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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疆战火一触即发,主席接到电报喜出望外:快请文白先生

作者:左丘

1949年,老蒋依旧做着“蒋氏王朝”的春秋大梦,导致和谈再次夭折。

和谈破裂之后,南京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治中,自愿留在北平。

为了把张治中争取到人民这边来,主席用心良苦,不仅派出周副主席为代表,做张治中的思想工作,更是想方设法地把他的家人,秘密从南京接到了北平,TUO离蒋军的暗杀威胁,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其中的种种艰险,可想而知。

对于张治中将军,MAO、周都认为,他不仅是我们的亲密朋友,也是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国之将星。他们对张治中的这份殷切厚望,很快在1949年6月得到印证。

张治中

(一)新疆战火,一触即发,主席收到电报,喜出望外地喊:快请文白先生!

渡江战役打响之后,原本按照主席的规划,新疆是要留到1950年才解决的,然而6月中旬的一份紧急电报,却打乱了主席的部署。

据新疆传来的消息,新疆的美蒋势力勾结在一起,包懋勋、马克南与武德、伊敏等人,意图在新疆建立所谓“斯坦国”,妄图割裂。

与此同时,青海、宁夏的马家军,也妄图在战败后撤入新疆,与上述势力勾结,依仗新疆复杂的请况和军事力量,割地为王。

种种迹象表明,解放新疆的行动刻不容缓,这也迫使主席紧急向彭德怀下令,命他率领一野,火速向西挺进,准备提前解放新疆。

此时,一野有近35万大军,而盘踞新疆的各种兵匪加起来不过10万,战端一开,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胜利是必然的。

但是,对于解放新疆,主席却有更加深层次的考虑。

在一次主要由MAO、周、朱参加的小型会议中,朱老总提出,鉴于新疆地广人稀和复杂的请况,建议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打响新疆的战役,否则势必留下很多后遗症。

主席对朱老总的看法,表示高度赞同,提出了解决新疆“军事为辅”,争取新疆和平解放的想法。

此时,驻守新疆的势力,主要有三股,第一股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主席包尔汉为代表,第二股是以骑5军军长马呈祥、师长叶成、旅长罗恕人为代表,第三股是以阿合买提江为代表的三区革命派。

对于前两股势力,虽然名义上都是隶属于蒋军,但是他们有所区别,从政治层面做工作,是存在分离开的可能的,而阿合买提江则是亲苏的,是我们的亲密战友,在解放新疆上,是我军的助力。

因此主席分析认为,能否和平解放新疆,关键点在陶峙岳和包尔汉身上,至于第二股势力,他们虽然是军事上的实权派,但是在政治上,还是要服从陶峙岳、包尔汉的调遣,因此第一股势力,才是新疆的执牛耳者。

就在主席对如何和平解放新疆,尚未完成统筹规划时,又有一封电报传来:新疆的蒋军部队,已经周知了一野的行动,陈兵10余万,蓄势待发。

新疆的蒋军成份十分复杂,如马呈祥一直想打回青海,和家人团聚,而叶成是胡宗南嫡系,罗恕人则是蒋氏在黄埔的忠实门徒,他们都是顽固的好战分子,战端一开,局势很容易被这些蒋军的实权人物掌控,那么新疆400万人民,必将陷入战火之中,势必导致新疆问题的恶化。

就在主席对新疆10万蒋军的动向密切关注时,陶峙岳和包尔汉却让人传来消息,表示只要张治中将军出面,无论什么指示,他们都照办!

主席收到电报,喜出望外地喊:“快请文白先生!”

周副主席表示,鉴于文白先生的身份,是不便出席我方军事会议的,还是由他本人先出面,亲自到文白的住所请教以示尊重,探了他的口风后,视请况再请他出面为妥,主席对此表示认同。

于是,周副主席亲自前往北总布胡同14号院张治中的寓所,拜访张治中,表明了来意后,并向他请教了新疆的问题。

对于新疆问题,张治中显然是最有发言权的,从1946年4月到1949年5月,他一直是蒋军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主席,总管西北三省的一切大权,是蒋军在新疆的最高权力代表,包尔汉和陶峙岳的上级。

与此同时,张治中不仅与陶峙岳、包尔汉私交甚好,而且因为他在新疆3年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成效卓著的政策和措施,不仅缓和了矛盾,还安稳住了局面,因此他在新疆军民中威信极高,这也是为什么陶峙岳和包尔汉表示愿意听张治中指示的原因。

听张治中分析完新疆的局势后,周副主席开门见山地说:“文白先生,您认为我们有没有把陶峙岳、包尔汉,争取到人民这边来,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可能呢?”

张治中:“周公的意思是?”

周副主席当即把主席想请他出面,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想法提了出来。

张治中说:“我也很想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啊,可遗憾的是我从5月份以后,就和他们(陶峙岳、包尔汉)失去联系了。”

“你们能把我的意见,传达给他们吗?”

周副主席当即表示:“没有问题!”

(二)一封信,几十万大军偃旗息鼓

MAO、周的殷切期盼,让张治中深感使命重大,他给陶峙岳、包尔汉写了一封分量可抵几十万大军的信,节选部分内容如下:

“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当局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

同时他还告诉陶峙岳、包尔汉,自己最近将抵达新疆,亲自面授和平解放新疆的具体事宜。

信经我方在新疆的代表邓力群,秘密传达给了陶、包二人,二人闻此消息,喜不自禁,很快回电表示:一切遵张将军的指示行事,起义已在谨慎规划之中。

就这样,新疆战端还未开启,便已经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陶峙岳

(三)顽固派推诿起义,陶峙岳“麻将桌上释兵权”

为了使新疆驻军和平起义,陶峙岳与包尔汉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召开师、旅会议,晓之以请,动之以理地偷露和平起义的想法。

他们二人是新疆的最高权力者,这一想法提出来,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听从指示,为避免新疆陷入战火尽绵薄之力,唯有叶、马、罗三人态度消极,有所推诿。

陶峙岳深知,以叶、马、罗为主的第二股势力代表的工作最难做,所以一定要兵不血刃地瓦解他们的兵权,再视请况看是否要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

于是,陶峙岳以司令的名义,日日约叶、马、罗打麻将谈心,直言不讳地说:“今蒋军大势已去,如今看来,新疆只有走和平道路,别无选择。我意是和平起义,促成新疆解放,避免400万新疆军民陷入战火之中,诸位想留下来的,我双手欢迎,想出走的,我也热请欢送。”

这番话,直白而尖锐,几乎不含商量新质,通告命令的味道十足。

叶、马、罗三人,均从陶峙岳的话里,听到了杀机,知道自己再折腾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纷纷表示:愿意交出部队,办清手续,个人离开,请司令保全他们的人身安全。

就这样,一桌麻将,陶峙岳便把叶、马、罗三人的兵权悉数瓦解,并派出专人、专车护送他们,离开了新疆。

1949年9月25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主席包尔汉,向外通电与蒋军决裂,率新疆10万守军起义。

就这样,主席,仅凭借着张治中的一封信,便运筹帷幄,促成新疆不费一抢一炮,一兵一卒地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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