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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焚书坑儒，就是秦始皇焚毁书籍、坑杀术士，千百年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并将之视为秦始皇的残暴证据之一。

根据史书记载，除了《秦记》、官方馆藏的书籍（后来被项羽烧掉）、医要卜筮种树等实用技术书籍之外，其他的都被秦始皇一概焚毁。以此而论，历经秦始皇焚书、项羽火烧咸阳之后，先秦基本上没能留下多少书籍了。

然而，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取得两个重大发现，让人不得不再度审视史书笔下的秦始皇，因为“焚书”极有可能是儒家编造的谎言，秦始皇或又被冤枉了一次。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考古专家在“银雀山汉墓”中挖出大批汉简。经过整理，出土4942枚完整与残缺的汉简，还有数千枚残片，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音阳时令占候之类·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等古书，其中不少书籍后世已经失传。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考古专家挖出一批汉代帛书。经过整理，一共28种、12万字，内容包括《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等等，其中不少书籍后世失传。

专家通过考证发现：马王堆汉墓是汉代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地，大约西汉吕后、汉文帝时下葬；银雀山汉墓的主人未知，但下葬时间大约是在汉武帝早期。也就是说，由于两座汉墓距离汉朝建立的时间很近，因此大部分出土的书籍，都不可能是汉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写作的，只可能是先秦就流传下来的，即上述大部分书籍是先秦古书。

西汉时期，刘向编写的《别录》，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规模非常庞大，但上述不少书籍，刘向却没有将之入编，反映出先秦古书流传到汉代的数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刘向记录的并不完整。

更为重要的是，从上述出土书籍的名称来看，很大一部分属于政治、军事、外交等书籍，应该在秦始皇焚书的名单目录上，但偏偏这些书籍出现在了汉代古墓中，为什么？显然，只能说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需要重新审视，如果他真像史书记载的那样焚书，那么就两座汉墓中就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先秦古书。

其实，刘向收录了很多书籍，甚至还编撰了内容丰富的《战国策》，司马迁编写的50多万字、通史新质的《史记》，以及其他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等，也说明秦始皇的“焚书”，绝非史书所说的那样。

但如果说秦始皇“焚书”是谎言，那么为何史书上众口一词的如此记载？在更进一步考证之后，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或许就揭开了真相。

对比上述两座汉墓出土的古书可见，里面都没有出土一部儒家经典，多是百家争鸣、道家黄老学说、兵法等书籍。银雀山汉墓位于山东临沂，临近孔子家乡曲阜，但墓葬中却无一儒家经典；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墓葬中有不少齐国典籍，却没有一件儒家经典。

两座汉墓中，为何无一儒家经典？汉朝初期，实行的是黄老政策，对儒家并不待见，窦太后甚至因为汉武帝重用儒生，差点决定废掉他。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两座汉墓主人不信儒家，随葬品中没有儒家经典，在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但还有一种可能是秦始皇只焚烧了儒家书籍，导致汉初儒家经典“稀缺”，而从史书记载来看，这种可能新很大。

秦始皇焚书的原因，在于路线之争，秦始皇、李斯倾向于“郡县制”，儒生倾向于依古制实行“分封制”，两者就爆发了机烈的矛盾。

最终，秦始皇认为儒生喜欢“以古非今”，于是决定焚毁厚古的《尚书》、《诗经》，以及方士的《道经》，实现“厚今乃焚古”的目的，并下旨将以古非今的灭族。《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这里没有说焚毁其他书籍，而只说“焚诗书”。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秦朝可能扩大化了，将诗书之外的儒家经典列入焚毁行列，导致汉初儒家经典稀缺。

综上可见，所谓秦始皇“焚书”，其实焚毁的是“诗书”，针对的是儒家“以古非今”、“厚古薄今”的行为，并未焚烧或并未大规模焚烧其他书籍，所以马王堆、银雀山汉墓中才会出现众多先秦古书，但由于秦始皇“焚书”让儒家利益受损，所以儒家掌握话语权之后，就将“焚诗书”作为秦始皇的罪状大肆宣传。

最终，由于“焚诗书”简化为了“焚书”，而“焚书”之“书”又会让人误会为“书籍”，于是秦始皇大规模焚书恶行就被流传了下来。

参考资料：《史记》、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