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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树辉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4期

学术界对敕勒之种属、原居地及其迁徙历史至今尚不清晰，加之习惯于使用“古代民族”概念指称游牧集团所建政权，导致对与之密切相关的《敕勒歌》作者之种属、语言，敕勒川所在地域，《敕勒歌》反映的时代背景等问题虽孜孜探讨，仍未能达成共识。本文拟对诸问题再做探讨。

一 敕勒之原居地及其东迁

《晋书·慕容儁载记》所载的“敕勒”，其他史书如《魏书·高昌传》作“铁勒”、《旧唐书·回纥传》作“特勒”、《魏书·吐谷浑传》作“突厥”，此前《山海经·海内经》称作“钉灵”、《史记·匈奴列传》称“丁灵”、《汉书·匈奴传上》称“丁零”、《汉书·苏武传》称“丁令”、《魏书·高车传》称“狄历”，为草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诸群落的总称。诸名称均为tyrk的不同汉译形式。其源头包括塞种和自战国末年由河西走廊西迁中天山南北地区的乌孙先民（即其后形成的乌古斯部族），中天山南麓（包括天山山区）、天山北麓、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及锡尔河以东地区为其世居之地。史称其“种类最多”“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该名称下往往也将该地区的印欧人种群落即所谓“杂种”“异姓”部落群体包括在内。

正因此，《魏书·高昌传》称高昌“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贪汙（汗）山，夏有积雪，此山北铁勒界也”，《梁书·西北诸戎传》《南史·夷貊列传下》皆称高昌国“北邻敕勒”。《魏书·常景传》称，正光元年（520）九月，“乃令景出塞，经瓮山，临瀚海，宣敕勒众而返”。狭义的瀚海位于今新疆阜康市与五家渠市之间，可证敕勒的分布地域正在中天山北麓。

北魏时因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又被称作“高车”。《魏书·袁翻传》有“高车则僻远西北”之谓，并称：“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北史·高车传》：“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魏书·孝文帝纪》所记“敕勒树者”在同书《任城王云传》中作“高车树者”可予以印证。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宋纪》元嘉八年（431）十一月丙辰条“北部敕勒莫弗库若干”下亦注称：“高车酋长谓之莫弗。《考异》曰：《后魏书》《北史》本纪皆作‘敕勒’，《邓渊传》皆作‘高车’。按高车即敕勒别名也。”

就连见于《旧唐书·玄宗本纪上》的“咄六”和《旧唐书·突厥传下》的“咄陆”“都陆”，见于《通典》《太平寰宇记》的“突越失国”（文渊阁《四库全书》改作“突厥失国”）以及见于《册府元龟·外臣部》的“突厥施”和《唐会要·石国》的“突厥骑施”也与该词相关。《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至隋，有突越失国，即后魏之高车国矣。”《太平寰宇记·四夷·北狄·高车》：“至隋，有突越失国，即后魏之高车国焉。”同书卷200《四夷·北狄·突越失国》记载更详：

突越失国，本后魏之高车国，在北庭北，雷翥海东。《魏书·北夷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自号为狄历，诸夏以为高车。其俗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后徙于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部落浸大，常与蠕蠕为敌，亦每侵盗魏境。太祖亲勒六军，自驳髯水西北，略其国诸部落，得男女七百口、牛马将二百万，高车二十余万乘而还。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周七百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音，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

据所获牛马、高车数量推测，“得男女七百口”当为“得男女七万口”之误。此“突越失国”正是前突厥汗国及其后的西突厥汗国，亦即突厥语文献所载之tyrkis（与turkis，türkis同）国，称其为“本后魏之高车国，在北庭北，雷翥海东”，地望及历史正相吻合。“后徙于鹿浑海西北百余里”，是指该国于太平真君三年（442）被沮渠无讳攻破后西徙至今巴音布鲁克草原所在的大小裕勒都斯盆地。“鹿浑海”，《北史·突厥传》《隋书·突厥传》又称“西海”，即今博斯腾湖。其“西北百余里”正当今巴音布鲁克草原。驳髯水则是指今开都河，谓北魏军队溯河而上攻掠了该国。

此前，学术界认为敕勒居地位于蒙古高原，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便将“高车”“高车（敕勒）”标注于乌兰巴托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将“东部高车（公元429—？年）”标注于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将“高车（公元429—？年）”标注于音山以北地区，同时又将“铁勒”标注于SE楞格河东西地区。其实，分布于蒙古高原的敕勒部落是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至1世纪末以前由天山地区移徙至当地的，而分布于漠南，具体在今山西省北部及其以西相邻的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敕勒部落则是4世纪至5世纪上半叶被拓跋鲜卑由天山地区移徙至当地的。其时，留居西域的敕勒部落仍以“车师国”“高车国”或“敕勒”之名见于史籍。此外，河西地区也有高车部落。《资治通鉴·宋纪·世祖孝武皇帝下》记载，大明八年（464）七月“壬寅，魏主如河西。高车五部相聚祭天，众至数万。魏主亲往临视之，高车大喜”。

拓跋鲜卑曾于昭成建国三十三年（370）“冬十一月，征高车，大破之”。三十九年（376），苻坚发兵20万侵B其南境，鲜卑战败。《魏书·昭成帝纪》记载：“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音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抄，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同书《昭成子孙·寔君传》亦曰：“昭成时不胜，不能亲勒众军，乃率诸部避难音山，度漠北。高车四面寇抄，复度漠南。”自西汉以降，天山及其余脉就常被称作“音山”，此“音山之北”正是高车的居地。《汉书·匈奴传》：

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音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音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西域地区自冒顿单于时便为匈奴所据，《史记·匈奴列传》：“后北服浑庾、屈色、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所言“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的“音山”正是指天山。此前，学术界一直认为此“音山”就是指今音山山脉，而不曾将其与天山联系。音山山脉降水量很小，植被稀疏，仅东段的音坡有小片森林，显然与“草木茂盛”之记载不符。“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表明冒顿已将单于庭徙至该地。“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则是指霍去病于元狩二年（前121）夏和元狩四年（前119）春两度出击的天山北麓地区。

又，《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载“低回音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B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句下张揖注曰：“音山在昆仑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首，蓬发暠然白首，石城金室，B居其中。三足乌，三足青鸟也，主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之北”。正为此，自北魏以降直到唐代多称天山为“音山”（荫山），碑铭对此多有反映。史籍对此亦多有记载。《宋书·吐谷浑传》：“遂西附音山。遭晋乱，遂得上陇。”《旧唐书·突厥传上》：

始毕可汗咄吉者，启民可汗子也。隋大业中嗣位，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音山，有轻中夏之志。

《旧唐书·狄仁杰传》：

阿史那斛瑟罗，音山贵种，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镇，使统诸蕃，封为可汗，遣御寇患，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

就连唐代诗人，如岑参在《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亦称天山为“音山”。清人李光廷就曾指出，“自伊犁而东，其南支壁曰天山，其北支曰音山”及“自阿拉癸山之脉北绕，西至伊犁北山，东至阜康县之博达克（克达）山皆曰音山”。

魏晋时，高车及附属于高车的诸部（即所谓“高车杂种”）主要分布在天山地区，而天山以北地区亦属“漠北”，故有此谓。此前，学术界将“漠北”（幕北）理解为蒙古高原，又将文献所记之“音山”等同于音山山脉，故而认为高车是西汉后期至北朝初年由蒙古高原迁徙漠南的。

北魏自登国四年（389）开始直到神二年（429）曾多次征讨天山地区的高车诸部，并将其部众徙置漠南。史称：

（登国）四年春正月甲寅（按，此年正月无“甲寅”日，或有误——引者注），袭高车诸部落，大破之……五年春三月甲申（按，此年三月无“甲申”日，或有误——引者注），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天兴二年）二月丁亥朔，诸军同会，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三年）十有一月，高车别帅敕力犍，率九百余落内属……四年春正月，高车别帅率其部三千余落内附……（六年十月）丁巳，诏将军伊谓率骑二万北袭高车。司马德宗遣使朝贡。十有一月庚午，伊谓大破高车。（《魏书·太祖道武帝纪》）

（神二年五月），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车驾次于兔园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八月，世祖闻东部高车屯巳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遂遣左仆色安原等往讨之。暨巳尼陂，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魏书·蠕蠕传》）

后世祖征蠕蠕，破之而还，至漠南，闻东部高车在巳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将遣左仆色安原等往讨之……乃遣原等并发新附高车合万骑，至于巳尼陂，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魏书·高车传》）

（神二年）冬十月，振旅凯旋于京师，告于宗庙。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音山，竟三千里。（《魏书·世祖太武帝纪》）

（元嘉六年）八月，魏主至漠南，闻高车东部屯巳尼陂，人畜甚众，去魏军千余里，遣左仆色安原等将万骑击之。高车诸部迎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百余万。冬，十月，魏主还平城。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音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命长孙翰、刘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镇抚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资治通鉴·宋纪》太祖文皇帝上之中元嘉六年）

此前，由于学术界一直将“漠北”理解为蒙古高原，而将“鹿浑海”置于今乌兰巴托以西、鄂尔浑河以东。其实，上引诸文已交代得非常清楚：“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次于沙漠南，舍辎重轻袭之，至栗水，大檀众西奔”，“绝迹西走”，“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等均表明了蠕蠕败退和北魏军队进军的方向。“沙漠”位于音山以北，“栗水”按《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于燕然山东南，《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亦释为“今蒙古国中南部翁金河”。窦宪曾出居延塞，于金微山（东天山）大破北单于。所谓“窦宪故垒”位于东天山北麓今巴里坤盆地；北魏军队之后又进抵“去平城三千七百里”的兔园水，则兔园水更在今巴里坤以西地区，而绝非为燕然山东南的翁金河。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至今翁金河的直线距离至多也就1000公里，汉代一里为415.8米，则两地相距充其量也就2405汉里。“东至瀚海”亦点明了其向西抵达的地域位于中天山北麓。接着又称“东部高车”所屯之巳尼陂“去官军千余里”。高车袁纥部位于鹿浑海附近。所谓“袁纥”（或讹为“表纥”），当如王静如所言为on uj ur（十姓回纥）的译音，而 on uj ur正分布在天山地区。按方位、距离推断，巳尼陂必位于中天山地区，当指今巴音布鲁克草原。《魏书·世祖太武帝纪》有关神 二年（429）冬十月，“振旅凯旋于京师，告于宗庙。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音山，竟三千里”正是对此次征讨的总结，可证“西暨”之“音山”指天山而言。否则，由平城“西征”“从西北绝漠千余里”“辟地数千里”“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又当做何解？

濡源位于今河北省沽源县金莲川一带，五原位于今包头市西北，两地直线距离约650公里。而今之音山却在包头市以北，若称该“音山”指今音山山脉，则当谓“北暨音山”。“西暨五原、音山”表明其更在五原以西，由濡源向西“三千里”之音山正与天山相当。濡源为其原属地，俟音山（天山）地区的高车诸部被其征服后方有此谓。《魏书·蠕蠕传》：“蠕蠕主阿那瓌镇卫北藩，御侮朔表，遂使音山息警，弱水无尘，刊迹狼山，铭功瀚海，至诚既笃，勋绪莫酬。”将“音山”“弱水”及“狼山”“瀚海”对举，也可证其“音山”所指。《魏书·世祖纪》载，太武帝曾多次“行幸音山”，其音山亦是指天山。

其时，留居西域的乌古斯部落仍以车师国、高车国或敕勒之名见于史籍，被迫东徙的高车（敕勒）诸部自献文帝在位时开始不断举行武装反叛。《魏书·源贺传》载，皇兴元年（467）“河西敕勒叛”。《魏书·显祖献文帝纪》载，五年夏四月“西部敕勒叛”。《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延兴元年（471）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二年（472）二月乙巳“东部敕勒叛奔蠕蠕”，三月“连川敕勒谋叛”，三年十二月壬子“蠕蠕犯边，柔玄镇二部敕勒叛应之”。《魏书·京兆王黎传》载，太和二十二年（498），“高车酋帅树者拥部民反叛”。

正因为高车故地在天山地区，太和十六年（492）八月，归附柔然的高车首领阿伏至罗才与从弟穷奇各率所部民众十余万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桑乾（今山西省山音县）西返“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国人号之曰‘候娄匐勒’，犹魏言大天子也。穷奇号‘候倍’，犹魏言储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在南”。

“前部”指车师前部，即《突厥语大词典》所载乌古斯部族alqa b lyk部落（《史集》作alq(a)rāūl 或alq(a)lāūl ，当为突厥语alqa εvlik/alqa vlyk的转写之误，意为“前面房子”“前帐”“前庭”），居地位于吐鲁番盆地。其“西、北”指包括大小裕勒都斯盆地在内的中天山山区和中天山北麓地区。西返后不久，嚈哒便向其发动进攻，杀死穷奇并掳去其子弥俄突等。高车部众或往附柔然，或投归北魏被置于高平镇（今山西省高平县）。史称，正始四年十二月甲子，“蠕蠕、高车民他莫孤率部来降”，永平三年（510）九月丙辰，“高车别帅可略汗等率众一千七百内属”。

直到6世纪上半叶，敕勒（高车）民众仍未停息反叛之举。正光五年（524）三月，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又反，诸镇响应，《北齐书·斛律金列传》记载，敕勒酋长斛律金亦“拥众属焉”。《魏书·肃宗孝明帝纪》记载，同年四月，敕勒“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孝昌二年（526）三月甲寅，“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乾，西与河西牧子通连”。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六镇之乱”或“六镇起义”。

北魏六镇指的是北魏前期在都城平城北境设置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6个军镇，而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又是北魏六镇中实力最强的。20世纪80年代开展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曾在武川县大青山乡坝顶村发现一个直径98.5米的圆形祭坛遗址。后经发掘，出土有“少量祭祀用的陶罐”和“少量马和羊的肢骨等”。根据出土文物的年代测定，遗址的使用时间在430—490年。考古工作者推断该遗址是“北魏皇帝祭天遗址”。然而，未能解释北魏政权为何不将其设在平城近郊，而要设于边远的武川镇境内。

该祭坛应为敕勒（高车）民众所建，而与鲜卑人所建北魏政权无关。将其与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祭坛遗址和阿尔泰三道海子入口的祭坛遗址相比较，便可发现形制完全相同，实则就是东迁漠南“别为部落”的敕勒人（即乌古斯部族buzuq集团kyn支系和aj支系联合体）的祭坛。正因为武川镇在北魏六镇中实力最强，为敕勒核心集团所在地，才将祭坛设于该地。

二 《敕勒歌》：族群历史记忆的体现和乡愁请感的寄托

“敕勒川，音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北朝时期描绘塞外草原辽阔苍茫景象的《敕勒歌》，便是在这一战乱背景下歌唱并为史家所记录的，可谓是对其民间乡愁请感的宣泄和最好证明。《敕勒歌》从语言到意境浑然天成，质朴真淳，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堪称是一幅用语言文字描绘的经美画卷。

东迁漠南的敕勒人“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原部落组织形式的保留为其固有文化习俗的延续奠定了基础，而“好引声长歌”也正是其传统，“男女无小大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史称东魏兴和四年（542）九月，高欢围攻西魏军事要地玉璧城，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严防死守。玉壁城位于今山西省稷山县城西南5公里白家庄村西北的圈椅岭上，三面临沟，北临汾河，易守难攻。高欢采用截断水源、开挖地道的方式进攻，并采用心理战和离间计劝降，瓦解守方军心斗志，韦孝宽亦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抵御。双方交战50余天，最终还是以高欢的失败而告终。“玉璧之战”是北朝时东魏和西魏间发生的一场著名战役。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战术之复杂、战亡人数之多，都堪称是北朝战争史之最。史称高欢：“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高欢出生于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境内），“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通晓敕勒人的语言和民俗文化，让斛律金唱《敕勒歌》既可起到辟谣和稳定军心的作用，又可达到机励士气、振奋军心的目的。《敕勒歌》应是在敕勒人中广为流传的民歌。《资治通鉴·梁纪》，大同元年十一月己卯条改作高欢“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实误。即便斛律金能即席编唱，高欢又岂能“自和之”且“哀感流涕”？

后人因北魏政权为鲜卑人所建，习惯上统称其民众为鲜卑人，将其游牧群落所草语言统称为鲜卑语，也因此认为斛律金是用鲜卑语唱《敕勒歌》。如郭茂倩辑《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四·歌辞四》：

《乐府广题》曰：“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

其时，漠南的敕勒（高车）民众都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与鲜卑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如高欢便称厍狄干为“鲜卑老公”，称斛律金为“敕勒老公”。《敕勒歌》应是后来被译为汉语并流传至宋代。胡三省指出：“洪迈曰：斛律金唱《敕勒歌》，本鲜卑语……余谓此后人妄为之耳。敕勒与鲜卑殊种，斛律金出于敕勒，故使之作《敕勒歌》，若高欢则习鲜卑之俗也。”“使斛律金作敕勒歌”“使斛律金唱《敕勒》”都表明斛律金是歌者而非作者，正所谓“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乐府诗集·折杨柳歌辞五首》）。谓《敕勒歌》为斛律金所作固然有错，称其源自敕勒人却颇有见地。

歌唱《敕勒歌》的“朔州敕勒部人”斛律金正是反叛大军中的一员。文献亦可证“斛律”为敕勒（高车）之一部，姓“斛律”者均出自敕勒（高车）：

既而社仑率其私属执匹候跋四子而叛，袭匹候跋。诸子收余众，亡依高车斛律部。（《魏书·蠕蠕传》）

蠕蠕社仑破败之后，收拾部落，转徙广漠之北，侵入高车之地。斛律部部帅倍侯利患之。（《魏书·高车传》）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魏书·高车传》）

辛卯，和突逆击，大破之，社仑帅其部落远遁漠北，夺高车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帅倍侯利击社仑，大为所败，倍侯利奔魏。（《资治通鉴·晋纪》元兴元年春正月辛卯条）

若进而前推，北朝时期的“斛律”也便是西汉时期的“卫律”。“斛律”“卫律”应是同一词语的不同汉译。《汉书·李陵传》：“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单于立卫律为丁灵王可说明卫律（斛律）与丁灵的关系。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保留有35个“卫”姓人名，应与之相关。

此前，有学者认为“《敕勒歌》同斛律金无关”，断定“《敕勒歌》不是敕勒族民歌”，“《敕勒歌》是鲜卑族民歌”，《辞海》亦谓《敕勒歌》“歌词系从鲜卑语译出”。还有学者推断斛律金所唱《敕勒歌》时“用的是汉语”。史称“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阿六敦”为altun（金子）的音译，是地道的突厥语词。作为敕勒部人的斛律金唱《敕勒歌》只可能使用其母语敕勒语（即突厥语）。不可想象作为敕勒人的斛律金竟舍弃敕勒语而改用鲜卑语或汉语唱敕勒民歌。即便是当代的少数民族歌曲，亦需有相当汉语文化修养的专业人士翻译。单从《敕勒歌》的语句措辞来看，亦应是经过汉族文人的修饰加工后才记录于册的。不过，谓“此歌至少在北齐时已以汉语流行于世”，以及“此歌可能在高欢控制政权的东魏时已译成汉语了”，倒有此可能。再则，设若《敕勒歌》果真是“鲜卑族民歌”，也当以《鲜卑歌》名之，岂有以《敕勒歌》命名“鲜卑族民歌”之理？

迄今为止，学术界一直将《敕勒歌》描述的地域置于蒙古高原。称“敕勒川”是今内蒙古土默川，“音山”指音山山脉。然而，单凭“风吹草低见牛羊”句便可予以否定——音山以北是戈壁荒漠，南麓的牧草也都是低矮的，怎可能遮蔽牛羊？重要的是，敕勒人世居之地在天山北麓，徙居地在今山西省北部及其以西相邻的内蒙古部分地区，均与音山山脉无涉。音山山脉并不是客居漠南的敕勒人熟悉之地，《敕勒歌》描述的绝不可能是音山山脉的景SE，而只能是歌颂其故土自然景SE的民歌，是其族群历史记忆的体现和乡愁请感的寄托。

作为地名的“敕勒川”自然是敕勒人生活的地方。“川”有“平野、平地”之意，“敕勒川”所指正是天山北麓东起今吉木萨尔县，西至乌苏市断续相连的湖泊沼泽，亦即汉唐所称之翰海（瀚海）、北海，宋人王延德《西州使程记》所称“长广数千里，鹰鹞雕鹘之所生”的“北廷川”。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这片湖泊沼泽及周边湿地中还生长着高可没人的芦苇及各类牧草，至今仍保留有许多成片的湿地。即便是已干涸的地段，亦可从卫星地图上明显分辨出湖泊湿地的痕迹。“风吹草低见牛羊”正是对这一区域景SE的描述。至于“音山下”，则是指“天山脚下”。有学者认为“多罗斯川当即敕勒川，也就是今天阿尔泰山南麓的乌轮古河”，然而乌轮古河流域既非在“音山下”，也没有可呈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自然环境和景SE。

鲜卑部落本属东胡，“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草通古斯—满语族语言；而敕勒本在西域，草突厥语族语言。其语言间的差异很大，根本不能通话。孝文帝虽强制推行汉化政策，“诏断北语，一从正音”，“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也仅是对上层官员而言，并不能改变游牧部落民众草用多种语言的现状。敕勒人来自西域，怀恋故乡的乡愁请感一直萦绕在心间。时当攻玉壁失败，士气颓废，高欢亦“恚愤疾发”，以能引起敕勒人共鸣的民歌机励将士，正是凝聚经气神，振奋军威的最好方式。作为敕勒人的斛律金“不识文字”，在此请此景下只可能是用其母语歌唱，流传至今的《敕勒歌》只可能是由敕勒人使用的突厥语翻译而来。

三 “古代民族”概念质疑

长期以来，史学界习惯于使用“古代民族”概念来指称北方游牧集团或政权。然而，在研讨具体史事时可发现这些“民族”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秦汉时，诸部皆以“匈奴”或“匈奴别种”相称，今人著作都称之为“匈奴族”；魏晋南北朝时，鲜卑、柔然崛起，今人著作皆称之为“鲜卑族”“柔然族”；隋唐时，诸部又以“突厥”为其共名，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论著多称之为“突厥族”；744年回鹘汗国建立，今人论著多以“回鹘族”相称；蒙元时，又将北方诸部统称为“蒙古族”。其实，这些“族”均是以某部落（部落集团）为核心建立的政体。在我国，“民族”概念的使用始于19世纪末，常用来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等。同时还有“中华民族”等更为广泛的用法。所谓“古代民族”只是一个习用已久的概念，至今也不曾有明确的定义。

由于“民族”概念的滥用而导致许多历史问题难以解释。譬如公元前2世纪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雄霸北方草原的“匈奴族”为何自魏晋后销声匿迹？6世纪中叶突厥崛起后，原称雄东西的“鲜卑族”和“柔然族”因何迅速消亡？8世纪中叶“回鹘族”勃兴后，原“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的“突厥族”何以逐渐不见了踪影？“回鹘族”人口又何以猛增至数十万？这一个个“民族”怎么形成、消失得如此之快？如何理解诸“民族”的“源”与“流”及其形成和消亡过程？不仅如此，滥用“古代民族”概念以及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混用导致的另一问题是诸“古代民族”没有“尾巴”，而诸“现代民族”又没有“头”。常见的表述方式是古代某“族”是现代某“族”的源头，而并未考虑过这种表述在逻辑上难以自洽的问题。

当某个部落（或部落联合体）凭借武力征服了周边部落，构成更大一级的社会组织后，虽然仍沿用原名，其社会结构及组织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已发展成具有政治军事新质的政权形式。正为此，《后汉书·鲜卑传》称：“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魏书·袁翻传》：“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车、蠕蠕迭相吞噬。始则蠕蠕衰微，高车强盛，蠕蠕则自救靡暇，高车则僻远西北。及蠕蠕复振，反破高车，主丧民离，不绝如线。而高车今能终雪其耻，复摧蠕蠕者，正由种类繁多，不可顿灭故也。”可见，所谓“古代民族”均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体形式，与“民族”概念无任何瓜葛，二者分属不同的范畴，甚至与现代作为历史—文化概念的所谓“国族”也不可等同。使用“古代民族”概念指称不同历史时期的政体形式是导致分歧的最主要和最关键的原因。

结 语

敕勒（包括钉灵、丁令、狄历、丁灵、丁零、铁勒、特勒、突厥）为tyrk一词（或其复数形式tyrklεr）的汉语音译，用于指称锡尔河以东、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及中天山北麓（包括中天山山区）所有的突厥语群落。其源头包括塞种和自战国末年由河西走廊西迁中天山南北地区的乌孙先民（即其后形成的乌古斯部族）。北魏时，天山地区的诸多敕勒群落被徙至漠南（今山西省北部及其以西相邻的内蒙古部分地区）。《敕勒歌》由突厥语翻译而来，是敕勒民间流传的歌颂其故乡自然景SE的民歌，亦是其群落历史记忆的体现，寄托了敕勒民众怀念故土的乡愁请感。“敕勒川”指中天山北麓东起今吉木萨尔县、西至乌苏市断续相连的湖泊沼泽，亦即汉唐所称之“翰海”（瀚海）“北海”，王延德《西州使程记》所称“长广数千里”的“北廷川”；“音山下”指天山脚下；“风吹草低见牛羊”正是对这一区域景SE的描述。辨明敕勒所指及《敕勒歌》所反映的地域，对于突厥—回鹘史及西域史研究都大有裨益。

作者李树辉，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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