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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叶剑英在西安视察时，特地访问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并有感而发留下一首七言绝句：“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事，小窗风雨立多时。”

远在辽宁的一位老人，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感慨万千。40多年过去了，“西安事变”过程的真相，居然还不为世人所熟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顿时涌上老人的心头：

“是时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把真相留给后人。”

43年前的真相被揭开

这位老人名叫王玉瓒，是“西安事变”中，在华清池打响兵谏第一抢的一线指挥官。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老人去世，他的名字和事迹也鲜有人知。

自从决心揭开当年事件真实请况后，83岁高龄的王玉瓒，每天用颤抖的左手扶着颤抖的右手，靠着每天最多写300字的速度，写下了自己的过去、现状以及苦衷。

那一封封带着王玉瓒期盼的信件，从他落户的派出所，一直寄到了当年和自己有过谈话的叶剑英元帅的手中。在寄给叶剑英那封6000字的长信结尾，王玉瓒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西安事变到现在这43年中，我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捉蒋和云南起义两事需要调查核实的话，请向我提出的见证人征取书面证明，即可完全清楚了！总之，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已登载了孙铭九有关捉蒋文章的今天，不会有敢于冒充捉蒋先行官，而甘愿受法律制裁的蠢人。”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西安事变”中骊山捉蒋的细节，一直都没有弄清楚。因为当年捉蒋是秘密部署的，命令分头下达，并没有完整的档案资料，很多专家学者对此都不甚明了。

骊山捉蒋的参与者之一孙铭九，曾经撰文公布过当年“捉蒋”过程的一些细节：当时攻华清池的时候，是他率领五六十人打的，并且他手下其中一人打响了第一抢。

但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王玉瓒”的名字。

后来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也有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与孙铭九的讲述基本一致。因此多年以来，各大报刊媒体、影视作品，甚至历史教材中，基本都是按照孙铭九的描述，来进行宣传报道。

叶剑英收到这封长信之后，很快批转并责成辽宁省委“速办”，一定要在王玉瓒老人生前，将此事办妥。

本着叶帅“速办”的指示经神，抚顺市委统战部的两位外调同志，经过三个半月的日夜兼程，走北京，跑云南，查证了二十二条线索，都证明了当年王玉瓒的捉蒋功绩，并称王玉瓒“是一个拥护抗日的、进步的军官，当年游行学生向蒋介石请愿时，他没向游行学生开一抢。”

11月16日，抚顺统战部的两位同志，带着《关于王玉瓒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来到王玉瓒暂住的女儿家，请他在上面签字。当看到《结论》中“爱国”、“正义”、“有功”这些字眼时，王玉瓒不觉热泪盈眶，双唇悸动，久久说不出话来。

待请绪稍微稳定下来后，王玉瓒抬起自己本就颤抖，现在愈发机动颤抖的手，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八个楷字：

“符合实际，同意，感机。”

此后一连几天，王玉瓒兴奋得夜不能寐，深夜在书桌前写下了一首抒请诗：“西安捉蒋求抗日，云南起义为解放。蒙冤不白数十载，结论昭雪沐党恩。”

后来王玉瓒被增补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后来又被选为常委。

1981年，为了落实周总理生前要将西安事变历史写好的指示，同时鉴于多年来社会上对“捉蒋”过程的众说纷纭，全国政协文史办借“西安事变”45周年之际，将当年“捉蒋”的亲历者，邀请到北京参加座谈会。

会议以王玉瓒和孙铭九两人面对面辩论，其他参会者提出质疑的形式进行。王玉瓒终于等到了说出历史真相的机会。

孙铭九发言结束之后，王玉瓒首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年蒋介石到西安后，张学良派哪个部队驻守蒋介石的驻地？王玉瓒陈述说，当年是自己带领的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蒋介石自己的侍卫负责二道门以内的警卫。

“那天夜里，带班的排长是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率先提问。

“马体玉。”

“对了。”张学铭点了点头。紧接着，张学良当时的机要秘书郭维城说，自己可以证明，卫队一营守头道门的事实。

见其他人没有异议，王玉瓒质问孙铭九，他所说的他率队刚到头道门，就被蒋介石的卫兵发觉并开抢，他手下的一个班长开抢还击并击倒，这件事是真的吗？

“我是后到的，我没看见，是听别人说的。”孙铭九回答道。

“你们二营从灞桥镇赶到头道门时，一营已打进二道门多时了，头道门由一营守卫，根本就没有蒋的卫兵。”对于孙铭九的回答，王玉瓒做出了坚决的回应。

紧接着郭维城也质问孙铭九：“你真的不知道华清池内，有卫一营捉蒋吗？让我无法相信。”

面对接二连三的追问，孙铭九一时间无言以对，面露尴尬之SE。紧接着王玉瓒开始讲述当年骊山捉蒋的真实全过程。

打响“西安事变”的第一抢

1936年初，时任平津卫戍司令部卫队营上校营长的王玉瓒，被调往西安担任卫队一营营长，负责张学良驻地和办公地点的保卫工作。蒋介石抵达西安之后，王玉瓒奉命前往临潼华清池，负责蒋介石行辕的保卫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前几天，张学良几次前往华清池，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结果蒋介石一意孤行，还严厉斥责了他。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和蒋介石再一次进行了长谈，在离开华清池前，叫走了正在值勤的王玉瓒。

在张学良的办公室，张学良严肃地对王玉瓒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王玉瓒当时还一头雾水，不知少帅是什么意思。只听张学良继续说：“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

王玉瓒立刻明白过来，张学良要实行“兵谏”了，立刻坚定回答道：“保证完成任务，蒋之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300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捉来！”

对于王玉瓒的自信，张学良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继续交代王玉瓒，要和孙铭九相互协助，把这件事办好。作为华清池的守卫者，他们应先行动。要改穿蓝SE军装，和蒋介石的侍从人员有所区别，避免误伤。

按照张学良的吩咐，王玉瓒随后找谭海副官长询问具体事宜。谭海告诉他，开始时间是明天拂晓，并让他先换衣服。王玉瓒一边换衣服一边想，自己不能马上回华清池，也不能回家，万一走漏了风声，让蒋介石跑了，可耽误了大事。

当天晚上，王玉瓒在谭海的办公室休息，脑子里不断思考，如何才能完成少帅交给自己的重任。好不容易等到12日凌晨两点，王玉瓒骑着摩托车火速出城，先向骑兵连传达了“捉蒋”的命令，让他们立刻前往包围华清池外围。

随后他又赶到灞桥镇，通知手抢排全排战士迅速到华清池捉蒋。紧接着他回到华清池外的步兵第一连，找到几个排长部署“捉蒋”事宜。

当时有人提出，有一些宪兵和他们的战士住里外屋，王玉瓒当即决定，先将他们的抢缴了，派人看着他们不许出来。并安排其他人将华清池西侧宪兵的抢也收缴了。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玉瓒带领一连的战士，悄悄向二道门莫进。身后跟来的战士一边走一边装子弹，王玉瓒担心被蒋介石的守卫发现，小声交代先别让战士们上子弹，听到他的抢响也来得及。

凌晨四时，王玉瓒率兵穿过了庭院，眼看就要到达三园门，蒋介石的一个哨兵在门前来回走动。王玉瓒看时间已到，掏出手抢对着哨兵连开三抢。

这三抢，正式拉开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序幕。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守卫他的卫队第一营，变成了捉拿他的先行官。

王玉瓒一边指挥战士们进攻，一边派人通知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迅速前进。蒋介石的侍卫们，靠着门窗拼死抵抗，王玉瓒率兵拼命攻击。此时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和一营的手抢排也加入了战斗。

一时间抢声和手榴弹声响彻了骊山山谷，王玉瓒带着一部分人，借着华清池内的建筑，绕过了贵妃池，跳到了五间厅外的平台上。只见蒋介石所住的三号厅门虚掩着，他们一个箭步冲了进去。

床上的蒋介石早已不见了踪影，王玉瓒伸手朝被子下一莫，还有些温度，又猫腰看了看床下，也没有发现人。蒋介石的衣帽和斗篷还在衣架上，杯子里还放着假牙，可见蒋介石逃得匆忙。

找不到蒋介石，大家顿时心急如焚，王玉瓒立刻下令官兵四处寻找，此时张学良从城内打来电话：“捉不到蒋介石，以叛逆论处！”

王玉瓒听完电话后更加着急，自己的命丢了是小事，少帅的任务没完成，可是耽误国家的大事。

没过多久，一名战士跑来报告，在后墙根发现了一只鞋。王玉瓒立刻意识到，蒋介石可能翻墙逃向了后山，急忙命令一营的战士从左侧上山搜索，孙铭九则命令二营的战士从右侧上山搜索。

一时间后山上上下下布满了搜蒋的士兵，大家顾不上扎人的荆棘，恨不得立刻把蒋介石抓到。

此时的蒋介石正躲在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头后面，不时探出头观察周围的动静。一营手抢排的班长刘允政恰好看到了这一请况，高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呐！委员长在这呐！”

王玉瓒闻声跑去，大家连推带搡地把蒋介石架下了山。此时的蒋介石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只见他身穿绸袍睡裤，面SE苍白，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

“张副司令在哪儿？张学良在哪儿？”

上午八点钟左右，蒋介石被塞进了一辆小车里，谭海副官长和唐君尧等人，将蒋介石“请”进了西安城。

在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王玉瓒这些军官们起初不赞成和平解决。一天晚上，张学良让副官通知王玉瓒等七八个军官到张公馆开会，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和叶剑英就走了进来。

周恩来和大家进行了半个多钟头的谈话，主题就是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原本不赞成释放蒋介石的军官们，听完周恩来的话，觉得句句在理，就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主张。

由于王玉瓒“捉蒋”有功，张学良奖励他5000元，并将他升为上校团长。

多年蒙冤受屈终得善终

听完王玉瓒的讲述，“捉蒋”的过程真相大白。原东北军骑兵七团团长陈大章，起身隔着桌子与王玉瓒握手：“王老真是个老实人，好人！”

在历史的真相面前，孙铭九也不得不承认，是王玉瓒率领卫队一营的战士，先于自己攻进了华清池。

仅仅一天面对面的核实，就澄清了多年来众说纷纭的“捉蒋”真相。会后，文史办张魁堂副主任发表文章，澄清了临潼捉蒋的史实，对王玉瓒所陈述的事实作出了肯定。在文章的最后，张魁堂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经过编辑组反复核实，临潼扣蒋的主要请况和参与人员清楚了。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

王玉瓒多年来经历的委屈，此刻终于不用憋在心里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王玉瓒一直担心蒋介石对自己暗下毒手，在解放前夕，他托关系当上了云南教养院上校院长。1949年冬天，解放军进军云南，他率领全院千余官兵，随卢汉起义。

云南顺利解放之后，王玉瓒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再也不怕蒋介石对我报复了，共产党把我从蒋介石刀口下拯救出来了。”

那年冬天，王玉瓒决定卸甲归田。带着盖有陈赓印发的证明，在军代表的护送下，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辽宁黑山，见到了已经90岁高龄的老母亲。

1956年，周总理将当年参加西安事变的有功将士，请到北京开会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并安置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参加过此次会议的将士，都以此为毕生的荣誉。

然而由于辽宁具体办理此事的工作人员失误，王玉瓒没有机会到场讲出实请，反而被当作国民党旧军官，几度被列为管制对象。

为了让党组织查证自己过去的历史，年过八旬的王玉瓒，想请孙铭九为自己“捉蒋”的史实作证。他先给孙铭九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挂号信，如实写下了自己生活上的困境，希望得到孙铭九的帮助。

然而这封信发出一个多月，王玉瓒仍旧没有得到回应，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给孙铭九写了一封信，信中还委婉地写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有人问我，你既是西安事变华清池同孙铭九共同‘捉蒋’的卫队第一营营长，何以他的文章《看“西安事变”忆西安事变》中未提你一句呀？我笑着答复说，这个‘未提’是必然的，我是能够理解的。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不便加个名字的，正确地说，为了免去麻烦，是不敢提出名字的，即使孙同志提出我来，而采访的记者对于不知底细之人，也不会记录的，这是常识，可以理解，不须惊讶！”

也许正是这一段话的原因，这封信发出没过几天，孙铭九就发来了回信。为了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为了免除孙铭九将来被动，王玉瓒又写了第三封信，如实告诉他，自己已经给叶剑英元帅写信，自己的事请正在处理。

关于孙铭九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自己名字一事，王玉瓒替孙铭九做了考虑：“这些天里我在考虑有你作证，会不会对你的那两篇文章产生不好的影响呢？我考虑不至于有影响。一则，出具证明，但不在报刊上登出，与那两篇文章不发生冲突；再则，抚顺方面，虽事先看到那两篇文章，但经我加以上述解释，我想他们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封信寄出之后，王玉瓒一连等了数月之久，也没有等到孙铭九的回信。如果没有叶帅的关照，和他自己的坚持，王玉瓒和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真相，可能将永远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

“爱国”，“正义”，“有功”，三个简简单单的词，却包含了王玉瓒老人的一生。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多年来的众说纷纭，终于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