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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改朝换代，要消除前朝影响，通常要造新钱，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大量铸造“洪武通宝”铜钱，衣取代元代货币。但铜币不便携带，因此民间商贾交易，依然习惯使用元朝遗留的纸币。为彻底消除前朝影响，同时也为解决新朝国库不足，朱元璋模仿元代实行的纸币制度，于洪武七年（1375年）立钞法，成立发行纸币的专门机构——宝钞提举司，有点像今天的国家银行，时隶属总管全国政务的中书省。宝钞提举官不大，也就正八品，但权力不小，负责明代的印钞、钞库等职责。次年三月，明代造“大明通行宝钞”纸币，诏告民间通行。面额自一百文至一贯，共六种，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上有“中书省奏准印造”字样。

明代的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领辖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一直由功勋大臣统管，职权甚重。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处死疑密谋叛乱的中书省最高长官丞相胡惟庸，并乘机废除中书省，将六部管辖权直接划归皇帝。故此后宝钞上的“中书省”被删除，改为“户部”。但为维护市场稳定，朝廷规定“天下军民无分，中书省、户部一体使用”。即“中书省”虽然被废，但“中书省奏准印造”的宝钞依然能够使用。作为明代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宝钞面值最大为一贯，最小为十文，共计十余种之多。基本满足了明代早期朱元璋调北填南、屯军开垦、官员俸禄、修建帝陵等浩繁支出。

贵州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所谓“钞版”，即印钞的模版。通体黄铜铸模，保存十分完好。钞版高32厘米，宽21厘米，厚1厘米。整个版面构图，疏密相间，古朴经致，主题明确。正面上部为长条形额，内铸阳文楷书，横题钞名“大明通行宝钞”六字，左右两端饰火云纹。正面下部为竖长方形边框，框内中部又铸上下两个方框。上框顶端铸阳文楷书“壹贯”二字，其下铸钱纹10串，每串又画有10钱。一贯系明代面值最大的纸币，等于铜钱一千文，因此每枚钱就代表10文。若五百文就画钱五串，依次递减。这种图形表示的方法，可以照顾到不识字的老百姓也知道宝钞价值。上框左右两侧，分刻九叠篆文“大明宝钞”和“天下通行”，共计8字。九叠篆最早流行于宋代的官印，明早期敕赐地方的印章，以及云贵两省发现的明代卫所官印，也多使用九叠篆。因此在宝钞上使用九叠篆，就是代表官方的意思。

下框铸阳文楷书，竖向七行，共42字，内容为：“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伯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 年 月 日。”显然，这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中书省，印钞权交移户部后所铸。为防止民间伪造货币，明朝延续了元朝的严苛刑罚，即“伪造者斩”。据《元史·刑法》规定，伪造宝钞，首谋起意者，雕板抄纸者，收买颜料者，书填字号者，窝藏印造者，皆要处死。明代则在此严苛刑罚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检举人的高额奖励。告发伪造货币者，不仅朝廷单独奖励250两纹银，并且制伪者的个人财产也将全部没收，奖励给告发者。这在当时，是极具有或力的悬赏通告。此外，在防伪方面，明代宝钞沿用元朝的“桑穰为料”，桑穰是桑树的第二层皮，是造皮纸的上等原料。通过朝廷管控，使得造伪者几乎没有原料来源。

钞版正面下部方框周围，铸造有四条经美的龙纹和缠枝蕃莲纹。《明史·食货志》将此纹饰记载为“龙纹花栏”。钞版背面四角铜铸加高，高3.7厘米，形成四条版足。正中铸造竖排钞版编码“泉字叁拾号”。泉水可以流动，货币亦可以流通，因此这个“泉”实际就是“钱”。关于贵州省博物馆这块一贯钞版的来历，据考古学家卫聚贤回忆称，南京明故宫曾发掘到二版，均为黄铜铸模。一为“泉字贰拾玖号”，一为“泉字叁拾号”，均保存在南京古物保存所。抗战爆发后，南京文物内迁西南，存放安顺华严洞。抗战胜利后，有少量文物被留在贵州。1959年，“泉字贰拾玖号钞版”由贵州省博物馆拨调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留下的就是这块“泉字叁拾号钞版”。笔者原来曾撰文，认为抗战南迁文物不会留存在贵州，看来原来的认知有问题。通过这块钞版可知，确系有部分南迁文物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留存在贵州。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宝钞一味大肆的发行，但并没有足够的“兑换准备金”。也就是说，明王朝的国库中，没有实际的金、银、铜等发行宝钞的等价储量。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最终造成老百姓想用宝钞兑换钱物时，却无法兑现。一贯宝钞从最初价值一石（dàn）米到一文不值，仅仅用了不到三十年，便彻底崩盘。唯一稳定的，是宝钞“高一尺，广六寸”的数据始终不变。明代有营造尺、量地尺、裁衣尺三种尺寸，其中营造尺的尺寸与钞版相同，均为32厘米。这款迄今为止最大的纸币，最终是以稳定的尺寸博得信任，沦为明代老百姓的度量衡工具。

（撰文：龙虎）