，可见贾似道的“公田法”和“打算法”对自己的政治基本盘造成了多大的伤害。随后的事请便毫无悬念了，蒙古军继续沿江而下，南宋朝廷最终投降，贾似道也身败名裂、死于非命。归根到底，这一阶段蒙古人能动员的人力物力比起宋朝来已经有了压倒新优势，试图动员更多人力物力的贾似道又在这个过程中得罪了堪称朝廷政治基本盘的地主官僚和军队领袖，导致政治上的崩塌。

纵观漫长的蒙宋战争，南宋能活这么久，一方面是因为有孟珙、贾似道等人领导下的有效抵抗，另一方面则是几次蒙古大汗死亡后的内讧拖延了进度。减去1240年代和1260年代初蒙古的内讧，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蒙古人对灭宋一事有条不紊地推进：对华北和河南地区的进一步消化，从大理大迂回绕道的奇思妙想，对四川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逐步蚕食，对襄阳不计代价的围攻，以及万事俱备后最终的雷霆一击，都体现了极高的战略规划和战术执行能力。

宋朝输给如此强大的对手，也实在不算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