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生书局经理张培植烈士入狱佐证了化真照相馆在高蠡暴动中的贡献
更新时间:2022-06-26
| 协生书局经理张培植烈士入狱佐证了化真照相馆在高蠡暴动中的贡献 张培植先生与高蠡暴动的领导人李永茂、李学敏等都是好朋友。1932年8月高阳、博野、蠡县准备举行革命暴动，为此河北省委成立了运输大队，向暴动地区输送外地来的支援人员、武器及物资。运输大队的接收总站就设在清苑县东闾村的张培植先生家。
民国21年（1932年）9月12日《大公报》关于高蠡暴动的报道 暴动前夕，中共河北省委派齐庆祥等人从天津国民党爱国将领吉鸿昌那里弄到一批抢支，装入二百个夹层蜂箱里，经白洋淀运到保定刘守庙。张培植携家人及战友乘船前往接应，通过旱路转运到东闾村。暴动失败后，领导人白坚、齐庆祥、李永茂、刘子玲、李学敏等先在张培植家隐藏，由那里潜往唐县和满城，有些人（白坚）是张培植亲自雇用遮着布幔的轿车送到保定再转送的。
高蠡暴动的领导人白坚 张培植才思敏捷，通晓古今，对书法也很有研究，常应人之邀写条幅对联。他城内的寓所就在火神庙街路南。张培植平时生活非常俭朴，一不抽烟，二不饮酒，三不吃肉，四不收礼，五不赴宴，夏天总是一身浅灰布衫，尖口青布鞋，冬日出门穿着一件早已退了SE的棉布袍。他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准他们挥霍浪费。如长子张林池，虽然求知心切，但也只能同很多学生一样，经常挤在中国书店人堆里，从书架上拿书站着阅读。
这是2019年3月4日，我和家人以及张培植烈士亲属、《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邓晓岚老师、陈华老师、市党史办孙主任、河北大学乔云霞老师、张金凤老师在宇良（化真）照相馆旧址前合影留念。 然而对待革命工作和社会慈善事业，张培植却总是慷慨解囊。在化真照相馆的柜台，常有地下工作者凭张培植的手条取款、借钱。设在恒昌照相馆的秘密书库，也经常无偿地将书供给凭张培植条子取书的人。穷苦大众如排子车夫、人力车夫、装卸工人、小摊小贩，只要有了困难求上门来，张培植先生总是尽量援助，无偿给他们开要、打针是常有之事。因此，协生印书局冒着风险运送革命书籍时，都能得到这些穷朋友的大力支持。 为了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张培植先生热请倡导农村兴办小学，慷慨赠款。有二十多个县镇小学聘请他为名誉校长、教务长或校董事，他无偿给这些学校提供书籍，时常下乡去免费教课。 1933年10月，国民党对南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随即在文化战线上也实行封建文化专制，查禁革命刊物和进步书籍，先后颁布了《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宣传品审查标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等。《民声日报》总编辑烟兆墀因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当局，被蓝衣社特务逮捕杀害。这个事件对于协生印书局是一个危险信号。
民国时期的保定行营 1934年5月间，张培植被国民党保定行营传讯，次日特务查抄了协生印书局。在此之先，排子车、人力车夫已在一晚之间将革命书刊抢运出去，敌人只抄到了一些小学补充教材、教学参考书和黄SE书刊的样本。张培植清楚，恒昌照相馆书库的存书一时转移不出去，就乘伙友送饭的机会秘密嘱托伙友张同禄回去将书烧掉。藏书在3天之内付之一炬。张培植在狱中一口咬定自己是买卖人，不问政治，谁给钱就给谁印刷。
保定行营特务头目周大列并不死心，他将张培植扣押了3天后，假意答应保定商会会长侯润章和协生印书局股东刘志胜作保释放，暗中则派特务对培植加强跟踪盯梢。7月初，警特突袭协生印书局的秘密藏书点之一大吉祥院抄出了三汽车革命书刊，张培植第二次被抓人保定行营监狱。 协生印书局被查封后，我党在保定城内的地下活动几乎绝迹。齐庆祥奉命来保定重建地下党组织，一进城即被“狗”跟上，很快遭到逮捕，恰巧和张培植同监。他俩本是革命的老战友，现在又成了患难之交倍觉亲切。同牢难友共有40多人大都是二师学生、高蠡暴动失败后被抓进来的革命同志，论年岁张培植最长，他为人正直、热忱、深沉、老练，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大家都称呼他为“老大哥”。张培植也总是为难友们筹谋划策，编造假口供欺骗敌人，还同齐庆祥一起组织大家开展狱内斗争，争取要物和足够的饮水，延长放风时间以及允许伤员托人代领食物等。张培植还为同伴治疗伤患，甚至不惜用口吮吸溃烂化脓的伤口。
1935年3月20日《新天津》 一次，敌人把群玉山房的苏（蓝田）老板带进牢来辨认齐庆祥，张培植事先嘱咐他:定要沉住气，注意凹胸折膝，把头放低。当齐庆祥混在难友队伍中从敌人面前走过时，竟然未被那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苏老板认出来。
照片来自《冀中红潮》作者李清方 1934年10月张培植被指控犯有窝藏二师学潮指挥者 收留被开除人员，掩护高蠡暴动的策划者，印刷发行共产党的书刊传单毒害青年三条罪状，被判刑七年，押解到北平十二条陆军监狱。家里卖掉了家乡所有的地和房，仍没能将他赎出来钱也打了水漂。 1936年底，国民党当局迫于西安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释放政治犯，张培植重新获得了自由。他没有立刻回家，投宿北平沙滩街心一处公寓，以坐牢患关节炎需热水治疗为由，每天去浴池洗澡，实际上是等地下革命同志接头，却一直没有接上。春节过后他才回到家乡。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日夜悬念，家人也埋怨他，他解释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托带的东西没交出去，不好早回家。”后来他又将从狱中带出的密信，小心翼翼藏人线装《三国演义》的书页里，带去白洋淀，仍没有见到接头人。 在此期间，国民党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之弟宋子元，曾以高官厚禄收买他，但张培植先生却书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作为回答，他对家人表示:“我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